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位中国游客到希腊去旅游，看到希腊人在街头的林荫大道上悠闲的漫着步，雅典宪法广场上的鸽子随意的飞入人群中间，一如游人般的踱着方步，或者静静的栖落在矗立的雕塑上，雕塑旁一对情侣，旁若无人的亲吻着，久久不愿分开。那一份从容和安详竟如地中海湛蓝的海水，平静而又优雅。据说一战时期曾经栖居在日内瓦的列宁，因无法忍受日内瓦的安详而选择了离开。这使我再次想起了日本人，他们每天的步行速率在世界上是最快的，大阪人的平均步速竟是每秒1.67米，显得那么的匆忙和张皇。曾很仔细的观察过朋友们的行色，有一类人非常的张扬，有一类人则平静得如一面湖水，而介于中间的一类，就像普希金诗中描述的那样，“沉默不响时，样子多么惆怅；花言巧语时，又是多么热情奔放。”性格吗？环境吗？也是，也不全是。

国家在危亡时，比如“五四”时期，大有亡国迹象，国民就显得焦虑，从普通老百姓到有识之士。小日本地域狭小，资源受制于人，自然灾害频发，他的国民就始终有一种危机感，因此显得焦虑。人们在面临生存威协时，为物质生活奔波，也会显得焦虑。还有那些贪渎的官员，因为心中有鬼，也时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人前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大抵是装出来的。还有就是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认为老百姓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产生一种要救赎他们的豪情和冲动，也时时处于焦虑中。焦虑肯定对人们的身心不好，但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人处于焦虑状态下，大脑里有根弦就会始终紧绷着，转速就会非常的快，经常围绕着一件事思考，久而久之，保不定就会产生灵感，一旦捕捉到这种灵感，那就是创造，比如神经兮兮的梵高。范仲淹老先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生于安乐，死于焦虑”或者是“生于焦虑，死于安乐。”

问题是“安乐”未必就会导致“死于”，能导致“死于”的安乐，那是一种奢靡，就像古代皇帝那样，整日的处于“性事”中，那才叫“死于安乐”，但一般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老百姓所追求的那份安乐，其实质是一份祥和，一份从容和优雅。即便是这种从容和优雅，也不是谁都能享受得到的。农民和农民工就很难享受到这种从容和优雅，虽然他们偶尔有过这种感觉，比如“二两二锅头，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他的那种感觉是不连续的，会不断的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而中断，因而他们会显得急躁和一惊一咋，因为他们迫切的想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也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所左右，比如出现一个象希特勒或者毛式的人物，他们就很容易的被虏获。从容和优雅是需要文化和见识做底蕴的，遗憾的是当代大学生迫于就业压力，也不经常从容了，在大学殿堂里培养的那点优雅，很快生存的压力挤光，偶尔也会一惊一咋的。我没有文化，也没有见识，所以经常一惊一咋的。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算是有文化、有见识，所以平静的就像一面湖水。这使我想到老家曾流行的一句话，说是“财主三代，才晓得穿衣吃饭。”我的这几个朋友几乎都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自然晓得“穿衣吃饭”，有的还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就很平静，对什么都不会感到吃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很有点北京人“吊儿郎当”的味道。但是正是这种味道，让我看到了从容，让我看到了波澜不惊。至于谈吐，那是需要知识结构的支撑，不像我，怎么包装都不行，不时的冒出假语村言，乡音民俗，甚至在很多时候感觉到骂人也是一种畅快。文化底蕴深厚和知识结构严谨的人就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坚持，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据说有很多衣食无忧、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就不当回事，后来那些掌权的泥腿子老羞成怒，要剥夺他们的衣食无忧，用现在流行话说，要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他们这才张皇起来，忙着洗脑，忙着自杀，忙着虚于应付。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民众，都像一群白天鹅一样的，源自于一种内在的从容和优雅，旅行时不再跑马观花，而是悠闲的度假，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有意识的选择一些活动，不再因焦虑而显得张皇，这种现象，估计只有等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层普及到一定数量才会出现了，而且还需要文化的支撑，否则只能算是装装样子，或者叫着偶尔的放松，或者干脆就叫着释放。准此，我想倘若列宁哪天到中国来，发现这个地方原来不是他想要生活的地方，因而带着焦虑离开，那么国人就有希望了。

（写于2009年9月19日　星期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