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择偶标准的变迁

韩　运　潞

千千万万个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男婚女嫁的择偶标准，它不仅反映了时代男女的恋爱观、婚姻观、经济基础、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而且它还反映了一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回顾中国人择偶标准及社会风俗的50年来的变化，它活象一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标签。

在解放初期，由于颁发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城乡姑娘的自由恋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彻底摧垮了旧社会的买卖包办婚姻的陋习。姑娘们思想的解放和大胆的追求，在各个方面都表现的淋漓尽至。找对象的标准是“一军二干三教员，实在不行找身蓝(工人)，誓死不嫁庄稼汉”。随后又进一步细化、量化和标准化了，你看那“一等姑娘进矿山，二等姑娘嫁军官，三等姑娘找干部，四五等姑娘有的是，等外姑娘找社员(老农民)”。

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艰苦奋斗的六十年代，姑娘们的要求随时代的发展起了巨大变化。这时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突出了，姑娘们明确要求男方“成分是工人，收支能平衡，房子两大间，粮票29斤半(有固定工作的在职人员)”。而男方则要求：“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每月保证给30元生活费；女方政治可靠，出身贫农，丈母娘最好在居委会”。

发展到七十年代，姑娘们择偶的标准又有了新的升华。明确提出了“十字方针”，即要求男方“一表人才，二老双亡，三转一响，四季时尚，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元以上(当时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8元以上，不予经济救济)，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从此，在婚姻嫁娶方面进入了“阴盛阳衰”时代。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姑娘们的标准又有了新的提高。要求男方：“八大件，三套间，存款不少一万元；有文凭，坐机关，父母最好是大官；常出差，四处转，外贸部门有内线；招待票，看"内参"，看病都进军医院；坐小车，玩电话，屋里还有大彩电”。

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九十年代，电话彩电已不稀罕。此时姑娘锁定的目标是：“电脑能上网，要有别墅和工厂；汽车最孬是桑塔那，出门只带信用卡；出国常到加拿大，最孬也是澳大利亚”。

时到双千年代，男人在女人眼里：“20岁是半成品，30岁是成品，40岁是精品，50岁是极品，60岁是展品，70岁是……”城镇中青年人的晚婚优育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全面提高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小家庭全面加快了向现代化进军的速度。在男女谈情说爱交往中，姑娘们首先要“三小件(3d手机能炒股、折叠式电脑能联网、微型数码相机能录像)”及“五子登科（要有别墅式房子、宝马档车子、花不完的票子、优越的位子、后台撑腰的老子）”。然后“同居试试看;婚礼孩子可作伴，不行好聚咱好散”。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一些人把爱情看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有其名曰:“爱情不重要，只要有钞票”。此时部分发财的男人也不甘居下了，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极品婚姻：即一等男人家外有家(明目张胆地将爱情瓜分了)；二等男人家外有花(偷偷地干着“爱情走私”的勾当)；三等男人花中寻家(把爱情纯粹当做了大众饮料搁上货架出售)；四等男人下班回家(毫无奢求，不哼不哈)；五等男人妻不在家(把爱情弄丢了)；六等男人无妻无家(不幸被爱情封杀)。

当然，上述绝不是社会的全体，而仅是社会中男女择偶观一瞥。不同年代中的优秀青年代表人物的婚姻恋爱，如小二黑和小芹、刘巧儿和赵振华、栓宝和银环等，理所当然的是社会进步的先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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