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流行过一本叫《作女》的小说，我没怎么看，不过我倒挺喜欢这个名字。受启发，我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作男”，不过这里的“作”是作秀的作，与那部小说中的“作”的含义是不同的。我发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作男是大有人在的，只不过“作”得很巧妙，不露痕迹而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历史上作出名堂的，也不乏其人。

比如柳下惠的坐怀不乱，这个柳下惠，看人家女人家挨冻，于是，就发扬了一下雷锋精神，搂住人家的玉体，给人家送去温暖，在那样一个时代，这当然是一件好事，那时不象现在，人们在道德观念上想得过多，男女有别。那时即使男人对女人有想法，也是深深埋在心底的。现在的男人巴不得自己能够有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呢。如果从行为上看，柳下惠做好事也就做了，坐怀就做怀呗，但他却为自己搞了个坐怀不乱的美名，从而把自己树立成一个规矩好男人的典型，在历史上流芳。行为上没乱，不等于心没乱。试想当时，谁看见他的心就没乱了？没乱，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反而显得不正常了。没有杀过人的人，不见得就没有杀人的想法。我看这柳下惠的行为里就有作的成份。他算是作得比较成功的一个男人，把自己作出了名。

我觉得他的老师孔老夫子就比他可爱。十多年前，我随大流，凑热闹，乱七八糟的读尼采，读萨特，还有这格尔那斯坦的，对《论语》不屑一顾，认为黑格尔的话实在对极了——《论语》不过是一堆生活教条。对于孔老夫子，更是嗤之以鼻。但现在，回过头来我又把《论语》读了一遍，倒觉出孔夫子的可爱了。这个人其实压根就不象圣人，人家虽然总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自己并不以为自己就是圣人的。他没让人觉得自己高不可攀。比如他也不象后来神化的那样似乎没有七情六欲，他也常发一些普通老百姓式的牢骚，公开表示自己喜欢钱，甚至还多次表示，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把自己推销出去。他居然连这样“唯小人与女人不可养”的话也能说出口呢。他很懂生活，讲究穿衣吃饭，不象庄子，整天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偶尔搞搞行为艺术，“玄”他一把，终于把自己弄得没有个人样了。至于后来孔夫子变得高不可攀，那不是他的责任，那是他死后的事了。

在官场上混的人，那善于“作”的人就更多了，张居正官当的大了，回一次老家，坐的轿子可以用三十多个人来抬，是个猪也不能这么重吧，他这样做，不光是讲讲排场，满足一下衣锦还乡的心理，我看他“作”的成份更大。《后汉书》中的杨震，作得可谓最为巧妙了。有人送礼，他正义禀然的拒绝了，人家说又没人知道，你老人家就收下吧，他说谁说没人知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人家觉得这人实在高尚，说话掷地作金石声，然后就脸红脖子粗的回去了。而杨震从此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清正的美名。不收也就不收了，这次不收不等于下次不收，思想也有转变的时候，谁能断定他一辈子一直都这样了？但他却在历史上留了名。不错，他没收礼，但他不收礼的名声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仔细想想，大概是他自己替自己宣传过吧。这也有“作”的成份啊，实在是“作”的滴水不漏、臻于化境。

不仅中国有作男，外国也有。比如有个叫艾罗斯特拉特的家伙，为了想出名，就一把火烧了狄安娜神殿，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思义的事情了。可是，他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作”出了名，不过也“作”掉了小命。《蒙田随笔》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临死时竟然强迫自己的儿子发誓，当他死后要将他的遗体煮熟，然后将肉埋掉，骨头留下来，每次打仗时带着，以此说明他在亲自督战。我实在不能接受他的做法，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作”，除了说明他的变态，实在没什么意义。

写了这么些，我只是想说，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件很幸运的事。但既然活了，就要活得真实些，自然些，活出正常人的本色，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千万不要“作”，一“作”就会失去人的本性了，看上去象人，其实已经不是人了，因为那样做，作为人的内涵已经丧失了。李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凋琢”，我很喜欢，这是作诗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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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