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参加我的启蒙老师赵连绪先生的追悼会，使我感到无比的愧疚和遗憾。我入小学的第一天，先生给我们排座，为我调座位一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而且对我的影响，又是那么的隽永深远。　

我出生沒几天，母亲便发现，在我脖子的右前方，有一肿块。在肿块的牵制下，我的头和面孔，向左偏转好许，而且难以转动，怎么也恢复不到正常的位置。当初，父母和祖父母，为医治我的斜颈，到过无数城乡医院、大小诊所，求医问药；参谒过许多神堂庙宇，祈神拜彿，焚香许愿。然而残酷的现实，终不因他们的虔诚和疲惫而改写。一位好心的医生劝他们，别再为孩子破费劳神了，回去让孩子好好读书，学个手艺，将来也许能混口饭吃。母亲听罢，竟然和那位医生翻了脸。　

“歪脖子，猫咬的，您娘拿着当好的！”当我第一次跟随比我大三岁的哥哥走出家门，想到街上玩玩，就遇到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们，追随在我和哥哥的身后，攻击性地齐声呐喊。街上那些女人们，则用异样的眼神审视着我，指手画脚，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时而发出几声让人难以忍受的讥笑。从此，如果没有家中大人们陪伴，我再也不敢擅自迈出家门一步。　

按我们的乡俗，逄年过节，走亲访友，赶集上店，人们总是喜欢带上小孩子，一种古朴的、生命延续的炫耀。可这种殊遇与我无缘，那是哥哥的专利。祖父在四鄰八乡，算是一位德高望众的长者，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总是带着哥哥。就连祖母赴喜宴，也从不带我。有时我也发难，争着同去，结局要么谁也不带，要么把我骗开，而后祖母或母亲，给我煮上两个鸡蛋，涂上红或绿的颜色，我才感到心安理得。随着年龄增长，当祖父再带着哥哥走后，我觉得：我应该得到的那份东西，用再多的鸡蛋也是换不来的。这能怪谁，只能怪我那不争气的斜颈。久而久之，自卑的障碍，让我失去了对任何事都要为之一争的勇气和信心。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说什么我也不去。我怕那些孩子们的喊叫，怕街上那些女人们的眼神，更怕老师----这神秘的陌生人，他能接纳我这个谁都厌恶的歪脖吗？然而，经不住家人们的轮番劝说，祖父严励地威慑，我也确实离不开朝夕相伴的哥哥。在祖父的陪伴下，牵着哥哥的手，怯生生地迈进了村小学的大门，可也拿定主意，不合适就跑回家。谁料想，赵先生面带微笑迎了上来，把我揽在怀里，问长问短，说我的名字起得好，夸我聪明伶俐，毫无嫌弃之意。　

入学的笫一件集体活动是站队排座次，我被排在靠北墙的第一个座位上。这下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斜颈的缘故，正面坐，面孔就朝北墙，黑板在东，听讲看黑板，则要把身子转向正南，写字时还得再转回去。同学们坐好后，赵先生扫视了一圈后说：“为了使大家听讲看黑板互不影响，我们还得再调整几个同学的座位。他先调了4个同学后，再把我调到最南边的第一个座位上，而后又调了2个同学的座次。这样一来，我无论是看黑板还是写字，就不用来回转身了。当时，我虽仅有6岁，却能体察到，老师虽然调整了7个同学的座位，却完全是为了我一个人。之所以先调4个再调我，之后还要调两个，是为了不让同学们和我察觉：全是为了照顾我这个歪脖颈，尊重那颗屡遭伤害、娇小脆弱的自尊心。顿时，我觉得，这似乎给我这个人人厌恶的多余人，给我那颗做什么都甘败下风、心灰意冷的心灵，注入了炽热的活力。在老师这里得到的这份尊重、呵护，和在家里得到的种种宠爱相比，显得是那么的清新，那么的深沉。在我内心深处，油然产生了一种对先生的至高的敬佩，对“老师”这一称号独有的见地。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不久，我脖颈上的肿块被切除，脖颈恢复了正常，转动自如，而赵先生那次为我调座位一事，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亲其师，信其道。”自入小学那天起，我不仅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而且也学会了怎样做人，懂得了为什要尊重别人，不留痕迹地尊重那些有缺憾的人，尊重那些连“职微位卑”都没有的普通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