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还有宽恕吗？

──反思威森塔尔悬问

邵建的一篇文章“宽恕？宽恕！宽恕……”使我注意到了西蒙·威森塔尔。这个死里逃生的犹太人，在三十多年的沉默后，终于公开讲出他在纳粹集中营一段奇特的经历：在自己的母校强制劳动时，威森塔尔被一个濒死的党卫军士兵卡尔召到床前，卡尔讲述了他两年前亲身参与的一次对犹太人的屠杀，那血腥的场面像恶梦般萦绕在卡尔的心中，挥之不去。卡尔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想找一个犹太人忏悔，希望能取得他的宽恕。尽管内心波澜起伏，威森塔尔什么也没说，在沉默中离开了。第二天，卡尔死了，他只有二十一岁。

威森塔尔没有宽恕卡尔，但他的内心始终充满矛盾，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个艰难的道德问题冲击着他的心灵，于是，三十年后，他终于决定把整个故事细细讲给大家，为此他写了一本书：《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在书的结尾，他问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你，处在那样一个环境那样一个场合，你怎么办？宽恕？还是不宽恕？

一

读了邵建及全球44位知名人士的回应，我更加确信，威森塔尔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主要困难在于，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太大的苦难：仅仅是因为种族血统，整个犹太民族遭到迫害，集中营、毒气室、非人的生活、无以复加的侮辱和折磨，在几年时间里六百万人被集体屠杀，其中包括九十多万儿童！……这是何等的苦难？在这样巨大的苦难面前，许多常规的观念、信念及价值观都已经扭曲变形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在奥斯维辛之后…”这样的追问。尽管我可以通过威森塔尔等人的文字尽量体会，但我真能得之于心的，实难万一！宽恕涉及一个人内心的意愿，是关乎个人行动的决定，正如威森塔尔说的：“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个决定”。这样大的苦难，我没有承受过，甚至无法想象，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回答这个难题。我还不具备作答的资格。

威森塔尔的问题，我无法答复，但希望理解，这个问题其回应引起我许多的追问。

我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威森塔尔怎么会碰到这样一个难题？这件奇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想知道的，不是威森塔尔问题的答案，而是形成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了威森塔尔的困境？威森塔尔怎么会碰到这样的怪事，竟然需要决定是否宽恕卡尔──　一个与他素昧平生、南辕北辙、但也未曾伤害过他的党卫军士兵？

显然，如果威森塔尔没有遇见卡尔，他就不会碰到他的难题。所以，二人的相遇是威森塔尔难题的前提。那么，为什么他会遇见卡尔？

准确地说，不是威森塔尔遇见卡尔，而是卡尔让一个护士把他找来了。之所以找威森塔尔而不是别人，只因为他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那天刚好在他的母校强制劳动，正巧被护士碰上了。实际上，卡尔是要“找一个犹太人”，任何一个，威森塔尔刚好被挑中。如果那天威森塔尔没在场，还会有另一个犹太人被挑中，去经历那个不可思议的相遇。因此，威森塔尔出场是偶然的，但只要卡尔的动机在，相遇不可避免。

就像威森塔尔事后意识到的：他与卡尔的相遇将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一个犹太人，一个纳粹，这两个毫不相关的点，走着互不相干的两个轨迹，由于一系列可怕的、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历史原因，加上卡尔临终前小小的（后来证明是大得离谱的）愿望，相遇了，对话了，碰撞了，又离开了。卡尔死了，威森塔尔活下来了，宽恕还是不宽恕的问题存留在他心里，最终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这两个人的相遇提出了两个──不！是三个──三个文化板块──确切地说，是三种信仰之间的沿革、差异、冲突，以及由此提出的极其现实、极其尖锐的问题。

二

威森塔尔是谁？一个生活在波兰的犹太青年，他赶上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因此进了集中营，他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因此才有机会对我们说话。威森塔尔是一个犹太教徒，尽管积年的苦难使他的“信仰充满创伤”，但他的思言行为仍然表现出标准的犹太教规范。卡尔是谁？一个德国青年，出生于传统的天主教家庭，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是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十六岁以前是一个天主教徒，十六岁后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会，成为纳粹，两年后自愿加入党卫军，亲手杀过犹太人，他为此深受折磨。从有关人士的叙述看，他属于很少几个真心表示忏悔的纳粹。从信仰层面看，卡尔的生命是断裂的：他先是一个天主教徒，而后成了纳粹，他放弃了对神的崇拜，转而崇拜元首。一个教堂辅祭变成了一个偶像崇拜者，这是时代的特征。后来，在与威森塔尔相遇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卡尔身上正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个偶像崇拜者身上的天主教信仰开始恢复。其行为表现，就是卡尔的忏悔。因此，威森塔尔的问题背后，有着三种不同的信仰：犹太教、天主教、元首崇拜（当代偶像崇拜的一支）。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不难看出，二人相遇的前提，是卡尔的罪恶和卡尔的忏悔。如果卡尔没有犯罪，他需要忏悔吗？不需要。如果卡尔犯了罪但拒绝忏悔，他需要找威森塔尔吗？不需要。所以，同罪恶一样，悔过进而忏悔也是形成威森塔尔问题的一个要素，而且是一个更加关键的要素。如我们所知，参加纳粹而犯罪几乎是必然的，但身为纳粹而忏悔，这却是偶然的。纯粹的纳粹应该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不会拘泥于“软弱的感情”。身为纳粹，卡尔是一个不够纯粹的纳粹，用老话讲，他的“革命意志不坚定”。做为纳粹，卡尔的身上总是混杂着某种杂质，正是这种杂质，使他两年之久良心不安，终于做出了那个奇怪的决定：向一个犹太人忏悔。问题在于：是什么使卡尔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纳粹？是什么使卡尔良心不安？是什么力量促使卡尔临终忏悔？

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良心难道不是天生的吗？做了坏事而忏悔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吗？现代文化中充满了这种性善论：在东方，这叫“人之初，性本善”；在西方，它来自启蒙主义者对虚构的树林中“天生自由的人”的想入非非。可以认为，性善论是一个动人的关于人性的假说，然而很可惜，这是一个廉价的、天真的假说──根本经不住真实历史的考验──例如奥斯维辛。威森塔尔和许多评论者指出：在成百万的纳粹中，象卡尔这样真心忏悔的寥寥可数，在纽伦堡审判中，只有一个纳粹战犯真心表述忏悔（阿尔伯特·斯皮尔，他写了一篇沉痛的回应）。以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德国人还算表现好的，他们起码还有忏悔的表示。看看那些日本人！他们几天功夫在南京杀了几十万平民，有几个忏悔的？相反，他们的反应是修改历史，让罪恶本身隐而不现，甚至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那还忏悔什么？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那是纳粹的意识形态或东条英机民族主义宣传把人的天良泯灭了。从逻辑上，不妨这么看，但问题是：它泯灭了，就像你可以假定所有藤条本来都是直的，是环境迫使其弯曲，然而巧妙的逻辑改变不了基本事实：即所有的藤都弯着。我们不妨假定人性自身天生的善良（天良），但人的天良是脆弱的，很容易被某种邪恶所泯灭，如果这邪恶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势力，将出现大范围的、彻底的、无可挽回的泯灭。经过了奥斯维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任何人都很难否认人性的软弱和罪恶了。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罪恶已然成为人类的某种本质，它很容易被邪恶的环境诱发。天良就像薄薄的地壳，与之相比，罪恶就像厚厚的地幔，后者更深、更强烈。天良很难抵挡罪恶，就像岩石很难抵挡岩浆，当仇恨的火焰熊熊燃烧，天良就会彻底崩溃。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数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卡尔的忏悔是一个异常，一个在纳粹德国人性普遍泯灭中罕有的反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追问他忏悔的原因。就卡尔而言，他的生命可以分为三段：儿童时期；天主教徒时期；纳粹时期。决定卡尔忏悔的因素出现在哪个时期？儿童时期的品质刚好可以代表天良，我看不出来卡尔的天良有什么特别的品质，使他在几乎所有的人天良泯灭之时能够鹤立鸡群，因此这一时期并不重要。再看看纳粹时期：纳粹时期卡尔的确受到教育，或许是系统的教育，但这种教育非但无助于良心发现，而且正好相反。很明显，促使卡尔忏悔的是天主教时期，良心不安是由于内心冲突，卡尔的犯罪行为与内心原有的伦理规范冲突，这伦理规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纳粹灌输的，它来自教会。与卡尔的罪行冲突的，是儿时学习的天主教伦理规范，其中杀人是大罪，“不许杀人”是十诫之一，赫然在目，卡尔断难忘掉。临终前，儿时的信仰又在卡尔身上苏醒了。事实上，临终忏悔这一行为本身正是天主教的规范（终傅）。威森塔尔的书中曾经讲到华沙的一个神学院学生勃洛克，勃洛克认为卡尔在临死前显然恢复了儿时的信仰，他所能依据的，正是卡尔临终前的忏悔行为。

一个无辜的犹太人遇到了一个素昧平生的纳粹，后者却要求前者像神父一样，在他临死前听他的忏悔并宽恕他的罪过。这事表面上看非常奇怪，但如果考虑了卡尔少儿时期的宗教信仰，这一行为就容易理解了：是天主教的信仰在起作用。只不过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偏差：卡尔没有找神父，却找了一个犹太人。也许他以为既然他伤害的是犹太人，找犹太人忏悔更加直接；也许他正如勃洛克猜想的把犹太人视作命定的一个整体；也许当时的情形不容许他去找一个神父。总之，卡尔把威森塔尔当为犹太人的代表，以他代替神父，向他忏悔，请求宽恕。在这一选择上，他错了。

三

尤金·j·费舍尔特别为我们分析了这一选择，他认为：卡尔试图请求犹太人的宽恕，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因为这一行为造成了犹太人的道德困境，把犹太人“置于这样令人惊骇的位置，这无疑是在进一步牺牲他们……这是那位濒死的纳粹最后犯下的一宗罪。”试想：几年之间，600万无辜的生灵涂炭，谁敢以他们的名义提供宽恕？谁能以他们的名义提供宽恕？如果说，基督徒应该忏悔其罪过，如果我们把临终前的卡尔重新看作基督徒的话，那么，正如费舍尔指出的：“要犹太人宽恕他们，这是基督徒的自高自大”。奥斯维辛是这样一桩滔天大罪，它不仅“冒犯了犹太人，而且也冒犯了上帝和人类自己”。基督徒（做为一个整体）唯一能做的，是通过真诚的悔改“来寻求来自于上帝的宽恕而不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宽恕”。我们不能再把活下来的犹太人置于威森塔尔的道德困境中了。

费舍尔的分析基于一种整体观。他把基督徒看作一个整体，把犹太人看作另一个整体，他把奥斯维辛视同前者对后者的史无前例的巨大伤害，这罪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宽恕已经无法做为一个问题向后者提出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以悔改的行动寻求主的宽恕。做为基督徒，我们很难回避这一结论。的确，卷入纳粹帝国的只是一小部分基督徒（及前基督徒），但他们损害的，是基督徒整体的声誉和道德尊严。教会做为基督完整的肢体，它是共融的，共融的基本含义就是荣辱与共，卡尔的行为──包括背教、加入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是整个教会的耻辱，恰如圣方济各、德肋撒修女是整个教会的荣耀。在这种意义下，补赎也不是卡尔一个人的事（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至少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有义务为卡尔的行为补赎，以自己悔改的行为寻求主的宽恕。在这里，不能把问题简单地归于卡尔个人，不能以法律的概念考虑道德问题，个人主义在此只是一种冷漠的逃避。人不是莱布尼茨的单子、不是海滩的沙粒，在任何意义下，人们都彼此有关。而在信仰的共融中，我们共担荣辱。

奥斯维辛把人间的罪恶推向了极致，这样巨大的罪恶，确实超出了人类的承受力。这一意识是我们理解和接受犹太人的反应（哪怕是过激反应）的前提。对基督徒来说，唯一能够胜过这一滔天罪恶的，是上主无限的慈悲。正如西奥多•m•海斯伯格神父指出的：“当然，在这里，罪恶很大。然而它仍然是有限的，而上主的慈悲是无限的”。这句话表明了基督徒的信心。然而，上主无限的慈悲绝不是一个遥远、空洞的希望，它一定在我们身边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在我看来，共融的补赎──众多的基督徒能够为卡尔一个人的罪过补赎──这件事本身就是上主无限慈悲的一个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弥补和回转的现实可能。上主是如此仁慈，竟然允许如此多的众人用如此长的时间为卡尔的过犯补赎。这种宽仁的偿还方式的确有助于平衡罪恶的规模，它也显然有助于基督徒团体和犹太教团体的最终和解。无论是否得到宽恕，接受惩罚和进行补赎都是卡尔必须做的，这是正义的要求。但卡尔随即死了，他已经受到了　神的惩罚，他没有机会补赎了。离开了众人的补赎，卡尔的罪就是一个永远的死结；没有真诚的、被上主所接受的补赎，对这种罪行的任何宽恕就会沦为“廉价的宽恕”。

本文已被编辑[频道管理员]于2004-9-20　19:46:08修改过　

本文已被编辑[烟雨琳静]于2005-1-23　22:30:3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