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浅谈国民遗落的幸福　

一

七月流火，酷热难当，人们像两栖动物一样，只想找个荫凉的地方竭着。我也不例外。我常常坐在家中，构思和冥想令人愉悦的事情，每日于电脑前敲出风花雪月的故事，赚多情男女的几滴清泪，并以此作为最大的乐趣。然而这天，应《烟雨》征文之约，我背上包袱，打点行囊，开始了一趟特殊的旅行，去寻找那“阳光灿烂的日子”。

此行的目的初步看起来很简单，细加思量却有一定的难度。这“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咬文嚼字地把它的意思弄懂了，然后找起来才能目标明确。“阳光”一词好理解，就是“太阳的光辉”；“日子”也好理解，就是“生活中的一段时期”；这“灿烂”就比较抽象一些。

翻开字典，“灿烂”有这样的意思：“形容光芒照得非常耀眼，夺目；也可以形容人面部表情好”。这里的“灿烂”前面有“阳光”修饰，当然是专指日头了。“耀眼、夺目”是“灿烂”的本质。根据美学原理，这阳光之所以使人感觉“灿烂”，那时它的形态、光线、能量一定在一个合适的使人感到舒服的程度，能使人产生温暖、愉快、幸福、开朗、伟大、崇高等积极的情感体验，符合人的内在心灵自由的要求。如果那光能过于强烈，强烈到使人受灼伤的程度，强烈到使人们对它唯恐避之不及，是不可能产生上述美感的，也不可能再说它“灿烂”了。

既然能感受到日子的灿烂和日子中阳光的灿烂，那么，这个审美主体的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即他（们）的幸福指数非常地高。搞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出发吧！

走出房门，太阳照得路面白晃晃的。仰望天空，是一个炽热耀眼的火球。放眼四顾，地面和房子，到处是钢筋水泥的组合，稀疏的几行街树也难以消糜烈日的酷热。高楼大厦里，官员、财阀和白领们坐在办公桌前，空调正开足马力，温度调到最舒服的刻度。他们热天凉快，冷天温暖，生活在失去季节的空间，神经已经麻木，认定这就是他们应有的生活，因而也就无法体验阳光的灿烂了。

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人们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个性消失了，都被训练成机器的附属，成了资本家赚钱的工具。什么阳光啊灿烂啊姑且免谈吧，要不，稍一分心，会轧坏手脚的。

街边的建筑工地上，一身泥水的农民工在颤巍巍的手脚架上挥汗如雨地干着，躁声和灰尘如影随形。仰望天空，只盼飘来一片云彩，借以遮挡那灼人的阳光；那些下岗的工人和做小卖买的农民在马路边铺开了摊子，提心吊胆地又将和城管上演新一天的猫鼠游戏；街道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像奔腾的河川，昼夜不息地疾驶着。汽车大概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了，它既是有钱的标志，也是身份的象征。阔人们优雅地坐在车里，把舒适和安逸留给自己，把尾气和灰尘喷给别人。

走出城廓，来到广阔的农村，满眼凝碧滴萃的新绿。呼吸着草木的清香，心也仿佛挣脱了桎梏，显得轻松起来。但在缺水的荒坡上，草木已经被晒得蔫头塌脑地低垂着叶梢，它们默默地忍受着烈日的淫威，徒然哀叹造化的不公，没有给它们足够的水分，或者给它们生出可以迁居的腿来。时近正午，近地的空气一个劲地颤颤地波动，表明地表已经吸够了热量，现在来者皆拒，把不断倾泄的太阳能连同水汽吐回空中。站在这种湿热的气浪里，宛如蒸笼中的包子。为了避免被蒸熟的命运，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不断地冒出来。我站在树荫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不由发出一声慨叹——这阳光也未免太灿烂了吧？！

然而几个戴着斗笠劳作的身影却让我震惊了。几个在成熟的稻田里弯曲的背影正在一上一下有节奏地晃动着，汗水把整个背心都湿透了。那是农民在搞双抢。抢割抢插，是一年最累的农活，却必须顶着烈日进行，因而也是最苦的活计。毒辣的日头，蒸人的暑湿，*痒的禾颖，叮人的小咬，吸血的蚂蟥，刮破手脚的玻璃，以及弯腰的酸痛，这一切组合在一起，让人苦不堪言。这种苦楚只有农民才能知道。他们辛苦而麻木，或者是无奈，一年又一年，在无尽的轮回中重复着祖辈凄苦的命运。

二

在人多得摩肩接踵的大街上，要找到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似乎已成奢望；走到广袤的农村，我依然没有找到那种幸福灿烂的日子，那么我们就要具体地分析一下，这生活中的灿烂，这幸福的温馨究竟遗落在哪里呢？

我们的国家很大，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安居乐业，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便利;但同时，我们的国家也很小，有很多峰峦和鸿沟是很难攀越或根本无法逾越的；有许多*奸法律的潜规则左右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有许多把人分为等级的制度性缺陷剥夺了公民应有的权利。这种同样的国民不一样的待遇的现象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比如高考制度、公务员考试、户籍制度；比如财富的分配机制，权大于法的社会现实；比如官场的腐败，官商勾结的掠夺性开发......这些差异、怪异、特异如同一道道玻璃天花板，把人群隔离在不同的层次。

那些占据体制的中游，科级以上，处级以下的公务员们；那些身处老板之下，普通员工之上的白领们；那些高等学府的专家教授们，是这个社会的实际掌控者。他们拿着优厚的薪水，住着高档的房子，是专家们极力鼓吹要大力培育的“中产阶层”。但是在高房价面前，他们中的一部分同普通市民一样折戟沉沙，成为新时代的房奴。一部《蜗居》形象地演译了这个阶层挣扎的阵痛。但他们的房子越早到手，增值的幅度就越大，昨天三十万买的房子，今天也许就值五十万；去年五十万买的房子今年也许就值两百五十万。这种价值的暴增，并非完全的经济泡沫，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家对整体环境投资的价值外溢。比如一套现值五十万的房子，因为一条街道的开通，或者因为附近一个大项目的上马，突然飓升到二百万元，这增长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国家对这块土地投入巨资开发的价值。总的来说，这个阶层是时代和社会的宠儿。他们拿着可观的高薪，掌握着不断增值的固定资产，政治上得意，生活上优裕，又普遍性地高文化高素质，对艺术的审美要求也较强烈，因而经常感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美感的多半是这个群体。他们高高在上，有着不加掩饰的优越感；他们极度崇拜权力和金钱，因为他们更多地从中看到了妙不可言的好处。他们对于普通民众往往抱一种居高临下和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些“精蝇”和“叫兽”们多半出自这个阶层；那些腐败官员也多半出在这个阶层。但同时这个阶层也会冒出鲁迅一类的正义人士，虽然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少数，却能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

严格地说，现在的工人和新中国改开之前三十年的工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曾经的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国家的主人翁”，是体制的宠儿，相对于当时最大的阶级——农民，他们有绝对的领导权，有轻松体面的工作，较高的工资和完整的福利保障。而农民从土里刨食，国家不提供任何好处，还要被征收沉重的赋税。这种赋税类似于过去的交皇粮交地租，美其名曰交公粮，支援国家建设。可是建设了三十年，全国人民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通过改制演变成私有财产，成了官僚资本的囊中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打破铁饭碗的口号喊得山响，工人们都很兴奋，都说只要打破铁饭碗，企业就活了，国家就有希望了，工作效率就会提高了，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大都举双手赞成。然而，打破了之后，很多人终于明白了，原来打破的是老百姓的饭碗，保的是有权人的饭碗，工人的饭碗是被砸了，可干部的饭碗很少被砸，他们中的大部分演变成了新时期的资本家。砸到最后，国有企业被砸到权贵家里去了。工人被“转换身份”、“下岗卖断”“一刀切”给切了，结果造成不低于六千多万的原国企的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一落千丈，由“主人翁”变成了下岗失业者。

身份的巨变，价值的失落，令他们四处奔波，不断上访。政府则通过警察，依靠高压来打压。政府接访往往是连哄带骗，哄得多了，烦了，干脆不予接待，法院也不受理，令那些绝望的“主人翁”们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失去了工作，就像无源之水，无主之羊，下岗者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生活维艰，最后被迫去当资本家的打工仔。精英们对下岗职工的困难却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甚至连一个会议、一个报告都不提一下，反而在各种媒体里歌舞升平、自喻盛世。

现在，有关下岗工人的呼声，有关下岗工人的生存状况，媒体不准报道，偶然在网上出现了一二篇，很快就会被删去。二十年了，他们的愤怒如烧红的焦炭，已经渐渐冷却；同时冷却的还有他们的心。因此，这个群体是最失落的一个阶层，他们看到的天空不再拥有“阳光灿烂”的美感。

四

然而，真正可怜的是那个永远像牛马一样劳累而又穷困的最庞大的阶层——农民以及农民工们。

首先是户籍制度的岐视。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分为两个不同的等级：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前者可以享有多种权利，渐渐成为人权意义上的公民。后者有时连喝上清洁卫生水的权利都没有。虽然现在有的地方让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但后来的“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方面却没有得到“市民待遇”。当城市居民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政府相关部门就会出面解决。如城里人享有干净整洁环境的权利被农村来的小商小贩摆摊叫卖破坏了，城管就会把他们驱赶得四处逃窜。城市居民是公民，进城小商小贩是流民。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却是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横跨60年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

改革开放后，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发展迅猛，为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创造了契机。由于粮价一直被国家压抑，种田效益极低，而开放的城市又提供了实现人生梦想的场所和机会，农村青年大量向城市流动，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就是这些农民工造就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工作，却拿着极低的工资。他们“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他们有自由选择打工的权利，但他们没有跟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权利，并且永远是临时身份，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有时还被无良老板拖欠工资。

在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农民进城务工后自动成为城里人。但在中国，农民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也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不可即的。因此，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他们一年又一年像候鸟似的往返于家乡和工厂之间，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深沉的无奈。

政府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再一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损。比如农民的房屋，不能在市场流通，就不能表现出价值，因而也不能增值。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直被政府挂在嘴边的所谓拉动内需，再一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这是一种怎样陈旧的制度设计？愿所有有常识、有良知的人们都来看看，对于那些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工，我们有着怎样的亏欠。让我们好好看看他们，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农民，和城里人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的智慧，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子民。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道德的底线，同时也是一种市场的底线。

五

如果说农村是与城市不同的田园风光，由于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城市发展，而且市管县、县管乡，财政支出当然是先城市后农村，甚至基本上无农村，因此，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看到的是肮脏、冷清、凋敝和破败。村里恶霸横行，公共设施缺失，道路破烂、农田水利失修、饮水卫生没有保障。村民们的业余生活一般是打麻将赌博、看电视。儿子和田地依然是最为可靠的养老保障。

村民享受不到国家的福利保障，遇上重大疾病就会破产返贫，贫上加贫。现在姗姗来迟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其投入有限，作用也很有限，并且条件限制十分苛刻，农民要报销部分医药费要经过许多繁琐的手续，其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相反，国家投入的资金往往成了地方政府和乡镇医院的唐僧肉，很大一部分被他们采取各种办法变相瓜分了。

现在，从一个阶层向高一阶层上升的阶梯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上大学、做官和有钱三条路，由于教育的商业化导致的高学费，令农民子女的教育负担越来越重，许多人家被迫放弃了送子女读大学的机会。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大学里恐怕再难看见农村贫困孩子的身影。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朝里无人、经商无本，那就只有一辈子当屁民，规规矩矩地生活。农村的孩子们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涩和绝望，这种绝望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无力感和精神上的空虚感。他们找不到出路，没有政治上的主体意识，没有精神上的支点，没有文化生活的审美愉悦和身份的归属感。

那些心有不甘的农村少年流入城市，想通过捷径实现财富理想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城市社会的秩序造成冲击。虽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严厉惩罚，但是如果这些制度性隔离不能打破，归还农民工应有的权力，更多的农村青年尝试通过非正常途径往上移动的时候，所有人都将生活在一个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社会里。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乱糟糟了，中国特色的防盗窗连派出所的窗户也用上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自由业已成为传说。

另一方面，民主选举徒具形式。老百姓在选票上打的勾勾基本上没有用，那些村官基本上不是由农民勾出来的，而是乡镇府官员内定了的。他们打着“民选”的幌子，行使专制的权力，个别“副科级高官”可以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猴子耍，你还拿他没办法。因此，农村逐步成为社会的死角，村霸、官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村民甚至敢怒不敢言。

当农民身上再难榨出油水，官僚和资本几乎同时看上了农民的根本——土地。现在，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疯狂地扩张，地方政府和资本勾结，靠强制性的手段以极低的价格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通过市场获取暴利，农民却无权无能抗争。因为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农民往往被剥夺了话语权，一度处在“低人权”下的哑巴状态。就算上访也没有用。事实上上访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摆设，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信访局就是哄骗局，根本就不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农村的出路在哪里？有人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唯一良法。可是，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时间，一旦将农村城镇化，虽然可以提高国家的生产总值，但是现实是，中国的基础就动摇了。13亿人口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干什么去？难道只能给西方资本家打工，靠着出卖自己的血汗和劳动力来支撑别人柔软的席梦思吗？

随着精英教育和专家治国策略的实施，农民成了一切问题之外的边缘问题。在一些人的眼里，农民是只要给口吃的就会满足的人。曾经的共和国中坚的力量，现在被边缘化了，没有人解释，更没有人关心。中国在农村问题上，在农民问题上，始终没有一个战略构想，甚至连想一想都没有。农村的路到底在何方？这八亿人口，还要继续游离在国家各个制度之外吗？而将整个农村置于制度之外，是对几亿生灵的漠视，还是好大喜功的选择性遗忘？如果连最普通的民众都丧失了信心，那么靠着几个专家和精英把持的东西，还能支撑多久呢？

所以，请那些走马观花的大员们停下脚步，看一看黎民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做出些真正服务于人民的事情吧！

背井离乡已成为很多农民迫不得已的痛苦，哪怕是老婆在农村跟别人相好，自己还得在千里之外的工厂打工挣钱养家；即使老婆坐台陪客，男人也得强装欢笑。农村自由吗？自由。农民幸福吗？不幸福。农村的天空阳光灿烂吗？没人敢说真话。

六

就整个社会来说，利益格局中贫富悬殊的基本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这当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利益关系的失衡，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收入分配”的因素所致，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如果在这些因素的调整上没有根本性的进展，利益格局失衡的状况难以有大的改观。

早在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就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除了企业利润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2011年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增长竟达36%。而前几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政府和企业拿的越来越多，劳动者拿的就只能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据学者刘植荣先生研究，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99位，而我们最低工资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了第158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从国际比较的意义上看，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

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就是在这块小蛋糕中，分配也极不平衡，行业间收入的差距达到了15倍。其中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也就是说，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了。

按照道理说，政府拿得多的这部分是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平衡社会中的利益关系的。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以及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

这些年来，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往往都是大手笔投入。结果是，政府有多少钱都不够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前几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为3%、2.9%、2%。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公共福利和民生上的有限投入，也往往为一小部分人所享有，结果造成分配中的不平等。比如，我们在公共卫生中的投入是很少的，但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的数据，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据2005年两会透露的数据，在我国卫生总费用中，居民自费占60%，集体负担占25%，居民投入占15%。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目前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已经不小，但在通过再分配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存在以再分配的方式加剧利益关系不平衡的现象。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退休金的双轨制等，都是众所周知并且是广受诟病的现象。

在当前收入分配中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灰色收入的问题。王小鲁等人的研究表明，2008年我国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而2008年“灰色收入”的金额是5.4万亿元人民币。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权力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不仅急剧拉大了贫富差距，而且使得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手段失去了效力，使得收入差距的扩大处于不可治理状态。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实现个人财富向国家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由国有垄断企业垄断价格实现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在医疗、教育、电信、石油、铁路、数字电视等领域存在的垄断价格，以及由此实现的个人财富向国家的转移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第二个因素是出口和外汇管理制度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民间财富的缩水。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目前我国的出口和外汇管理制度，具有财富转移的效应。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东西越多，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越多，同时印出的人民币钞票也是越多。所以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陷阱，即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印的钞票也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就民众而言，就是收入或财富的缩水。

与民间财富流向政府相反的，是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这主要包括政府的再分配。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重还是明显偏低。同时，公民在享受社会保障上，还存在严重的制度性不平等。

第二个方面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有的富人的第一桶金就来自这里。进入90年代中后期，在国企改制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

而就目前来说，土地和资源的转让环节，则在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途径。据估算，现在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大约为35万亿，在土地转让环节上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虽然无法准确计算，但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土地转让成为腐败的高发地带。

第三个就是不正当福利。这里说的不正当福利主要体现在政府向贫困群体之外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用房上。近年来建设的经济适用房等社会保障用房，有一部分是向困难群体提供的，属于社会福利性质，可以看作是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的再分配措施之一，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向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提供的。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向公务员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只有当地房价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这些地方得到一套经济适用房的人，相当于得到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财富。这里特别要指出的，在政策上已经明确停止福利分房之后，这些既没有政策法律依据，也没有在各级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列支的建房支出，应当属于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

就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来说，还应当计算进来的是三公消费。这个数字至今扑朔迷离，无从计算。有关部门甚至将其列入国家机密。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提供的数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旅游3000亿，公车4085亿，合计超过9000亿。对此，财政部预算司的官员曾进行澄清，指9000亿的数字“严重失实”，　“三公”支出仅为1200亿。但在2010年两会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透露，他看到由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行政经费调查报告，全国的公车大致是230万辆，仅这一项的开支就在1500亿到2000亿之间。由此推算，全国的三公消费当远远超过1200亿元。三公消费无疑属于国有财富向个人的流失......中国的事,家大业大，说一个世纪也说不清，就此打住吧。

但就是这有限的分析，我们大概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千百年来，那种荣枯咫尺异的格局并没有改观。这不由得让我们重新怀念起伟大领袖毛主[xi]来，那时的社会主义虽然在探索中犯了一些方法上的错误，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人民整体感觉比现在幸福。自从他老人家去世以后，阳光，不再灿烂。

后记

我国古代的神医李时珍曾经收下一个徒弟，要求他每日砍一担柴禾回家。但是神医给他定了一个规矩：只要是药材的植株就不能砍。徒弟谨尊师命，不敢乱砍一棵药材。终于有一天，他出门很久后空着手回来了。李时珍见状，便加责问。徒儿回答：“我在山上转了半天，漫山遍野看到的都是药材，因此不曾砍回一根柴禾。”李时珍拈须含笑，赞许地点点头：“徒儿，你出师了。”

在这里，我说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是因为我受《烟雨》嘱托，出门去寻找“阳光灿烂的日子”，结果和那个徒儿一样，也空着手回来了。我交不了差，只能敷衍说：在这七月流火的季节，阳光是有的，但没有灿烂；灿烂的日子在温暖的春季，在十月“小阳春”的秋光里，在天下百姓憧憬的幸福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