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是不可不去景山的。

景山本是北京城郊一处小山丘，原名青山。相传，明代修紫禁城，曾在这里堆煤，又将挖紫禁城护城河（即筒子河）的土堆积在此，形成一座今天这样的高大的土山，故民间称为“煤山”。清代，改名为“景山”，沿袭至今。

当然，要不是崇祯皇帝吊死于此，景山是不会有这么大名气的。景山，是崇祯留给世人的一张面子。遥想当年，闯王攻北京，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起南迁之议。按理，事关皇帝生命安危，如此大事，有皇帝一人拍案定夺足矣,即使有人反对也无所谓。然后，崇祯偏偏死要面子,认为南迁等于逃跑,生怕遭后世耻笑。过于自矜的他,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其意很明显，就是希望大臣们跟他默契一回，合力恳请他南迁,他在客套力辞几次后,假以不得不接受群臣好意,体面地写开京城。哪知群臣全是一帮混蛋，哪懂皇帝的意思，还真以为皇上器重他们，让他们讨论留京与南迁的战略。结果呢，就有不少人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必须固守京师，不可南迁。崇祯有苦难言，被逼出了一句慷慨之言“国君死社稷”，假惺惺说了一句:“朕想往哪里去！”最后，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祯走投无路，选择了去煤山上吊自杀，保全了这个面子。

崇祯的面子，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陈启新是山阳县一个武举。在以进士出身为正途的明代，武举出身要想在官场混得人模人样，几乎是不可能。但这陈启新算是聪明之人，他剑走偏锋，斗胆上书崇祯皇帝，力陈天下三大病，其中之一就是朝廷任用官员偏重于是否进士出身，而不是真正的能力。陈启新在正阳门外跪了三天，终于引起了崇祯的重视。崇祯爱惜他的才华，委任为兵科给事中。此举无疑捅了马蜂窝，激发大多数进士出身的京官的极大不满。御史聚奎批评陈启新名不副实，多有渎职，崇祯认为这是不给他面子，大怒，给予免职处分。崇祯袒护陈启新，并非他真的喜欢这个高谈阔论的武举，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声誉。想象，陈启新是他提拔起用的，如果如官员们批评的不够格，岂不是批评他识人的眼力？

“爱面子”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这种面子，来自对个人财富、能力和地位的渴望。有个古老故事，说某人家里很穷，但又怕别人笑他穷，就在家门口挂上一块肥肉，每次出门时在嘴上擦一下，让人家以为他顿顿吃肉。普通百姓尚且如此爱面子，身居九五之尊的崇祯，自然更不例外。崇祯在即位之初，就赚够了面子：本来皇帝之位轮不到他坐，他的老爹泰昌皇帝朱常洛还没满月，就因误泻药吃丸，驾鹤西去。他哥哥朱由校当了皇帝。朱由校在任七年，心思全在玩乐上，养鸟养猫，泥匠木匠，酒色女色，不理政事，让魏忠贤趁机弄权，把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后来，朱由校误吃毒药暴死在床上。国不可一日无主，朱由检就捡了个皇帝当，这种捡来的皇位，让崇祯感到很没面子。为了赚点面子，他上任铲除大宦官魏忠贤，结束了黑暗的宦官执政时代。此后，他苦撑危局，事必躬亲，励精图治，镇压农民军，试图重振大明雄风。遗憾的是，他运气太差，遇上内忧外患，先是超级大旱灾，又是超级大瘟疫，后来又发生北京超级大爆炸，接着便是义军烽烟四起。一个人，什么坏事都让他碰上了，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既然是命，认了也罢了，偏偏死要面子的崇祯，就是不服气。崇祯十四年,　后金侵入锦州，松山守军形势危急。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与后金私下议和，崇祯满口答应，很快和皇太极达成的友好停战协议。谁知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指责皇上是宋高宗，卖国求荣，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立即反悔，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是陈卖国,冤杀了陈。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崇祯杀袁崇焕自毁长城,这事儿至今让后世人迷惑不解。其实，崇祯杀袁崇焕，也是因为面子。袁为了能有时间修筑边防,在征得崇祯同意的情况下，与皇太极私下秘密来往书信,以求得宝贵时间。殊不知,此乃皇太极一计也,在围困北京时,皇太极将这些书信突然公布与众,崇祯岂能不震怒，岂能不置袁崇焕于死地？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整个明军士气是个沉重打击。大顺军攻城时,崇祯望眼欲穿的吴三桂走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从宁远赶来。不知崇祯上吊前的那一刻，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崇祯爱民勤政,却因为极度过于自尊，而落得个亡国下场,实是令人叹息。可见，一个死撑面子的人，迟早会被面子撑死。这就是景山留给历史的沉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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