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踢清华、拳扫北大

最初就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一九七七年。其时的中文教育还残留着许多文革的遗迹：“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记得读小学二、三年级时兼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就曾因为学生太顽皮难于管理，选拔班干部尽选用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让一小撮大顽皮管理众多的小顽皮。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当时竟然会成为一校之长都深表折服的先进管理经验！最后是因为那些班干部越来越表现出暴力的倾向，使得学生和社会的反响非常强烈才不得不紧急叫停。小学高年级时的作文也还有许多内容是反映阶级斗争学说的，诸如怎样无畏地与地主作斗争、贫下中农如何受尽地主的剥削等等，不一而足。

上初中时，情况已大有改观了。不过仍有许多陈旧的思想在干扰着中文教育。譬如老师会千篇一律地强调为诗作文要质朴无华，多一些大我的思想，极力反对小我的倾向。可能我们的教育灌输了许多服从的内容，偏偏我们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思想极度膨胀的年代。所以老师尽管教老师的，学生们则尽管思索学生自己的。象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现代诗的流行、《红高梁》、弗洛伊德、知识爆炸都在那个时代风行一时。中学时的我们也许是五花八门被迫接受的多，真正反思的则比较少。

记得同学中有一人周某，大约很崇拜古典的俄罗斯文学笔下的贵族风尚，实则颇有奥勃罗夫之惫懒，平素甚至连被子都不屑于整理，非得逼迫他弟弟为其代劳不可。奴役人的主子习气居然运用到自己的同胞兄弟身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因为自觉高人一等，他很蔑视别人的感情。譬如他就很喜欢私拆同学的信件，对人多青眼相加，极尽嘲讽之能事。这之后当了老师仍不改其恶习，以在课堂上极力挖苦打击学生的自尊心为一大乐事。所幸此君教书不足三年竟然英年早逝，不知道这算不算得是天妒英才。当然，他的新思维比我的多，许多我没听说过的诸如弗洛伊德便是他最先传输给我的。而我则会很可笑地用许多传统观念来驳斥他，想来他一定时常笑话我土包子一个了。遗憾的是他现在只能将他的这许多揶谕和嘲讽带到九泉之下了，倘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觉得愤愤不平吧。

那时的我们是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思想交锋相当激烈，其结果是学生们都成了思想家。在我们这批高中学生中间就流传着一本又一本的公共日志，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记录在上面。这些公共日志最后成了几名很有才华的同学展示自己新潮思想的阵地。不过学生时代的我大约还是比较传统的，远远跟不上他们的现代化程度，也因为我不习惯将自己撕裂了给别人看，所以日志上几乎没有留下我的什么烙印。说来我读高中时最喜欢的还是中国历史，我曾有一个梦想是做一个历史学家。思想纷纭的高中时期也许并没有给我很好的中文教育，却给了我一种很可贵的观念，虽然是白纸一张，但绝不盲从于任何人与任何观念。

我开始喜欢上诗歌则完全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确切地说我写诗的情感基础是在读高中时形成的，因为高中学习比较紧张，只能一直将情感压抑在心里，直到读大学时才加倍释放出来，仿佛核聚变。当时正是现代诗与传统诗的肉膊战见生死分晓的关键时刻。我却既没有选择传统诗歌，更没有选择现代诗歌。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诗歌还是个未知数，传统诗歌是条死胡同，现代诗也有许多的不可逾越的弊端。正如同我在一首诗歌中所写的：“非此岸亦非彼岸无岸可傍，沉舟侧畔我选择第三条道路。”

中国传统诗歌的缺陷在于左的教条的意识干扰着诗歌的正常发展。就象我当初写诗比较相信著名文学家冰心女士作为诗人的那种纯之又纯的写法，诗歌一定要压抑自己的感情，甚至不屑于在诗歌中提及到诸如吻、爱等字眼。现在想来这种诗歌主张较之古诗人都更为偏执，中国诗歌如此作茧自缚想要求得发展实在是妄谈。对此我却一度奉行不悖，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我对传统诗深表遗憾的同时，对于现代诗则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诗歌过分地强调所谓的技巧其实是对诗歌本质上的一种背叛，最后也将无一例外地流于空洞无物。而且与那种甚嚣尘上的现代观念不同的是我很能敏锐地感觉到现代诗歌之种种流弊，无论是内容上的还是形式上的。虽然迫于现代诗歌强大的威势，自己有时也会强迫着自己耐心地揣摩其究竟，但是最终因为自己的与生俱来的不妥协态度而匆匆作罢。

我并不盲信现代诗，曾经在《读者》论坛上看到赫塔.米勒的一首题为《我怕故我写》的组诗。如果让我道出有关这首诗歌的读后感，只能说是大为失望，虽然她贵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主。组诗里面简直废话连篇，这样的诗按照中国古诗的标准来衡量那简直就不叫做诗，味同嚼蜡。或许这样的诗很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说却是不可接受的。这使我时常感慨当代的许多中国读者不接受现代诗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应该能促使诗人作出深刻而彻底的反思，闯出一条真正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诗歌新途径来。可惜的是诗人们对此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读，一味地埋怨读者，寄希望读者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和想法。我觉得这其实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我凭直观感觉到现代诗并不能解决诗歌的所有问题。我所以说凭直观感觉是因为自己对现代诗和现代诗歌理论一向敬而远之，并不想过多地涉足其间，所以有许多感觉只是无的放矢，并没有形成什么理论上的因素。西方诗歌我管不了那许多，现代诗人我也是惹不起的，但最起码我自己的诗歌创作应该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只要我坚持写一天，就一定要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句话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当然是很错误和荒谬的，不过用来比拟当今的诗歌界却也不无可取之处。今日之诗歌界大抵越是自视甚高的那一部分人可能越倾向于用西方的诗歌标准来衡量中国诗，从事诗歌创作。今日之中国诗人或诗歌评论家大约都擅长于列举许多西方大家来抬高自己，标榜自己，“言必称希腊”。他们对于中国传统诗大抵是很不屑的，唯现代诗是从。因此把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至少从目前来说是毫无道理的。所以我时常感叹今日之中国有清华北大等等那么多著名的学府，众多的莘莘学子们却产生不了一个象样的为我们这个民族所认可的诗人，反倒使得中国诗歌越来没落，越来越看不到前途所在，这岂不是一件咄咄怪事，这难道不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是中文教育的失败！中国文学还是应当有更多的反思与创造，中国文学的前途还在未可知之数，文学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是经常的事情。可惜的是中国文学太缺少的就是这种独立的探索精神。盲从的过多，而反思者甚少。

现在想来我并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这实在是我的一大幸事。曾在网上浏览过北大中文网。看过之后只能用大失所望来形容。我不仅未能看到令自己信服的诗作，更让人愤懑的是所有的诗作都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都在说的人所不明白的鸟语，毫无特色可言。或许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圈子里面，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影响是相互的，最后也就只剩下了共性，再没有个性了。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的事情。这样的教育不要也罢。诸如我因为没有受过哪怕一天的高等中文教育，所以我倒是能尽可能少地接受这些整齐划一的现代诗歌的束缚，极其自然而然地进行卓有成效的诗歌创新工作。也许我个人才是自己的最好的老师。在我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并没有谁给予过我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教育得了我。也许我的预感与直觉才是最重要的，只要瞅准了方向，就得象唐诘可德那样一头撞向大风车。

我一直觉得最好的诗还是中国古诗，古诗一方面决定了自己虔诚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我始终不渝的审美情趣。曾经读过毛主[xi]写过的一首古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内容如是：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当代著名诗人郭沫若曾将此词改为现代诗。为便于说明问题兹将此录如下：

我丧失了杨，你丧失了柳，

杨柳的忠魂，向月夜高空飘飘走。

吴刚啊，你有什么来款待他们呢？

吴刚捧出了他的桂花酒。

寂寞的嫦娥展开长袖，

为了安慰忠魂，在万里长空翩翩起舞。

他们忽听到人间降龙伏虎的消息，

那激动的泪水啊，刹时间化为一天大雨。

郭的现代诗与毛主[xi]的原词实在不能堪堪相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的创作并不能算作是诗，甚至不及一首打油诗。大约毛主[xi]本人也看到了郭改写的这首现代诗，不无感慨地说∶“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的确，这样的改写是对原诗的一种惨无人道的阉割，不可理喻。我举此例只想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现代诗歌的语言和技巧与中国古诗词相比实在是貌合神离，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不可同日而语。古诗不能自然而然地运用到现代诗歌的创作之中。在现代诗歌之中体现古诗的意境与美，必得寻找其他的途径，在没有寻找到这样的一种途径之前，古诗与现代诗只能是大相径庭的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陌路人。因此，郭沫若先生的译诗吃力而不讨好，出现这样的纰漏应该说是理固宜然，不可避免，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所以举出这一实例也并不是要肤浅地否定郭沫若先生。

我喜欢古诗，但更希望在自己的现代诗歌实践中融入古诗的意境与写作技巧。这条路很多人都有尝试，哥德尝试过，庞德尝试过，西方的意象派诗人尝试过，凭我个人的直觉他们都是西方人，没有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这样一种原汁原味的环境，所以这种尝试都走了样，不够地道。也许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闯出一条地地道道的非常正宗的道路来。当然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有深度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偶有尝试，但不能形成一种成功的模式。现在看来恐怕只有我的诗作才是真正成功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偶然性的偶一而为之的诗人，而是一个必然性的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的诗人。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藉此杀出一条血路来，多多少少能为后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作铺路石。不过这许多年过去了，虽然自己在诗歌道路上断断续续地蹒跚行进着，但是给我的总体感觉却仿佛是渐行渐远了。就象有人评价毛主[xi]的诗词说，用古诗的形式来表现当代的内容是一大难题，也只有毛主[xi]的诗词解决了这一问题。若想在现代诗歌中体现古诗的内容恐怕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也许理想是笔直的，通向理想的道路却是曲折的羊肠小径。但不管怎样，这条路总得要继续走下去。而且我坚信现如今也只有我能走出一条坦途来。

据说钱学森老人临去世前最担忧的还是中国的教育。我想不仅中国的理科教育是令人担忧的，其实文科教育同样也是令人担忧的。时至今日，中文教育还缺乏最起码的独创性！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才华不济，但是却也能轻松自然地做到超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我对中国诗歌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那些才子佳人的总和。并且，总有一天，我还要将他们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杜工部有言：“尔遭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今天之中文教育是注定要身与名俱灭的，只有我的诗才是真正具有民族魅力的和富有生命力的。毋庸讳言，我的诗歌是给予那些著名的教授，那些著名学府的学子们，给中国教育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教育尤需要检讨和反思。

脚踢清华，拳扫北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