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暑末携妻子和女儿去青岛旅游，妻女随团去玩海底世界，而我独于无聊中沿着海边公路漫步，无意间看到一箭头标明前方300米处为康有为故居，不忍当面错过，于是信步走去。那是一幢依山傍海的西式建筑，门牌显示为福山支路5号，是1923年夏康有为第二次来到青岛花1000大洋买下的原德国副总督的官邸，并命名为　“天游园”。红瓦黄墙的两层洋楼与房前的几栋高楼相比，已然十分陈旧，但与外界的喧嚣和浮华相比，它于绿树掩映中却显得异常的清幽和端庄。由于游人稀少，我得以在他生活过的各个房间静静的驻足、盘桓，遥想一代伟人于晚年春秋二季来此度假，并老于斯处，竟感慨丛生。　

梁启超说：“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若说梁公是先生高门，对先生尚有赞誉之词，那么请看陈独秀对先生的评价，陈独秀先生如是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大书特书者矣。”　

以上两位先生对康有为得评价之辞实在不为过。在康有为1895年先生发动“公车上书”之前，满清政府腐败无能，1848年鸦片战争；1874年“流求事件”中国向日本的第一次战争赔款，10月31日《北京条约》签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虽胜尤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当时国内资产阶级虽有萌芽，但尚在酝酿之中，且并无突破，而满清政府对外一味屈辱卖国。放眼我中华，竟无一人思谋体制之根本变革，自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国人思想蓦然觉醒。而康有为并非因上书失败而气馁，相反以此为契机，创办学会，筹办报纸，大加呼吁并积极筹备变法，直接导致了国人思想的根本改变。其时离顾炎武先生1682年弃世已有213年，而离严复先生于1898年刊印《天演论》尚有3年。由此可见，康有为实为我中华思想沿革之分水岭，是近代文明始作蛹者，是绕不过去的一代伟人。　

静静的驻足于先生曾经生活过得房间，抚摸着先生曾经使用过得日常生活器具，遥想先生于1895年偕梁启超、梁小山入京会试时，在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慰，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于松筠奄开会，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洋洋万言，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策，并先后四次上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主张，且提出“设议院以通民情”的政治主张。失败后，励精图治，成立带有政党性质的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讲学于万木草堂，著述《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日本变政记》等学术和政治文章。并于1898年成立“保国会”，直接促使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宣布实行变法，“百日维新”开始，到9月21日慈禧“训政”幽禁光绪帝，逮捕维新党人，六君子遇害，“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先生奔难。　

期间先生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哪一样不是为了国家安慰、社稷存亡、民生请愿？试以常人度之，可谓曲折鲜活。联想到今日众生，拜金盛行，勾心斗角，挥霍无度，苟延残喘，偶遇不顺，逃之夭夭；或沉缅个人小感觉，怨天尤人；或酒后妄言，不去追根求源，比之先生当年的所处环境之艰巨和险恶如何？如今离先生作古已满80年整，先生事迹却时常萦绕脑间，挥之不去，故记先生平生一二事略，以示追忆。　

先生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县苏村敦仁里祖传老屋中，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变法失败后，改号更生，晚年号天游化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先生家学渊源，五岁时便能熟背唐诗百首，为考其才思，叔伯们借院中柳絮纷飞景，出对“柳成絮”，小有为略作思考便对“鱼化龙”，小有为好学大志，在乡里有“神通”之誉，因嗜书如命，远离伙伴，又得“憨为”绰号，每日早间以利锥猛扎书本，扎三本读三本，以读完所扎之书为限，又称“一锥书”。19岁师从粤中大儒朱次琦（又称九江先生），眼界洞开，因常思国家民族前途，心中郁结难解，偿学打禅静座之法，或而冥思苦想，或而仰天大笑，或而苦笑无常，“狂生”之名不胫而走。曾就读于礼山草堂、于西樵山潜心佛道，说明先生并非死读书、读死书，而是目之所致，心之所系，勇于怀疑，善于思考，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南国山水的钟灵毓秀为先生提供丰厚的学养，深重灾难的民族危机为先生提供了施展的舞台。　

由于先生曾博得“狂生”绰号，极富盛名，且思想叛逆，在1895年入京会试时，主考官徐桐等人圈定广东有才气者，定时康有为，并约定不予录取，结果有一大臣发现一篇才气横溢的试卷后，以为康有为所作，不予录取，后发现竟是梁启超的试卷，结果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名落孙山。而梁启超却是康有为的弟子，想来倒也有趣。　

先生自“戊戌变法”之后，缕历死境竟不死，因避难，游历甚广，足迹踏遍36国，并于1902年客居印度大吉岭时著《大同书》，其时先生身心憔悴，病魔缠身，但却完成如此著作，可见其意坚志强。先生一生多情，但不为情困，先后娶妻妾六人，夫人张云珠、妾梁随觉、何旃理、市冈鹤子和张光，均留下诸多优美诗篇。先生年老后创办天游学院，收徒讲学，师从先生的名人有梁启超、唐才常、徐悲鸿、刘海粟、萧娴等人。　

先生1927年卒于青岛，据传系被日本人毒杀。先生因不善理财，死后负债累累。更令人辛酸的是，1966年8月，青岛市红卫兵打着红旗，高喊“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将先生开棺戮尸，游街示众，连与先生同时死亡的3岁幼女也未放过。再联想到先生的论敌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1966年竟也惨遭戮尸的厄运，真是令人唏嘘不已、扼腕长叹......　

康有为先生先开创了一个时代，却落后于时代，因保皇而遭到后人诟病，若设身处地为先生想想，受“衣带诏”而忠于光绪，也是人之常情。以当时时势度之，若变法由慈禧行之，或可成功，但后人以先生志大才疏，急功冒进攻击先生，则不敢苟同。因为以在下看来，读史应以当时史情度之，何况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假设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先生在学术上于1891年33岁时著《新学伪经考》，次年著《孔子改制考》，此后因忙于政事，著述不丰，因此顾颉刚先生断言先生学术生命到36岁时已告终结，故信之。　

离开先生青岛故居时，回想先生一生，跌宕起伏，多姿多彩，以身名为国谋划，为民请命，死后衣冢不保。而今黄鹤已去，旧迹难觅，空余小楼，引游人各怀心思、徒增怅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