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即将过去，黑夜还没有降临的这段时分，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在汾河东岸的柳树林子里消夏。太阳已经不刺眼了，这时的柳树林，已是一片迷人的玫瑰般的金红色。窈窕的柳枝妩媚摇荡，像少女的秀发柔美温情；微风从河的西岸徐徐荡来，顿觉满怀的凉爽和惬意。很快，朋友们打开了话匣子，谈天说地、论东道西，个个口若悬河，当仁不让。唯独缺少了主题，聊得很散且不着边际。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得感恩，只知道索取。他们平白无故地得到毫不相识人的慷慨的资助，一点都不珍惜，甚至还认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在银行就职的老卞想把散乱的话题，归结到他这一方面来。他说，“我的邻居前几天去世了。他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老头，一个穷困的善良的好心人，他死了我很难过。他是个鳏夫，无儿无女，靠微薄的工资生活着。从他退休那一天起，就拿出退休金的一大部份，来资助那些毫不相识的贫困的大学生，他连续坚持了二十多年。在他得病快要死去的时候，他想见见这最后一位他资助过的大学生。噢！他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这个学生长得什么样，或者我猜测，也许这老头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在他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想把他当作从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来看待，就看那么一眼，一眼，他就满足了。可是，不管老人怎么应求，那个年轻人始终就是不肯露面，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对老人说，到末了，还是没有来。不久可怜的老人带着小小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事现在是太普遍了，当然也不能全怪年轻人。我们的教育，的确是出了大问题。”老耿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

“我就知道一件事，说起来真的是叫人寒心。我有一个本家的亲戚，论辈份应该叫他叔叔。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庄稼人，只会种地，没有什么本事，只是比文盲稍强一点。有两个姑娘和一个儿子，算上老伴他要养活全家五口人。两个姑娘都是大学毕业，小儿子最小，后来这个小家伙，也考上了大学。想想看，一个老实巴交靠种地养活的农民，前后供养了三个大学生，那是何等的不容易呀！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从此他好像得了健忘症，不记得他是哪里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给他那个山沟里的父母寄一分钱，给他的穷爸爸买一盒廉价的烟抽，就连信也是几乎不写，过年也记不得回家。

“这一年他好不容易写信回来了，说他千辛万苦总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姑娘是当地人，爸爸妈妈都是公务员，收入高也受人尊敬。姑娘家现在每天催促他赶快买房子，否则这个婚就很难结成。他说他看中了一套楼房，能凑活着住，一百多平方米，房钱也不是太贵，不到二百万就能搞定。他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老爸爸，你要知道，我是你最小的也是你唯一的儿子，我现在要是买不下楼房，就娶不到媳妇，当然也就不能为你传宗接代了，百年以后你也别想还能指望上再有人为你上坟，烧张纸放个鞭炮什么的。我相信在这节骨眼上，你不会不为你自己照想，撇下我不管吧。想想以前，你为我的两个姐姐上大学筹钱的事吧。那时你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到末了你老人家还不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为她俩弄到了钱吗？’

“‘亲爱的老爸爸，我是你唯一的儿子，儿子将来的幸福，就全指望你了。我不会多要的，只要50万，剩下的你就别管了。儿子求求你啦，你就拿出当年挨家挨户、不怕耻笑向人借钱的勇气，再一次为你唯一的儿子辛苦一次吧。我给你算好了，咱们村二百多户人家，每家你不用多借，只借2500块，2500块，就足足够了......’”

“他老爸给他搞到钱了没有？”说话的人笑了。

“小家伙有个舅舅，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看了外甥的来信，脸都气青了。他以他姐夫的口气给小外甥回了信。”

“‘我最最亲爱的乖儿子，首先我万分的感激你能在多年失去音讯的状况下，突然还能想起你远方的老家还有个不中用的老爸爸。（你的妈妈去年已去世。）你知道吗，我接到你这封信，高兴的手足舞蹈差一点忘了我的姓，就连你的小舅舅也不知看了多少遍，直夸你还没有得了健忘症。所有的亲戚都夸你搞到了大城市里的姑娘做老婆，都为你能干、有本事高兴坏了。为你筹钱的事，我和你小舅舅昨天商量到了后半夜，还是没有弄出个眉目。50万你说多？对那些城里的有钱人，那就好比母猪身上的一根猪毛，不算个数。可对像你爸爸这些不中用的老农民来说，就是一座不可攀越的大山。

“‘我最最亲爱的乖儿子，农村现在不比过去了，那些脑子活有本事的，能赚到大钱的家伙们，比如咱们村的煤老板、矿老板们，现在脸大啦、屁股也圆啦。那还能看得起咱们这个小山沟呀，前几年都搬到北京、上海去住了。就是能赚到小钱的家伙们，也一个个在县城买了楼房，发誓再也不回来了。年轻人和你一样，一个心眼都想在城里赚大钱，娶城里人家的女孩做老婆。就连那些坑蒙拐骗、吃喝嫖赌不干正经事的痞子们，也一个个都在城里混吃混合呢。反正那些手脚麻利的，稍稍有一点点能耐的，都不想再当农民了。现在咱们村，都是些老弱病残者，不要说借2500块，就是借2块5毛钱也没得借。

“‘我最最亲爱的乖儿子，我和你小舅舅商量到大半夜，终于发现了一个能弄到钱的好路子，那就是抢银行！你还记得吧，离咱们家不远公路的南边，有一个农村信用社，那里面肯定有不少钱。天亮刚蒙蒙亮，我和你小舅舅，各自怀里揣了一把小铁锤，匆匆赶到那个信用社。问题是我们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下午，太阳都快落山了，还没有看见一个毛人来存钱。我俩很失落，这是家穷银行。回到家，我和你小舅舅又寻思，认为应该到县城去抢大一点的银行。

“‘说干就干，第二天我和你小舅舅坐上公交车，直奔县城。费了不少的口舌，终于找到了一家门面很大也很排场的银行。里面存钱的人多的不得了，进进出出就像蚂蚁，我俩好激动，心想乖儿子，你交给老爸的任务马上就能完成了。这时一个又高又胖、满脸络腮胡子像狗熊一样肥壮的保安，拦住了我们。我细声细气的说，进去看看。那家伙眼睛一瞪，说：滚鸡巴出去吧。

“‘我俩灰不溜溜出来了。盘算着，要到里面抢钱，首先得把这个大胖子制服不可。我说用锤头猛敲他的大屁股，你小舅舅说那不行。要打就打这个肥家伙的下部，男人最怕这个了。说干就干，我们俩再一次推开玻璃门。这个家伙看见还是我们俩，立刻发起飙来，瞪着铜铃一般的大眼睛，一伸胳膊拦住我们。那个力气大呀，差一点就把我的老骨头给碰碎了。我说进去看看不成吗？那家伙都懒得看我们，说：滚鸡巴出去吧。我们俩又会不溜溜的出来了。

“‘我最最亲爱的乖儿子，说什么我也弄不到这50万啦，不过，我死后不用你来给我上坟啦。前几天我和你小舅舅还有你小舅妈一起入了教会，教会的人死后统统会升到天堂里的，你就放心吧......’”

“从此这孩子便杳无音讯，犹如石沉大海一般，都十多年了。”

大家默不作声，好像坠入到了不愿回首的往事中。静静的柳树林，间或传来几声小鸟的啁啾，算是在无声的湖面上，丢下几颗掀起波浪的小石子吧。

这时，坐在我旁边一直未开口的外科医生，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他用眼睛扫视了所有的人，那眼神既严肃又动情，就好像想起了久别的恩人。他说：

“我年轻时，碰到过一件事情，我对它耿耿于怀，至今想起都激情飞扬、情动无比。这是我一辈子当中遇到的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

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正上初中。那时文革闹腾的很厉害，天天都在批斗人。我家是中农成份，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但我家依然能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因为我家有一块“革命烈士”的金黄色牌匾罩着，它是我叔叔的生命换来的。我的叔叔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牺牲时是个营长。

有天晌午我们家正在吃饭，突然隔壁的王麻子领着一伙人还有几个民兵，一窝蜂闯进了我家。赵麻子大声高喊，说我叔叔没有牺牲，而是叛变投敌跑到美国去了。说着就噼里啪啦把我家那块“革命烈士”的牌匾，猛摔在地，用斧头一劈两半。文革那会，无中生有、诽谤一个人是坏人或者是反革命，没人敢不信以为实。大家准会拿起棒子抄起家伙群起而攻之，生怕落后半点再落个不革命的罪名。

前一段日子，赵麻子砌院墙，他多占了我家一米多宽的地基，我父亲当然不干，勒令他拆掉了院墙。这恶人便怀恨在心，就做出了这种缺德的事情。因为我家和美帝国主义有勾连，当然就不能再上革命的学校了。只能回到生产队里头，当起了小社员。因为年龄小，和大人们在一起出工，工分记多记少，记工员不好拿捏。过了一段时间，好心的生产队长递给我一条羊鞭，于是我成了一个放羊的娃。

别看现在人们说我是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其实我放羊，还真是一个高明的专家。刚开始放羊，羊群看我是生人年龄小，没把我当回事，根本不听我的，还故意的和我对着干。你让它们向东，它们偏要向西；我觉得那个地方的草肥鲜嫩，可是这些家伙偏不去。管了这个，又跑了那个，真把我给气坏了。后来我发现管住了头羊，就等于管住了整个羊群。于是我慢慢地和头羊接近讨好它，用红薯和一些好吃的东西不停地诱惑它。但要一点一点地喂，像马戏团的演员喂小动物一个样，既要让它嘴馋，还要让它吃不够，老感到主人的口袋里，还有许多的好东西。动物也是有情义的，它一旦认准了你对它好，你是个可信赖的好人，它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就像善良的人懂得报恩一样。就这样我和头羊成了好朋友，渐渐地它简直片刻也离不开我了，成了我的好帮手。

不是我说大话，只要我一吹口哨，或者高喊一声，那只头羊便会不顾一切的向我奔跑过来，羊群随之蜂拥而动，随它而至。每当我看到这样白浪如潮的场面，我可高兴了，心里面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舒坦。我想虽然不能上学了，但我一样能把生产队里的羊群管好，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那一年的夏天，公社来了一批据说是省城来的大走资派，以前这些人都是大领导大干部。造反派先是把这些人绕着大街游行示众，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戴了一个纸糊的高帽子，胸前都挂了一个大纸牌子，还打了红叉叉。镇上就一条泥鳅般的小街，没怎么地就游行完了。造反派根本不过瘾，又把他（她）们弄到舞台上进行了轮番的批斗。大热天的，不给一口水喝，有些女的昏阙了过去。批斗完事后又把他们关在公社的大礼堂里，不许随便走动，门外有实枪荷弹的民兵把守。

那一天，我把羊群赶到黄河边的滩地上，这儿的草肥鲜嫩，面积也大，羊群能连续吃一个星期。可能是离村子比较远吧，我的同行一般不来这儿。　

夏天晌午的黄河滩，满眼望去是一片的青白色的光，就像秋天你时常看到的雾天一样。最热的时候，你似乎能看到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热气，一股一股地往上窜；两只脚像是踩在火盆上，要不停的挪动脚步，才不至于被灼伤烧疼。强烈的光线，像一根根银针刺入你的眼睛，扎进你的皮肤，使你疼痛难忍、无处躲藏。我感觉我的皮肉就要被烤熟了。这时我必须得找一个荫凉背面的山坡，把羊群带到那儿歇息。羊群不吃草了，一只只懒洋洋无精打采地躺在草地上，睁着一只眼喘着气儿。只有这时，我才把那把橘红色的布满无数个小洞洞的伞打开。

躲在伞底下，我拿出一本《水浒》看。那个看菜园子的右派老头，以前是上海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因为写了一部挺“反动”的书，被打成了右派，迁送回到了原籍。他说读《水浒》，像我这个水平，至少也要读六遍，还得精思细读才能看懂个所以然。他现在成了我唯一的老师，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大教授，满肚子的学问，可只有我这么一个学生，因为整个大队几百号小年轻没有一个人愿意请他当老师。他们都不爱学习，他们腻烦读书，我可是列外。我所有的书都是从他那里借来的，他那间小房子里，偷偷的藏了许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书。老头儿手把手教我初中的语文、数学。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又开始教我高中的文化课程。还是手把手的教我，一字一句的诱导我。尤其是锻炼、强化我的记忆能力，直到我背起文章，能倒背如流为止。文革时期的高中课本，就薄薄的几页子，学习起来一点不觉得难。

我的高中课程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全部学完了。有一天，老师分门别类给我出考试题。说他的文化课教完了，得有个总结，看看他的学生学得怎么样？不瞒你们说，我那时的身份是个放羊娃，家庭又有“历史问题”，我唯一能和那些红色家庭的孩子们一比高下的就是文化知识。我白天放羊，晚上来到教授的家里，刻苦、谦恭、用心地向老师求教，一门心思的学习文化知识。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知识将来能有什么用场，但我至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我将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恕我狂言，老师的这些试题根本没能难住我，我很快顺利地作完了所有的考试题。

第二天晚上，我去老师家里打听我的考试成绩，看看我够不够一个合格的高中生。老师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是将来有那么一天的话，你一定会金榜题名。他是我的恩师，这句话，温暖了我整整一生。

羊群开始骚动起来，小羊不停的叫唤，我放下书本。一个憔悴、衣衫不整的中年男人，赫然站在了我面前。他左顾右看，一幅惊慌焦急的样子，但说话的口气依然镇静，他说：

“孩子，我、我是前几一阵子省里来的走资派，我是悄悄跑出来的。请你放心，我是个好人，我的家就在山的那边，他用手指了指黄河对岸的太米山。我现在想回去看我的老娘，可是黄河水涨了，今天过不去了，你能帮我找到一个藏身的山洞吗？”

说实话，我那时恨透了造反派，恨透了民兵，甚至连贫下中农也恨。凡是他们批斗、关押的人，都值得我同情和可怜。我不加思索地说：有！

这个奇特的山洞是我发现的，只有我一人知道。那一年我把羊群赶进这个位于山坡上的小山洞里避雨，洞不大，羊群在里面来回的拥挤推搡。也许是该我碰着了，一只羊的腿踏空陷进去出不来，我过去把它拽出来。出于好奇我用鞭杆往下捅，谁知洞是越捅越大，我钻了进去，用火柴一划，妈呀！没有想到这个小山洞里面，还藏着一个硕大的天然溶洞，容纳三五千人都不成问题。（后来这里成了旅游景点。）为了不被其他的人发现，我搬来了石块，还设置了许多的“屎雷”以掩人耳目。

我对这个中年男人说：没人知道这个山洞，请他放心好啦。我这几天一直在这儿放羊，直到他游过黄河为止。因为我知道，黄河头一天涨了水，最快也要等三天才能回落到平时的状态。

中年男人显得很激动，两只微微颤抖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以示感激。我和他都很紧张，害怕民兵小分队马上来搜山。我给了他两块红薯，这是我上午唯一的干饭，随后带着羊群匆匆离开了。以防不测，我把羊群带到稍远一点的草滩上，这儿也能看见那个小山洞。太阳落山时，也没有看见民兵赶过来。我把羊群又赶到山洞的坡下，我吹了几声口哨，给他报平安，他没有出来，我就赶着羊群回家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连我最信任的右派老师也没有说，因为这是我一人的秘密。

第二天，我带着红薯、窝窝头、咸菜，辣椒、一根黄瓜、盐和一个能盛开水的铁盒子，迎着橘红的太阳，怀着既忐忑又激动的心情，带着羊群向黄河边出发。　

要说那个山洞是很难被人发现的。它藏在一片杂树林的后面，要想找到它，必须穿过这片杂树林，就是我的同行也轻易不愿走这条路。我把羊群赶在离洞口不远的坡地上吃草。从树林的缝隙里瞭望观看，确认没有什么问题，我便吹了两声口哨，过了一会儿，中年男人出现了。

他高兴地吃着我带给他的窝窝头、辣椒和黄瓜，嘴里面不停地念叨说：好吃！好吃！我怕他呛着了，把葫芦里的热水倒在铁盒子里，怕太热又摇了摇，才端给他喝。可能是我的这个下意识的举动，让这个落难中的中年男人翘然震撼。他两眼深情地望着我，牙根咬得鼓起了一道凸楞，显然他在极度的克制他的情绪。突然他就一下子呜呜的哭起来，那哭声就像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同情他的人。他把我的头偎在他的胸前，摸着我的头发说：

“孩子，你真是个善良的人。遇到你真是我的幸运，你的恩情，大叔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和大叔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河南淹池县人，年轻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在这一带和日本人打过多次仗。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解放垣曲、运城、临汾、太原等多处的战役，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再后来转业到省城工作了。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从未回过家看望老娘和亲戚们，为此他愧疚难过和良心上的不安。现在家就在黄河的对面，他说什么也要回去一趟。他说他是趁人不备，悄悄溜出来的。中年人说话随和，也健谈风趣。我说我叫李金生，是金子的金，生娃的生，可命却像黄连一般苦。大叔哈哈大笑起来，说好日子总会来的。很快，我们俩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好朋友。

到了晌午我问他吃鱼不？他笑了说想吃，可哪里有？我说你等着。

我拿着放羊杆，走到坡下面的一潭水池边，这一潭池水是死水，里面有很多的鲫鱼、大草鱼。我们这儿的人很少有人吃鱼，整个生产队里就我们一家还吃一点，所以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能抓到大鱼。我静悄悄站在水池边，等着一群大鱼游过来，看准了，用羊杆前头的铁片，猛扎鱼身。我逮着了两条鱼，每条都有二斤多。

用小刀把鱼切成小片，放进铁盒里煮，再加上盐和辣椒。不一会就闻到香喷喷的鱼香味了，撇下树枝当筷子，你一片我一片快活地吃起来。大叔说，他快一年没有见到老婆和孩子了，这是头一次吃鱼。下午我和大叔，去看了黄河，水势已经明显回落了，明天游过黄河没有问题。

第三天我起的特早，太阳刚刚露了脸儿，我便悄悄的出了门。带了两个葫芦，一个塑料袋，一个二茬面馍（就是白面和棒子面掺和在一起，做成的花卷）和几个红薯，赶着羊群匆匆出发了。我的羊群这几天出奇的听话，安分的我有点受宠若惊，尤其是头羊，好像发现了我的秘密，片刻注视着我，稍有点动静，便四处张望。

我把那个二茬馍给大叔吃，（能吃上二茬馍，也是一年当中仅有的一两次。我没有吃过一个全是白面做成的白馍。）大叔看了看说让我留着吃，在我一再坚持下，大叔高兴的张开大嘴，吧唧吧唧享用了。

把羊安顿好，我和大叔鬼鬼祟祟、格外谨慎的一路小跑到了黄河边上，水势已经完全回落到了常态。滚滚黄河，呼啸而下，其势如万马崩腾、惊心动魄。我问大叔，能行吗？大叔坚定地说没问题！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不懂的人的年龄的增大会带来体力上的下降。要是现在，说什么我也要阻拦他，绝不会让他冒这个险。

我们选择好入水的最佳位置，看准了到达对岸的地点。这一点很重要，要不你就会被水冲得很远。我们两个脱得一丝不挂，我把一个葫芦给了大叔，大叔也是黄河边长大的人，懂得怎么用它。接着我把他的衣服和鞋子装进塑料袋里面，猛一甩用绳子扎紧，水就不会进去了，然后拴在我的腰上。我对大叔说，我先下水，看着我入水的方向跟着我。

我们这儿的黄河河面狭窄，水流湍急，可用一泻千里来形容。所谓的“游”黄河，还不如说是“漂”黄河。人一入水瞬间就被冲出几十米，根本不需用力气。要游到河的对岸，全凭你的直觉。因为你根本看不见天空，分不清哪是哪，看见的全是混混的浊浪，满眼的黄河水。二十多分钟后，我游到了黄河的对岸。我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大叔出现，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我害怕了，全身毛骨悚然，第一次想到了死亡。我流着泪水，边跑边哭着喊叫：“大叔——大叔！”顺着河的下游寻找。

大叔软绵绵地像一条黄色的小虫儿躺在河边的石头上，脸色发白，嘴唇发青，张开嘴巴急促的喘气。看见了我，缓慢的抬起手朝我摆了摆笑了。

“孩子，不用怕，大叔死——死不了。”他扶着石头坐起来，有气无力的说，“你是大叔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大叔穿好衣服要走了，我还真舍不得呢。他拍拍我的肩膀，捏捏我干瘪的骨头，很仔细很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好像要把我的这张脸，印刻在他灵魂的最深处。　

大叔转过身走了，可是谁知道他在路上又想些什么呀！他又返回来走到我面前，一把抱住我，把我的头摁在他的胸前，抚摸我的头发。这个亲热的举动，我的父亲从来也没有表示过：

“孩子，你救了大叔的命。那天大叔有了轻生的念头。我在黄河边徘徊了好长时间，直到看见了你。你把大叔藏进了山洞，要不是你救我，说不准哪一会我就跳到黄河里去了。我叫魏立生，魏立生！大叔终于说出他的名字。我相信我们会有见面的那一天！”

大叔这次转过身，再也没有回头。

大叔走了，我继续放我的羊。过上一段时间，我想起了大叔，就把羊群带到黄河边的草滩上，带到那个小山洞跟前。我也不知大叔找到了他的老娘没有？他现在在哪里？又干什么呢？还是被造反派四处游行批斗吗？

这一天，我在公社高中大门外面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放羊，许许多多的中学生蜂拥而出，手里举着各式各样的小旗子，高喊着口号：“打倒四人帮！打到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这是毛主[xi]他老人家去世后不久，古老的中国发生的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晚上我去老师家里了解情况。那个时候，我对时局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可以说是到了掉一根头发，也会引起我警觉注目的地步。对于我来说，我是多么的盼望着，中国能有个大人物出来，替我们这些从不反党、从不干坏事、一心一意热爱社会主义的“黑人”们说句公道话。

我敲了老师这扇破旧的小门，他开门并探出头左右看了看，随即咣当一下把门紧闭。拉我到房屋的一角，满脸喜悦的说：

“你看到了吧！真没想到来的这么快。他们完了！完了！十年文革完蛋了！总算是完蛋了！”老师兴奋地搓起手，来回地走着小步，还情不自禁“咯咯咯”地笑起来。是嘲笑还是讽刺？我想二者都有。他还说“天”要变了。叫我赶快复习，加紧学习，准备考大学。我当时就愣住了：老师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不成？考大学......这可能吗？

不管可能不可能，老师的话我还是信的。我推掉了放羊的差事，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就一个心思——学习。第二年的秋天（1977年），老师从上海得到了可靠地消息，说今年就要高考。还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就是说不论你的成份是地主还是富农，也不管你的社会背景黑还是红都能参加高考！我的妈妈呀！我高兴地都快要蹦起来了。

我每天学习到半夜，从不知什么叫疲倦；每天都在激昂、亢奋中度过，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高考开始报名了，那时我已经是个21岁的成年男人了。在农村像我这样的年龄，很多的人都已经当上了爸爸。我们大队报考大学的共有5个人。那天我和一个是富农成份的行跟着一起去报名。到了报名处，那个富农顺顺利利填完了表报完了名，拿到了准考证。轮到是我填表时，那个人说，你叫李金生，是古城大队第十生产小队的？我说是。他说：你不能报名。我问为什么？他说是县教育局下达的通知。要问到县里去问。

我爸第二天去县教育局问我报名的情况。一个管事的说：李金生的大伯是叛变投敌分子，现在跑到美国去了，这样的人家当然不能上大学。我爸和人家大吵，也不管用。原来那个狗日邻居的哥哥是县教育局副局长，邻居怕我考上大学，将来报复他，专门跑到县里给我使坏。

高考很快就要开始了，我连名都报不上。那些日子真是伤心透了，感觉老天爷专对我不公，欺负我这个放羊的孩子。天下雨了，秋天的小雨粘不唧唧，潮湿不说且阴冷。我烦透了，无心看书，就去公社的铁匠铺子里看铁匠打铁。

公社的铁匠铺，就两个人。一个是小个儿的老头，一个是大个儿的中年人。老头是中年人的师傅，中年人是老头的徒弟，两人都是文盲。

我喜欢看铁匠打铁，这是一种不用语言交流，全凭心灵融合贯通的艺术。烧红的一块铁块，在师傅小锤头的指引下，徒弟那把12磅的大锤跟着有节奏的锤打，一快一慢，一轻一重，少一下不行，多一下也不成。两人谁也不说话，只听见锤头敲打铁块的声音。如果你仔细地听用心地听，这滴滴答答的声音，简直就是一首美妙无比的打击乐。你看吧，火花四溅，金光闪闪，刚才还是黑铁一块瞬间就变成了一把漂亮的镰刀或是一把好看的搞头。

公社每天发给这两个不识字的铁匠一份省内的报纸，叫他们学习，有时还要汇报报纸上都讲了些什么事。我喜欢看报纸，看完了就给他们俩讲，有时候也给他们念上一段。这天仍然如此。我念道：“省长魏立生在省城视察......”“省长魏立生......”我又看了照片，虽然照片上的这个人有点模糊，但那个黄河边上的中年人的形象，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不是大叔吗？”我大声叫起来。“是大叔！像！很像！”其实，这只是我心里面的愿望。

我对铁匠说，我把这份报纸拿回家看一下？铁匠答应了。

你们不知道，我是一路狂跑，一路哭，一路骂着那个鬼孙子。那种心境，就好比你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洞窟中，突然又看到了生还的希望那样。

我把我在黄河边上遇到的那件事告诉了我的父亲。我们全家人都很兴奋，父亲说：当年我们公社的确是来过一批省里的大走资派，其中有一个人跑掉了。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我救过的那个中年人，都值得去省城找一趟。因为我的王八蛋邻居已经把我们家逼得无路可走了。

到了省城已是下午了，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省政府。门口有两个人站岗，其中一个挡住了我，问我干吗？我说：我找魏立生！他是我大叔！这个人上下打量了我，不耐烦的说：去去去，到一边去吧。

我被挡在了省政府的大门外。

天快黑了，我饿得受不了，想找一家小饭店吃饭。省城没有像我们公社那样小的饭店，花上几毛钱，就能吃一顿。这时我看见一个人从桌子上拿走他人吃剩下的东西，服务员也不赶他，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匆匆走了。我也看见那头的桌子上，也有剩下的几个小馒头，跑上前抓了几个，就往外走。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家伙，出来问我：干吗的？我说我到省城找我大叔，钱丢了，饿得实在是受不住了，就只好这样了。他说要是我能帮饭店洗碗，饭店管吃还管住。我说只要不耽误我找大叔，干什么都行。我高兴死了，心想：老天爷总算是开了天眼，开始帮我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站在省府的大门外等大叔出来。我想只要大叔看见了我，他一定会见我的。晌午下班了，还没有看见大叔，我就回到饭店洗碗干杂货。下午两点多钟，我又站在省府的大门口，晚上又回到饭店干杂货。几天下来，效果不好。一天一个胖子师傅对我说：你站在那儿还不行，没人会注意你的。就是你的大叔真的从你的身边过去，你也未必能认出来。你得有一个醒目的大牌子，就像当年造反派批斗走资派那样，把它高举起来，写上你的名字，这才能引起过往的人和车辆的关注。他们给我找来了一个大纸箱的纸片儿，上面又贴了一层白纸，用毛笔写着：大叔，我是黄河边上的李金生！

我怕站岗的轰我走，便站在了离省府大门口远一点的地方，我把大牌子放在我胸前的位置，你还别说，起效果了，还真的引起了不少的过路人的观看呢。那天早上，太阳红红的，艳艳的，照的我身上暖洋洋的。心情不知怎的一下子好起来，我甚至感觉到今天好像有什么好事要降临在我的头上。

晌午下班了，人们一个个从省府的大门里鱼贯而出。大多数都是骑着自行车，只有个别的步行。人越来越稀少了，今天难道又扑空了？我心里这么想着。这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开了出来，小轿车在我面前又缓缓开过去了。它开出去不多远，又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一个老人快步地向我这边走过来。

“小伙子，你是李金生？黄河边放羊的李金生？”老人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认出来了，是大叔！是他！

“大叔！是我！我是李金生！”

我扔掉了纸牌，跑上前抱搂住了大叔，呜呜的哭起来：

“大叔，我是李金生！我是李金生！”

大叔也紧紧地把我抱住。那一会我们什么都顾不得了，这样的举动，我想只有那些经过了患难之中的人才会有。大叔一只手轻拍我的后背，然后双手又捧着我的脸对我说：“我就想着有时间，去看你，可你看我......这工作，孩子你想大叔了吧？”他怕引起过路人的关注吧，让我坐进小轿车，拉我到了另一个地方。

大叔把我领到一个比我们公社的人民食堂不知要好多少倍的饭店，就我们俩在一个小房间里。

大叔拍拍我的头，“先吃饭，然后再谈事。”他笑着问：

“吃什么？”我说，

“吃红薯！”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

大叔点了一盘拔丝红薯，一条鱼。还有几道菜，我叫不上名字。我们边吃边聊，大叔说起当年我们俩在山洞里的事，显得格外的开心，总是笑个不停。好像那样的事，还想再过一次。一时间我忘记了我的难过。

吃完了饭，大叔这才问我。我又一次哭起来，伤心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大叔！我要考大学，公社不让我报名......。”我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对大叔说了一遍。

大叔的脸立刻沉下来，两眼圆睁似怒目金刚；那幅神态就像我们农村人准备跟人打架一样。“金生你受委屈了，大叔现在不是当年黄河边上的那个男人。你不用怕，大叔给你做主。！”

他抓住我一只手，紧紧地攥住，生怕我丢掉了似的。我们俩到了另一个房间。大叔拿起了一部电话，开始询问对方，随后态度就严厉起来，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我想对方一定是难堪极了。

我被安排在一个宾馆里，大叔有事离开了。不一会来了一位据称是老师的人，他给我带来一些高考复习资料，问了问我学习上的事。走的时候，一再叮嘱我，要我按照资料上的复习。

第二天，大叔和我一起吃早饭，他说我高考的名报上了，准考证已经发给了我父亲，还说那个副局长已经被调离。说这句话时，大叔盯着我看，那意思明摆着是要替我撑腰杆、替我出气。

我要回去了。临上汽车，大叔握住我的手：

“孩子，你是大叔的恩人，我对你做什么都是力所能及的事。记住了，考上大学要来找大叔，考不上也要来找我，记住了！”

以后发生的事，你们肯定都想到了，我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咱们省的大学，我学的是医学。很庆幸也很幸运，那时上大学，不用花一分钱，国家包教包住包吃，毕业了还包分配工作。我的助学金既能解决了我一个月8—9块钱的的生活费，还有4多块钱足够我一个月的买其它的奢侈品。感谢国家，感谢学校，帮了我的大忙，要不是这些，我那个山沟里的老农民爸爸，你叫他每个月拿出10块钱、来供养他的儿子读大学，那比登天还难。

学校安顿好了，我见了大叔。大叔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快乐，简直有点手舞足蹈。总喜欢拍拍我的头和肩膀，有时候还真像个小孩子。我也发现，我们俩虽有年龄上的悬殊，可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一说起来山南海北没完没了，还没怎么地，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大叔塞给我50块钱，说是让我买身衣服。我知道他一定是看见我穿这身衣服特滑稽吧。要知道，我入学穿的这身衣服，是我大哥多年前结婚时穿过的新郎装。为了装潢门面，让同学们知道我家不差钱，妈动员我哥给我穿了。

我比我哥的个子高出一头也比他胖许多。那个裤子吧短得几乎摸到了膝盖，上衣的底边也快摸到了肚脐眼上。整个人鼓鼓囊囊捆绑得像根火腿肠，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可你猜我老娘怎么说来着，她说我这身衣服虽然不合我的尺寸，可料子是上等的品。就好比我住在一间地主家的老屋，虽说房屋有点破旧，可椽呀砖呀都是上等的料，怎么说也比我们穷人家的破草房、破窑洞强一万倍！

尽管大叔是省长，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一有闲暇，便叫我过去和他聊天。他从没有在我面前摆大领导的架子，还是和在黄河边一个样，随和、亲切、好相处。当然我们俩的这个秘密，我从不对他人讲。

大四那一年，我相爱了三年的女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正式把我介绍给她的双亲。我和她是同班同学，可谓一见如故、亲密无间。她是省城长大的姑娘，不嫌弃我是山沟里的人，父亲在政府部门是个副局，母亲是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师。

我的政客出身的未来的老丈人不反对也不表态，可是我未来的丈母娘，知道我曾经是个放羊娃时，她老人家便死活不同意。还有就是我没有社会关系，毕业后很难留在省城工作。我的对象最后和她母亲红了脸闹翻了，发誓要和我走天涯也不后悔。那些时候，我真是不知所措，难过极了。我在爱情和现实面前摇摆不定。我要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爱情，那她将来就要和我回到我的那个小城市里，当一名普通的医生，肯定还要受苦受累。我对象的双亲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亲得像个什么似的，现在我要把人家的掌上明珠掠到千里之外，你叫我于心何忍、良心安在？

一天下午，我和大叔在一起。他劝我考研，我说我不想考，并摆出了种种理由。我不悦的心情，被大叔看出来。我就老老实实向他全盘托出我和我对象的麻烦事。大叔问我：

喜欢她吗？

我说，喜欢！

对象漂亮吗？

我说，漂亮！

白吗？

我说白！

眼睛大吗？

我说大！

大叔哈哈笑起来，说，没想到我的小老弟，还有这能耐。

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吧，我未来的丈母娘，谁知道她哪根筋顺溜了，突然变脸答应愿意接纳我这个未来的女婿了。我和我对象高兴的几乎流出了泪水。我更是受宠若惊，如履薄冰坐在我未来的丈母娘面前，谦恭、坦诚、不说一句假话地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问题。

你认识省长？

我回答，是！

省长是你叔叔？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应该是叫大叔！

怎么认识的？

我回答，黄河边放羊时认识的。

放多少只羊？

我回答，76只！

放羊的活比读书累吧？

我回答，这要看是谁了。

......。

就这样，我未来的丈母娘终于颌首同意，批准我这个山沟里的放羊娃，即将成为他们的乘龙快婿。

后来我才知道，她老人家，自所以能服软，是上头有人专门找她谈了话。说这个黄河边上的放羊娃，现在你看他可能不怎么样，将来他的前途肯定会不可估量。我当然明白，她说的这个上头有人，一定是大叔或者是别的什么领导一级的人物，做了她的工作，洗了她的脑壳，她才转向的。

后来我听从了大叔的话，考了研、也读了博，毕业就留在了省城。我结婚时，大叔是我的证婚人。再以后大叔也退休了，有了更多的空闲，我们俩在一起聊天的机会更充裕了。说实话，我和大叔没有年龄上的壑沟，也没有职务上的隔阂，我们就像亲密无间、无话不说的挚友。大叔慢慢的老啦，他重病时我几乎是天天守在他的身旁。他是我的恩人，我每天看护他，细心地照料他，我这么做，是想把我当作他的儿子，我想尽一个好儿子的义务孝顺他。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大叔去世了，我的恩人离我而去了。每一年的清明节，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重大而又神圣的节日。这一天我和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宝贝女儿，每个人必须换上干净的衣服，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大束象征着善良、纯洁、真挚、感恩、幸福的百合花，去看望我们的恩人......大叔！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一辈子！

这时有人大声说：

“快看！月亮升到我们头顶了。”

我们屏息静气的凝视着月亮，一声大气也不出，静静的望着它：

月光如水，清辉灿烂；大地广袤，宇宙浩荡！

我不由得心生感激起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