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动”、“三度”到“五韵”

“诗无达怙”说的是不同人“口味不同”，对同一首诗有着不同的审美感受。这源于他们的天资禀赋、学识背景、生活阅历和特定的审美情境（包括对诗作者的了解情况和自己的处境）的差异。一首好诗，可以被很多人欣赏，但却很难被所有人欣赏，这是不足为怪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绝不能强求所有人都能对同一首诗都产生共鸣。　

不同的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出了对自己心目中好诗的若干标准，每个读者心目中也有自己潜在认定的好诗标准。先举出若干诗人或评论家的好诗标准来简单分析：　

我们熟悉的台湾诗人余光中认为好诗的标准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条标准强调了作者想象力的丰富，语言的高超，讲究音调和意象的营造，是他诗歌创作的经验之谈。但这个标准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通俗易懂的标准是什么？深入浅出又怎么衡量？难道通俗易懂就是所有的人都能读懂还是口语化到泛滥？深入浅出是说要有思想情感的深层蕴藉，但怎么把握呢？这个标准对作者本身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去考虑了读者接受的需要，但却是一种泛化的标准，没有可操作性。　

著名诗人于坚的好诗标准是“感动有心人”，这个标准注重了把诗歌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二者关系的调和，把好诗的标准看成是一种偶然的共鸣，或者是机缘。强调了唤起新感觉，侧重于挖掘内容而轻视形式的作用，因而造成对古典文学的精华汲取太少，甚至导致“实验语言”泛滥。　

诗人卢卫平的好诗标准是“发现新的秘密”。这个标准本身就像要隐藏一个秘密一样，强调了诗歌“神性”的一面，把诗歌看成是找到“唯一性和独特创新”。这在要求内容的创新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过分强调新、强调瞬间的感觉，而忽视了生活共性和读者审美的普遍性，导致诗歌的提炼较少，调侃和娱乐性太强，让人发笑的东西多于思考的东西，片面性也是很明显的。　

诗评家耿占春认为好诗的标准是“瞬间震惊的效果”。这个标准倾向于对观察世界的角度表示出“主宰性”的赞同，倾向于认可对经典的反叛，革新原有的模仿理念，发展到创新与发现新理念。这样实践的一个可能弊端就是语言变得晦涩难懂、宛如诗人自己的“无意识呈现”，天书般艰深，也容易走极端。　

香港诗人黄灿然干脆就说好诗没有标准。他认为，好诗的标准永远建立在过程中，标准一旦建立就会被打破。提出没有标准的看法强调了标准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好诗的不确定性，是对标准本身的怀疑。这里需要对标准做出鉴定。标准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尺度，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某种格式。因此，强调好诗没有标准，是把不同层次的诗人和不同层次的读者对应起来，试图调和参差多态的“供求关系”，是对建立标准的一种“畏惧”，表现出逃避诗歌理论体系构建的一面。　

我认为，即使标准最后都被打破了，但其建立的过程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正是“标准”的价值，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时期或更长时间内的评价方式和新的理论探索基础，建立一个相对的标准是必要的，也是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的。　

陈仲义教授曾提出了“好诗标准”较为系统的“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的“四动标准”，这“四动”把一首诗歌的命运交给读者去裁决，其实也是片面的。读者的“公正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这又回到了“诗无达怙”的论调上。这是把一首诗产生的效果作为好的“标准”，而稍微读过一定量诗的人都知道，不少风靡一时的诗作极有可能“四动”兼备，（例子不胜枚举）但很快就会成为过往烟云，没有获得其“艺术时间”。　

诗人鹰之对“四动”说作了全面的批判，认为“感动”无效、“撼动”无功、“挑动”无能、“惊动”无名。并通过举例作了系统的论述（详见《鹰之的“三度”诗学与陈仲义教授的“四动”标准比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立体主义标准”，认为天下的任何一首好诗都是由“高度”“宽度”“厚度”所组成的立方体。并对这“三度”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认为高度是终极追问的能力，宽度是诗力场的反射映照能力，是由物象有机组合所达成的让读者展开想象力的“跑马场”；“厚度”：文字背后那个看不见的“高”和“宽”，就是“无我之境”之中的那个藏起来的“我”。相比较而言，这“三度说“比“四动说”更加重视诗人创作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大方向的诗歌标准的框架，能对给一些流行、肤浅的标准以有力的回击。问题是“三度说”都提到了度，这三度达到什么“度”才是真正的不越过度，作为一个“合格的读者”怎么去感受这些度，从诗歌文本里读出度，我想仅有这些解释仍是玄而又玄的，还没有给出一个有具体可行性的标准来。　

为此，我谈谈自己的“五韵”说。“五韵”指“音韵”、“意韵”、“情韵”、“理韵”和“神韵”。一首好诗，无论从创作主体一方还是从接受者一方，这五韵都是要可以彼此观照，进而打通诗人与读者的深层联系（包括一首诗的形成和阅读时的审美再造）。因此，这个相对标准可以杜绝话语权的“霸权”，达到较好的双向流通。

“韵”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字，它植根于中国博大深厚的古典文学土壤。韵的含义可以有多重的延伸，韵可以是和谐，可以是蕴藏，可以是发现，也可以是顿悟……

在一首好诗中，“五韵”的“场”是彼此强化的，音韵抵达“音乐性”，意韵、情韵、理韵抵达“生活性”。神韵抵达“生命性”。合在一起就是“时空性”。时空是不可分割的，一首好的诗歌也就要求其时空性俱在。

音韵就创作者而言，是要考虑遣词造句的“音乐美”，主要是节奏感的和谐。作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此处不用技巧是因为技巧远远不止技术，技巧是一个诗人写诗的独特性）。比如断句（句式的选择和分行处理等），押韵（不单是押同一种韵，可以押邻韵，也可以换韵等等），句子起伏（主要是平仄的调整，用词的轻重，明暗，缓急、浓淡等调和），修辞的灵活性等。而从接受者一方看，则可以通过反复品读去感受这种“音韵”美，一种音乐的旋律的流动性，去感受到一首诗营造出的“时间连续性”，从而让读者融入流逝的时间中。

意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指诗歌的选材的新颖性，第二层指构思的巧妙性。选材方面，要不落俗套，不步后尘，不去摹写陈旧的甚至已成模式化的事物（比如咏志、思乡、怀人等常用的选材如果不能出新，宁可不写）。选材有意韵是指作者善于发掘寻常事物中潜藏的诗意，是一种敏锐的捕捉能力，开拓出某种情、思的新领域。而从读者的方面去衡量，则是读出新意，发现新世界，丰富情感体验和对世界的再认识。构思的巧妙性则需要创作者经常变换视角，比如主客体变换，逆向思维，多角度逼近，构造道德、逻辑悖论等，把情感和思绪以全新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意韵的营造（比如闻一多的《死水》是“以美写丑”的新构思，也有人写对死者的悼念，从死者的视角去写，则是一种独特的构思）。而接受者则可以从中读出一种震撼来，感受到寻常思维的一次风暴式洗礼，从而得到了一种非凡的审美体验，对作者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反馈。　

情韵是指抒情时要调动最有感染力的意象，让意象能充分承载诗人所要抒发的情感，使意象与情感合一，每一个意象与情感都能水乳交融。情韵对创作者的要求是绝不能伪抒情，空抒情，也不能“裸露式”抒情（一旦抒情，情绪一发不可收拾），而是需要把有缘由的情感注入自己能把握好的外在事物中，达到“情有所居”、“象有所指”、“情象互应”。具体而言，就是软化情感，迂回的手法。这是需要借助修辞去完成的。在抒情真挚的基础上，一个诗人对修辞越是灵活的使用，情韵就会越浓。然而，读者一方怎么去把握情韵呢？读者应该是从意象到情感的逆向剖析，去品味这种意象所承载的情感，体会作者的心境。有情韵的诗对于读者来说会找到一种“情感认同”，甚至宛若身临其境，完成一次虚拟而真实的忘我抒情。相反，倘若没有情韵，读者就会觉得文字从清晰变得模糊，失去了去体味意象的动力，因此也就宣告了一首诗“情韵“的寡淡。　

而理韵是一首诗的深度。一首诗思维的辐射范围越广，越有对生活挖掘的深度，则理韵也就越足。一个诗人能把握的理韵源自他或她对自然的生活投射，对现象的精神提取，对现实处境的思考。理韵需要诗人对人类文化的精华汲取后在需要的时候适当的整合，比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人文景观等都能化为己用，给读者以文化的丰富性感受，生活的觉醒和不灭的希望。这种哲理呈现必然是凝练而具有穿透力的，直抵读者“心中有而语言中无”的状态。　

神韵则是一首诗可遇而不可求的。有神韵的诗连诗人自身也会感慨“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神韵指向生命的终极意义，比如生死，善恶，荣辱，虚实等等。瞬间洞穿人生的意义，恰似管中窥豹，抵达布莱克所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树一菩提，一叶一如来”的禅悟。这个境界的诗需要诗人诗的触角保持着足够的敏锐，能从看似无意义的万事万物中窥探出深藏的意义，是一种对自身存在的发现和超越。富有神韵的诗产生的“审美磁场”是很强大的，给读者的感受是空灵、浩渺、沉浸、迷醉。诗人艾略特说过：“最高的哲学应该是最伟大诗人的最好材料。”诗人能否将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情怀圆满而精到地融会在诗歌中与神韵有密切关系。诗的神韵感受需要读者也具有很高的审美素养，否则只会产生一种“审美屏蔽”。　

好诗是有其内在的规定性的。不是哪个教授、专家说好就好，也不是突然得到了什么秘诀就妙笔生花，产生了好诗。一首真正的好诗是需要音韵、意韵、情韵、理韵、神韵，这“五韵”交织在一起，共同彰显出诗之永恒魅力。　

我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审美相对标准的“五韵说”，无意于在众多已有的标准中再增加一种，而是想对发展近百年的中国现代诗审美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平台，为诗人和读者架起一座更好的沟通心灵的桥梁。但其局限性和需要完善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期待着更多的声音和更多人的投入，一起为中国现代诗歌的诗学体系的构建注入一份力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