（清明节给母亲扫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到了，我怀着深深思念的心情，从几百里外的南方，急急忙忙赶到固镇石湖大邹家，直奔父母亲的坟茔，当我看到父母亲土坟的时候，已经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你的不孝之子向二老赔罪来了！”

我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去逝了。母亲带着我要饭，帮工。解放后，我上了学，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母亲却突然得病去逝了。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带大成人，连我的一滴水都没有喝上就走了。母亲养育之恩，我今生今世，再也没有办法报答，我只有等待来生加倍报答了。

我母亲的坟，和大邹家的所有的坟茔一样，没有竖碑，没有砌砖，更没有上钢筋水泥，只有很小的土堆。

我的母亲，解放前没有名字，娘家姓葛，人称葛邹氏，简称葛氏。解放后，起名葛玉兰。

母亲去逝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分地、一间房；却给孩儿留下了比生命还重要的两笔遗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第一笔遗产——穷。

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全家住一间茅草房：土墙，草顶，秫秸攀成的芭薄门，土砌圈的地铺，一床破被，还有土垒的地灶锅，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还有个两岁的小妹妹。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靠父亲给有钱家帮工挣的粮食来维持。日本到了固镇以后，农村局势混乱，父亲在农村找不到活做，于是跑到蚌埠，因为没有良民证，日本人就把父亲当做新四军的探子加以审讯，在刑讯的时候，灌汽油、灌辣椒水，然后，再用杠子把汽油辣椒水混着血一起轧出来，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也没有问出个结果，因为我父亲确实不是什么‘新四军的探子’，后来，通过在蚌埠的本庄侄子邹宽仁作保，才保留了一条命。但内脏已经受到严重地摧残。因为无钱医治，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成了残废人。家里的顶梁柱垮了，只剩下要饭一条路了。这时，小妹妹因病，无钱医治离开了人世。我们举家跟着人家吃挨饭，要饭，经全椒、含山县到和州。第三年，到了上海，在讨饭期间又添个*弟弟。晚上，我们有四百多难民住在长阳路的菜市场里，地面肮脏潮湿。这时，我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经常吐血，饭也吃不下，又发起烧来，眼看就不行了，妈妈怕父亲死在外面。就请同庄的邹明秀顺路把父亲带回家。到家12天，父亲就带着疾病、饥饿、仇恨离开了人世。死后，没有棺材，卷着苇蓆走了。

不知什么时候，传染病在菜市场的难民中间传播开来，三天两头死人，非常恐怖。我们难民是出来逃生的，不能在那里等死。于是，和邹立邦一家来到了提篮桥。

日本鬼子投降，到了1946年的6月，我们回到了大邹家，到家不久，*弟弟又染病死了。一天中午饭后，我们在树下纳凉，唯一的一间破茅草屋，因年久失修，倒塌了。幸好，还给我们留下两条穷命。我们娘俩已经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穷光蛋了，当我们无家可归的时候，邹其新收留了我们，他把我们安排住进了他家院子里的一间偏房里。

人再穷，总是要找个生活的门路，我的年龄小，做不了大工，就到东乡给人家打草喂牲口，挣口饭吃。

新四军来到了淮北平原的广大农村，组织农会，办学校，组织农民上夜校，有困难的农民给于救济。母亲把我叫回家，上夜校，在老师的动员下，我上了学。解放前，上学，那可是有钱人家的事，我这个要饭、帮工的孩子做梦也不敢想上学的事。现在，我还真的走进了学校的门。

土地改革，我家分几亩土地，我每天上学回家就下田劳动。劳动就是为了保证学习。

自己有了土地，如果不上学，在家帮助母亲劳动，生活肯定可以改善，我这一上学，困难可就来了。那时候的土地产量很低，我家喂不起牲口，人说“庄稼没有牛，不如叫花头。”每亩地只能收30~40斤，七亩地收的粮食，不够我们吃半年的。

大邹家是初级小学，初小读完了，要到六七里以外的石湖上高小。

过了年，家里粮食吃完了，“糠菜半年粮”开始了。早晚在家吃野菜，中午，带一点蒸熟的山芋叶子到学校吃，农村到了“青黄不接”的五月份，妈妈说：“家里山芋叶子也吃光了，你只有饿着肚子上课了。”我说：“要饭大江南北好几年，那么多困难都走过来了，现在的春荒还能闯不过去？”妈妈说：“你长志气了，人生下来就有穷富，生在富人家有吃有穿，享尽荣华富贵；生在穷人家，就吃不饱穿不暖，我们生在穷人家，出身是无法改变的，但前面的道路是人走的，人说‘十年河东转河西，莫嫌穷人穿破衣’。我们人穷不要紧，就怕志穷，有苦不吃是孬种，人只要有志气，没有饭吃有苦吃，，饿掉了几斤肉，我们的骨头还在，只要骨气在，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怕吃苦才是好孩子。”我点点头说：“妈妈，我记住了。”上课时，虽然强打精神，鼓励自己坚持，有时还是头晕眼花，中午放学了，同学们吃饭了，我走到学校操场边，躺到地上就昏昏欲睡。老师发现了，叫我每天中午到学校厨房领一个杂面窝窝头，我领窝窝头时遇到了好几个同学，其中就有我的好朋友邹其林。看来饿肚子坚持学习的同学不是我一个。

1953年，我考上了初中，后来上了师范。

1954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学生定量供应，每月30斤。因为没有什么蔬菜，多数学生吃不饱，到饭店也要凭粮票就餐。有的学生饿得坚持不下去，辍学回家了。吃饭不要钱的师范生也有饿得撑不住跑回家的。而我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在中学师范，虽然吃不饱，但那是精米细面。对于我这个要饭花子来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饭。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在一个锅里吃饭，自我感觉两重天，一个认为是天堂；一个认为是地狱。富人的孩子放假了，回家好好吃一阵子，补补身子；而我放假回家仍然要以野菜当主食。

学校放暑假，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妈妈说：“家里没有粮食了，你到西刘集扒河去吧。那里‘以工代赈’以兴修水利的方式，来救济穷人，去扒河的穷人，一天一斤大米。”我扛个铁锹跑到工地。干起了土坊活，那里还有大邹家的邹宽敏，邹宽仁、赖猴子。这么重的活，一天一斤大米，一顿就可以吃掉了。怎么办。一天三顿稀饭，多兑水，撑大肚皮，就感觉饱了。干了40天，我还觉得比要饭好。

第二笔——“不是你的东西，半根草也不能拿。”

在上海要饭的时候，要穿弄堂（上海人发音叫‘隆当’）。妈妈带着我往回走，发现地上有一件新衣服，我急忙上前去拾，妈妈说：“不要拾，这可能是楼上晒衣服被风刮掉下来的。”说着就大声喊：“这是哪家的衣服掉下来了？……”话刚落音，楼上已经有三个人从几个窗户伸出头来看，一个中年妇女说：“那是我家的。”说着从三楼跑下来把衣服捡起来对妈妈说：“xia,xia,nong,nong,shi,hao,ni.(上海话，意思是：谢谢。你是好人)。”事后，妈妈拉着我的手庄重地对我说：“不是你的东西，半根草也不能拿，你给我记住了。”我点点头说：“孩儿记下了。”

1959年秋，我师范毕业，分配到凤阳县实验小学当教师。一眨眼，跨进了60年。大跃进的疯狂年代过后，经济全面崩溃，口粮供应锐减。教师口粮，原来每人每月定量30斤（市斤），年初开始，月月减，到七月份，每人每月，还有18斤，秋天，每人每月只有二斤豆饼，三斤大米，其余的由粮站供应‘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由各种树叶、草根加工成面，由厨房做成面团，给人吃。

学校食堂，有五十多人就餐，供应少得可怜的大米、豆饼，就是大家的命根子，原来放在食堂里，大家不放心，要推选出可靠的人来保管。结果，刘运章和我被选中。五十多人的生命之源交到了我们两人的宿舍里。教师的主食是小秋收，饿病越来越严重，因为营养极度缺乏，全身开始浮肿，饥饿把教师逼到了死亡的边缘。早晨起来，我的两眼肿成一条缝。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月，在人们生活极度困难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如果说，我每天夜里，从我保管的豆饼里，偷二两填到肚里，也就不会浮肿了，但是我没有那样做，也不能那样做。因为每个教师每天只有一两米，六钱豆饼，虽然少得可怜，但那可是每个人的生命啊！如果偷吃了人家的东西，那就是要人家的命。妈妈的话“不是你的东西，半根草也不能拿”我不能忘，可以说我没有闪过一点‘私念’。后来上级调来了黄豆，每人每天三两，治好了教师的浮肿病。若干年后，我常说：如果我现在快要饿死了，我的身边放着别人的一块豆饼，我都怀疑我能否坚持住——不吃

后来，我调到一所中等学校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协助领导管理后勤、基建。我开始接管的时候，经济交往，按计划运行。单位建设项目经计划部门批准后，交建筑部门去做，所需材料按计划供应。开工了，由建筑单位宴请个开工酒，工程结束了，建设单位举办庆功宴。自从把计划经济推向市场以后，自由竞争愈演愈烈，为了做成一笔生意，拿到一项目，攻关开始了。攻关就是自我推荐。行贿、回扣、暗箱操作等都来了。为了争取一个项目，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

解放后，杀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帐子善，经过‘三反五反’，经济交往有个清正廉洁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五十年代靠大印（政府印），六十年代亲笔信（首长批条子），七十年代小白棍（香烟），八十年代请吃饭，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改革开放初，行贿以送物为主。1980年开始，我们学校进入大发展时期，基建项目，一个接着一个，我分管基建的具体工作。请客送礼，开始还不太盛行，后来送礼越来越重。特别是逢年过节。一个春节前，一个客户把一大蔴袋东西送到了我的家里，我回家打开一看：猪屁股、大鯉鱼、鸡、酒、糯米……，年货，应有尽有。收下了，可真过个肥年。这时，母亲的话在耳边响起，即刻，心潮翻滚，不能收，我晚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叫来开车师傅，连夜把年货拉到40里外的客户家，我和师傅叫开客户的门，说：“下回不要送东西了，但，我们的生意还要继续。”客户红着脸说：“是，是，是！……”

建筑行业推向市场，不但没有风险　而且利润丰厚，所以竞争激烈，攻关不择手段，往往金钱战胜技术实力。学校兴建学生宿舍楼，有个建筑公司通过亲戚放话：“如果这个项目给他做，见面费两万，以后的好处费，好商量。”这么大的一笔钱，对于我这个月工资只有百元的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那时候，万元户就是财主了，如果是劳动致富，有这么多钱，就要受到国家表彰了。我对亲戚说：“竞争凭技术实力，凭质量，见面费就不谈了。”我很明白，如果你收了见面礼，好处还在后头呢！他可以给你五万、十万……，你要的越多，建筑方赚的越多，钱从哪里来？从工程里来，为什么出现豆腐渣工程？就是因为大量偷工减料，工程质量被腐败分子掏空了。就是这样劣质的豆腐渣工程，通过金钱铺路，能过五关斩六将，质量检验，照样是“优”。

后来，逢年过节，，不送实物送现金，快要过年了，信封朝我家里一放就走，我的老伴发现信封里装的是钱，立即追上去退还给他，没有追上的，我以开会的名义，把钱当场退了回去，在中学读书的孩子也能收到礼金，他们对孩子说是助学金。我对孩子说：“不是自己的，半根草也不能要。”孩子很听话，主动地把钱退了回去。

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腐败，无论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都存在着回扣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我经历的太多，不啰嗦了。掌权的人，金钱的诱惑太多，把握不住自己，越雷池半步，就会跌进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当然，也有不少腐败分子包装得很好，相安无事的。所以反腐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1995年11月，我退休了，月退休金770元，一套旧公房，退休后，没有存款。有人会问，你经手那么多工程，就这么干净？退休前，我在总务会议上说：“现在我不说我没有受贿，如果有一天，上面来调查我的经济问题，凡是与我有经济交往的单位、个人，只是简单说我没有受贿，就说明我有问题。他们确实向我行了贿，我是怎么做的，他们会说真话的。”

穷不是光荣的事，我不大愿意说，但不能说空话。我本来是个小乞丐，帮工读书，小学教书。一路走来，不富有，很满足，一生工作平平，很自豪。因为我遵循妈妈的教惠，通过自己的努力，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在工作中，我没有拿别人半根草。

我的母亲是个文盲，中等身材，解放前连个名字都没有，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最低层，帮工、要饭伴随着她的人生，粗糠野菜维持她的生命，人们在妈妈的面前说：“你房屋一间，地无一垄，是庄子里最穷的一家，太苦了。”妈妈平静地说：“谁不想发财呢！我做梦都想。生在穷人家，扎下了穷根，怕吃苦也不行，苦惯了，也不觉得苦。人，只要勤劳，总有一天会改变的。”

母亲的精神是天下母亲共有的精神，做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怕吃苦、不怕磨难，不谋私，堂堂正正的做人，努力工作，服务人民，报效国家。

我不是个有钱的人，没有锦衣还乡，庄子里，除了几位老人，谁都不认识我。我父母的坟，五十多年了，还是个小小的土堆，没有竖碑，没有在坟上花一分钱。我觉得父母生前是庄子上最普通的人，有一点名气的就是“他家很穷”。母亲是农村的普通妇女，善良、淳朴、宽容、勤劳。具有忍受磨难的坚强性格和不谋私利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她的坟茔和其他坟茔一样，都是一个小土堆，这正是母亲的风格。我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自豪！

我遵循妈妈的做人原则，努力工作。我无愧于母亲的教惠，这就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