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除了读大师，最重要的便是读图书馆。这里说的图书馆并不是说它的建筑和其他硬件设施，而是说图书馆的藏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四年没有安心在图书馆好好看过几本书，那就绝对没有真正意义上读过大学。　

目前中国大部分大学的图书馆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藏书量比较有限，新书比较少，甚至对学生借书进行了诸多的限制。这恐怕是一个在短期内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读书的时候就只能尽可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并想办法弥补这种资源的不足了。所谓充分利用，就是说要能够从图书馆有限的藏书中寻找真正有用的书，毕竟藏书再少也还不至于无书可读。所谓弥补不足，就是说通过图书馆以外的渠道找到在学校图书馆里找不到的好书来读。一方面可以通过买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去别的图书馆借书。可以通过朋友从别的学校的图书馆找书，也可以去社会图书馆办证借书。　

去图书馆借书还需要有个取舍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说：“要多读好书，只有不读坏书。”虽然说“开卷有益”，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图书出版市场极其不规范，大量文字垃圾相继混入书市，而图书馆的采购人员对于图书好坏的判断能力可能非常有限，加上他们更关心的也许只是哪一种书的折扣更低（这可不是为了给学校省钱），所以大学的图书馆里有相当多的书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垃圾。虽然借一本这样的书并不会浪费你任何钱，但是浪费的时间可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对于那些肤浅的纯粹是炒作的图书最好是敬而远之。　

在图书馆借书不要太过功利，不要以为只有跟考试相关的书籍才值得一看。我记得原来学校的图书馆里被借次数最多的好像全是英语四、六级或者考研方面的书，而其余的那些跟考试不那么相关的书则很少有人问津，哪怕就是《现代化的陷阱》这种曾经非常畅销而且很有思想深度的书籍也难免被打入冷宫。　

其实，毕业以后就会发现，在图书馆借过的那些英语四、六级的书里面写些什么说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就算记得也没什么用。而别的一些书籍在自己借书甚至看书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用，而若干年以后这本书的用处就发挥出来了。正因为某本书对自己究竟有没有用暂时很难判断，所以最好摒弃有用或者无用这样的功利性思维。看书为什么一定要抱着“有用”的心态呢？看书的过程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思辨的享受。　

记得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图书馆看到了《独秀文存》，后来便借出来认真地看了，并且还做了笔记。在当时看来，看这样的书是肯定没什么用的，而且我当时也不指望能够有什么用。可是，在三年以后，我在深圳的某一栋写字楼里，碰到了一个同样喜欢陈独秀的上司。虽然这一切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上司对我可谓是“百般宠爱”，我刚刚进入地产行业，“容积率”这样一个基本的名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这位上司却不遗余力地教我，我因此很快就融入了这个行业并当上了项目经理。　

有一位做业务员的朋友很喜欢老庄哲学，对道家思想也颇有心得。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客户，因为客户正好在看书，所以两个人就从看书谈起。客户问这位朋友：中国古代文化中你比较喜欢看哪方面的书？朋友答：老子和庄子的书我比较喜欢。话音刚落，客户便眉飞色舞起来。二人关于道家思想谈了几个小时，而生意的事情似乎抛诸九霄云外了。后来这位朋友自然顺利地签下了那个case，而且跟客户还成为了莫逆之交。　

或许有些读者看到这里便会暗暗告诉自己：我也赶紧去图书馆借《独秀文存》，去找老庄的书。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以后的上司一定喜欢陈独秀、你的客户一定喜欢老庄呢？如果他们喜欢的是孔孟、孙子或者康德、黑格尔呢？编张只有一个网眼的渔网或许也能捕到鱼，但这靠的纯粹是运气。要想每次都能捕到鱼，那就必须要编织一张足够大的网，尽管每次网到鱼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网眼罢了。　

读大学，还要学会“读同学”。这里说的同学不只是说自己同班的同学，而且还包括别的班级别的院系的同学，包括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这些人用“校友”、“学长”之类的词语来指称或许更贴切吧。　

“读同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读大师”和“读图书馆”的延伸。读高中的时候每个学生侧重的学科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就算偏科，学理科的总不至于放弃物理，学文科的也不至于荒废历史。但是，读大学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精力却可能放在截然不同的地方。除了要应付共同的英语等级考试，同一个专业的人都可能在研究完全不同的方向。譬如，同样是中文系的学生，有些人可能研究张爱玲，有些人可能喜欢沈从文，又或许还有些人会用一大段时间去钻研幽默学。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每个人向身边同学学习的必要性。同时，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老师那里获得知识，同学之间的交流自然也就相当于间接地从别的老师那里获得了知识。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曾盛行论辩之风。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可谓是司空见惯，可是在当今的大学却是不多见的。我们班只有32位同学，可是在很多门课程的课堂上总能就或大或小的问题分成几个阵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些同学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有些同学从法学的角度来论证，又有些人或许索性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罗素、杜威、尼采、哈耶克、昆德拉、拉德布鲁赫、朱苏力、何清涟……这些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被我们同时引用了。虽然每个人力图证明的观点可能截然相反，但是，在这样一种论辩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分享了彼此的知识，而且通过论辩碰撞出了思维的火花，这对于每个人学术思维的养成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于毕业后在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莫大的帮助。　

要想走更远的路，既要马不停蹄地赶路，还要尽量不走弯路。不走弯路就是捷径。为了不走弯路，一开始就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矢志不渝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没有目标注定要兜圈子，目标不能恒久也照样可能南辕北辙。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人我们或许会“怒其不争”，而自强不息勤奋刻苦的人如果因为走了太多的弯路而最终一无所获，我们更加会“哀其不幸”。　

我曾接触过的一个人可谓是鲜明的例子。他曾经一心想着考研究生，准备读完博士找所大学教书，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为此，他每天都背着厚厚的考研辅导资料去图书馆自习。大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考公务员更有意思，于是转而考公务员去了。在政府机关工作一年以后，他发现自己确实不适合在官场发展，便辞职来了深圳。此后他又陆续换了几份工作，至今仍然一事无成。　

为了少走弯路，人生规划便成为了每一个大学生至关重要的事情。大致说来，每个人大学毕业以后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仕途，商界，学术。在此专题中，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人生规划的问题。至于其余角度的人生规划，我将在后面的专题中分别予以阐述。　

“入仕为官”指进入党政军和其他一切“吃皇粮”的事业单位。“经商”指的是加入或创建以营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而学术之路主要是指获得一定学位、在某个学术领域有一定造诣之后，在大学或者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一些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似乎也可以归入到学术的行列。　

当然，上面这种分类在逻辑学上未必会很周延。有一些职业，譬如医生，似乎被归入以上三个阵营的任何一个都有点儿牵强。还有一些职业则似乎可以归入不止一个阵营，比如党校的老师、国企的高管等等。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将这种分类方法作为人生规划的逻辑起点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廓清了以上三条职业道路之后，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摆到面前了：在这人生的三岔路口，你将何去何从？只有先决定做商人，才能考虑在哪一个行业做生意，也只有决定了做学术，也才能更好地考虑自己究竟在哪一个专业领域继续发展。　

朱元璋最初只是想当一个节度使，可是最后他却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明朝的一把手。假如他最初的目标只是拥有一间作坊，或许他最终顶多只能成为一个豪商巨贾而已。甚至他可能一事无成，因为适合当皇帝的人未必适合做商人。　

上文关于人生方向的分类方法跟大学生基于专业分类而形成的思维方法大相径庭。任何一个专业的人都可能走上这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可能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做秘书，若干年后谋了个一官半职；也可能进入各行各业的公司，进电视台或报社，时机成熟了就自己开个公司当老板；还可能读了硕士接着读博士，最后留在大学当了一名老师，若干年以后成为了国内先秦文学或者《红楼梦》研究的泰斗。　

我大学时班上32个人学的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可是毕业两年之后，我们这些人早已遍布各行各业。有些人进了党政机关或者军队；有些人已经读了博士，毕业以后很可能留校任教；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公司里忙碌着，在大大小小的商务区和写字楼之间穿梭着，奔波着。　

仕途：风光无限，如履薄冰

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很多父母总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了大学就去做官，而如果进了什么公司打工，那简直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我一个老乡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北京某区的一个劳教所当了公务员。消息在家乡很快便传开了，方圆数公里的人都知道某村某人的孩子去中央当官了。家长还因此大摆酒席，四面八方沾亲带故的人似乎等了八辈子才终于等到有个亲戚“一人得道”，为了不让自己错过“鸡犬升天”的大好良机，纷纷前来祝贺，据说酒席就有几十桌。　

无独有偶，我一位朋友毕业的时候报考了湖南省政协的公务员，因为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家里认为肯定已经毫无悬念，所以关于我这位朋友在省里当官了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不少平时不甚往来的人如果在路上跟他父母碰见了，远远地便会满脸堆笑跑过来献殷勤。后来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在最后的体检一关被淘汰，据说他老家那些邻居和族人很快又冷漠起来，偶尔还会夹杂一些幸灾乐祸的嘲讽。　

农村的那些农民会有如此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而大学生当中渴望有朝一日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的似乎也不在少数。大学时我接触到的同学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圭臬，或者是把仕途经济作为毕业以后最佳的选择。这些人在学校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譬如积极入党、担任各种职务等等。到了毕业求职的时候，如果有党政军之类的单位前来招聘，那场面简直直逼春运时的火车站。在我毕业前夕，某省曾有一次公务员招考，据说当时我们学校很多宿舍连续多个晚上没有开灯，因为里面的人全部去该省考试了。　

成都市青羊北路街道办事处曾公开招聘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前往报名的人当中大学生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2003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陈香从众多应聘者当中脱颖而出正式当选为长沙市白沙古井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有不少名牌大学的博士前往应聘居委会的职位。　

从媒体的反应来看，人们对于这种现象基本上持褒扬的态度，觉得当今的大学生在就业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是，为什么不从官本位意识的角度来解释呢？如果这些人放弃进入公安厅、海关等单位的机会而就职于居委会，那确实是就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是他们原本可以进入企业获得高薪的职位却偏要削尖脑袋挤进公务员的队伍呢？会不会是因为一时进入不了省委或者海关所以退而求其次呢？这也能说是就业观念的转变吗？如果是，那也只不过是转变得越来越官本位了。　

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仕途经济，事实上应届毕业生在进入公务员行列的时候是心态各异的。有些人只是为了获得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有些人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向往；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升官然后发财，先谋求权力再利用权力谋求财富和其他的贪欲。我原来一个同学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县太爷，贪污几百上千万，养几个漂亮温顺的小情人。当然，有很多人选择做公务员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动机我并不想过多地评论，只是希望动机不纯的人记住《无间道2》里倪永孝说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同时也希望那些响应毛主[xi]号召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手中有权当然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办事，但是，有了“权”就希望“特”，甚至需要国家、社会和人民付出很大的代价。很多贪污腐化最终成为阶下囚的“八抚巡按”或许最初也是抱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可是最终还是堕落了。　

这些人或许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吧：人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既然湿了脚，何不洗个脚？既然洗了脚，何不洗个澡？既然洗了澡，干脆一顿乱搞。于是，搞着搞着便掉脑袋了。所以，对于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来说，如果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觉得自己不能经受这样的诱惑和压力，那最好还是考虑换一种方式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　

明白自己想从政的动机并且对于这种动机进行充分而审慎的考虑，这是尤为重要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名叫做励仿夏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笔试、口试、面试以及体检，终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联合利华市场部同时录取。对于这两份工作的取舍，励仿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就我个人而言，十分幸运地先后被联合利华和外办录取，而且这两个单位分别是从商和从政的理想去处，因而我的最终选择其实就是选一个大方向——到底适合从商还是从政，我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当然需要参考父母、长辈、老师们的意见，但关键还是自己的静心考虑。在分析了自己的性格、特长以及一直以来的志向，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联合利华优越的待遇和光明的晋升前景，而是毅然选择了市外办，决心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在外交天地中为国家、为上海做一些事，并且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令我高兴的是，我的这一选择也得到了父母和师长的赞同。　

“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励仿夏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考虑自己从商或者从政的动机。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他选择从政究竟是因为看重什么，但是，至少我们从他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一点：仔细权衡自己的动机并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之后，再审慎地做出决定。　

有人说：如果你一无是处，那就去做官吧。确实，古今中外的政客们如果离开政坛，能够过得很好的恐怕不多，毕竟不是每个政客都能够像华盛顿一样在退休以后去做一个农场主。那么，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究竟凭什么能够做官呢？做官也肯定有做官的哲学。李宗吾的《厚黑学》可谓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场哲学演绎到了极致。脸皮够厚心够黑，你就可以去做官了。多么精辟的一句话啊！然而，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哲学”还行得通吗？对于当今的大学生来说，如果要选择仕途经济，那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呢？　

我想，首先还是应该具备一定的办事能力。《国画》里的朱怀镜虽然在其宦海沉浮的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地方显示出他有什么过人的办事能力，但是，最初让他有可能在官场施展拳脚的可不能离开他在大学里学过的财政方面的知识。　

其次，走仕途这条道路需要具备比较开朗、外向的性格。一个木讷内向的人在官场要想平步青云那绝对堪称一大奇迹！国外如此，中国更是如此。我大学时的一位师兄和一位师姐毕业时同时进入了湘潭市某行政机关工作。师姐大学时成绩非常优秀，每次考试的分数高得让人爬上去就会缺氧，曾经获得的奖学金如果换成硬币恐怕足以砸死一头年轻力壮的大黄牛。而师兄大学时成绩平平，其他方面也没有过人之处。所以，几乎所有老师都看好师姐而不看好师兄。可是两年以后，事实却给大家当初的预期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师兄混到了副科级干部，而师姐先被“流放”到机关下属的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后来索性被这家企业开除了。　

我趁去那家机关单位毕业实习之机打听了此事，并从一位机关干部口中得到了事情的解释：师兄活泼开朗，能很快跟别人打成一片，在各种场所的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而师姐不善言辞，与局里同事关系一直不冷不热，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要别人先问一句她才答一句，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上级领导来视察了。　

第三，为官之人必须有一定的城府。这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心直口快的人，心里藏不住任何秘密的人，恐怕就算进了官场也要处处碰壁的。　

最后，政客应该具有审时度势的能力，要能够察言观色、见微知著，否则在官场恐怕很容易做出一些不适当的判断。要知道干革命最怕的便是站错队啊。《国画》中的朱怀镜是市长皮德裘的心腹，一度扶摇直上官运亨通。后来，皮德裘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朱怀镜因为站错了队，自然成为了皮德裘的陪葬者。虽是小说，但也可谓是典型的前车之鉴。　

看完这些之后，如果你仍然觉得自己喜欢从政并且确实比较适合从政，那就不妨尽早为自己积累资本。入党是重要的一步，但也并不是非入党不可。与其跟一百个人去竞争五个职位，还不如去跟一个人去竞争一个职位呢。对于热衷于从政的大学生来说，其中的道理应该一点就破吧。　

另外，还可以积极地担任一些学生职务，既能锻炼工作能力，又能在履历表上增加筹码，还能通过学生会之类的平台拓展交际圈。对于从政来说，交际圈可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想去做官，可是你的性格与上面说的这些方面相去甚远，那我劝你最好还是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不过，我从来不曾有过为官的经历，也还没有加入这个行列的准备，所以上面这些文字在真正准备走入仕途的大学生眼中看来或许太不专业了。如果真的贻笑大方，我只能表示抱歉，并且以个人的名义对准备着去做官的大学生提出一点苍白的忠告：当你为官一任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你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用血汗和泪水换来的，你拥有的每一项权力都牵动着劳苦大众的痛楚和呻吟。　

从政之前需要审视自己选择仕途的动机，而走学术之路更是如此。大致说来，目前大学生选择留在学校做老师的往往包括如下一些类型：第一种是因为喜欢学术研究，并能够享受学术本身必然带来的孤独乃至清贫；第二种是因为大学老师有着比较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希望通过在学校任教获得一个目前看来还摔不破的饭碗，这个饭碗比金饭碗差一点，但绝对比铁饭碗要好；第三种是因为以其自身条件比较难在校园之外谋求一个满意的工作，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继续呆在象牙塔里。　

学术良知(1)

基于对学术的理想和追求而走上学术之路的人是让我无比敬佩的，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目前看来这辈子也不大可能有这个资格了。一个民族的学术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这个民族的良知。学术虽然不可能像宗教一样脱离世俗，但是，学术精神天然地应当与尘嚣和喧哗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时不时去迪厅high的人能够潜心研究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交通史，也无法想象一个动不动就在某五星级宾馆的包厢里和一群大腹便便的人觥筹交错的教授还会去潜心研究某种即将濒临灭绝的动物。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潜心学术的人与这个世界总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灵与世俗的距离，选择学术之前有必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寂寞，能否在别人开着跑车四处兜风的时候心甘情愿地在实验室里研究自己的课题。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不但希望你能做教授，而且相信你能做一名优秀的教授。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世俗世界的距离被拉得太近了，甚至大学内外的世界随着围墙的拆除而彻底融合在一起了。教授同时成为了商人，或者成为了政客。这让部分学术投机分子同时通过投机获得了不少的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让中国的大学以及整个学术圈里的人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1998　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邀请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参加庆典。这位校长来北大参加庆典的时候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也是一位日本人，可这位日本人并不是任何大学的校长，而只不过是一名在经济上给过北大资助的日本商人。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两个中国人之间，大学校长肯定会跟商人套近乎，以求对方也来自己学校提供科研经费或者设立奖学金，可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却不但没有跟那位日本商人套近乎，而且甚为恼怒，认为北大这种举动侮辱了学术的神圣。　

在日本，一个大学校长别说比商人更让人尊敬，就是比首相或许还要更有社会地位。虽然日本人从来不愿反省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对于学术的尊敬是让我不得不佩服的。在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中，商人和大学校长都可以“平起平坐”了，遑论其他的大学？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了，还谈何别人的尊重？于是，学术精神变成了这场交易和游戏的最终受害者。　

所以，我希望决心投身学术的大学生能够在这样一种很不好的社会风气中恪守自己的原则，不要因为一点点金钱或者权力的诱惑便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良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不如尽早考虑是不是继续进入学术圈。做了著名教授当然可以去做政协委员，但如果你更看重这个头衔，那还不如尽早去从政，那样的话说不准在你做成政协委员之前就做成了政协主[xi]。同样，你做了知名学者之后也还可以像明星走穴一样四处圈钱，但如果你对钱比对学术更感兴趣，那还是尽快去做商人吧，这样一来你完全可能在成为知名学者之前住进别墅开上宝马。　

近来好像著名法学教授针对具体法律案件出具专家意见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下面这段话便是博客中国（blogchina）里有关于此的一个贴子。　

2003　年夏季的一天，同时在京城律师事务所充当合伙人的王教授把他的5名同事（都是来自京城三所院校的“国家级大师”、“博导”）请到了一家五星级饭店，为他的客户（一家房地产公司）提供法律意见。这家房地产公司把广告上标明的绿化地用来盖车库和住宅，与业主发生激烈冲突，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在王教授建议下，房地产公司决定花钱请专家写法律意见，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诉讼。　

专家进门坐定，房地产公司的小姐就笑吟吟地给每位专家送上一个信封。在掂量信封的一瞬间，专家们就决定说什么话了。小姐告诉我，老板再三关照，信封一定要在专家开口之前递到，只要专家在开口之前把信封放进口袋，一切就已经搞掂。　

资格最老、头发最白的专家第一个发言：“前几天，业主也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今天再听听你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当律师之后我才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找到同一位知名教授给他们写法律意见书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知名教授也同样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只是与法官相比，他们吃得少一点而已。　

资格最老者义不容辞地首先表态：“我以为，只要房地产商的广告内容没有写进合同，就不能算是他对业主作出了承诺。”接着，五位专家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一致意见：按照中国现有法律，该房地产公司把原先的绿化地用来盖房子既不违法，也不违约。　

不到半个小时，会议就接近尾声了。资格最老者说，他还要参加全国人大的重要立法，必须告辞。王教授恭恭敬敬地问道：“?菖老，您看，意见书怎么写呢？”资格最老者说：“你就按照大家刚才讨论的意思，整理一个意见，不就行了吗？”“好，好。”王教授一边点头不迭地应承，一边试探性地问道：“我写了之后，您最后定夺，行吗？”这时候，资格最老者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一番话：“还要给我看干嘛呢？我相信你不会坑我的，我这就给你签名。”王教授赶紧递上一张白纸，资格最老者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掂量信封之后作出的判断。在资格最老者的带动下，其他四位专家也慷慨签名。在法律意见书一字未写的情况下，专家签名就已经完成了。　

会议结束之后，王教授吩咐我：“小李，你负责整理一份法律意见。”天哪，我不过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荣幸地成为这么多大师的代言人！王教授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嘲讽地说：“怎么了？不就一个法律意见书嘛。”两天以后，全部由我执笔、由五个全国知名法学教授签名的“法律意见书”就送到了法院。我的报酬是2000元，每位教授的报酬是8000元，王教授为这份法律意见书从客户那里收了15万元。　

因为这原本是网上的文章，真实性无从可考，所以你完全可以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如今的学者越来越商业化倒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我不明白：这些著名教授既然热爱金钱甚过了热爱学术，那为什么还要做教授呢？去做个律师应该会比做教授挣得更多。而如果你羡慕这些教授挣钱之快，如果你做了教授以后也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先富起来的人，那么，你最好还是考虑去做商人吧，商人挣钱天经地义，比这样的方式光彩得多，而且挣到的钱也要多得多，同时，对于中国学术界也是一大幸事。　

2004年10月，各大网站纷纷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的文章，文章用很长的篇幅对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提出了最深刻的质疑和发难。以下是其中的一个段落：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像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或许这样的措辞过于激烈而难免有些偏激，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想投身学术的人来说，这种文字却是很有必要认真看看的。如果对全文感兴趣，应该可以很轻松地在网上找出来。如果你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仍然坚决想投身学术，我得向你的勇气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如果你是想做一名学术投机分子，想从这种腐败的学术环境中混水摸鱼，那我劝你最好还是换一种升官发财之道吧。　

上面谈到的学术与经济的关系，也可以纳入到学术独立的范畴，但是一般说来，学术独立是指学术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大学的独立和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来的。欧洲所有的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取独立的斗争。　

巴黎大学还在雏形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斗争，无数学生在争取大学独立和学术独立的过程中流血甚至牺牲。后来其他的大学也都开始了漫长的斗争。到19世纪初期，以柏林大学为代表，以“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科研是大学的主要职责”为核心的“学术自由”理念得以确立起来。在这里，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利始终是以大学对学术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探索为使命的。学者只服从理性，服从科学，不服从任何政治和宗教。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这些因素终于成为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特质。　

然而，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却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金科玉律，一直以服务政治为己任，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作为一个整体谋求过价值追求的独立。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虽然在五四运动前期以及其他少数几个时期有过独立的精神探索，但是，它的前身便是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余年的太学，而且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也不过是政治的产物。后来北大也一再试图投入政治的怀抱，从解放以后主动请求昔日自己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题词，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扮演革命先锋的角色，都无不证明这所大学距离学术独立还任重道远，距离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任重道远。现在北大有一些学者和学生已经在深入反思这个问题了，但是从目前中国大学的整体来看，学术独立之路还远未开始。　

上面这些话看起来好像非常宏观非常抽象，但是，对于一个立志走上学术之路的人来说却是不能不考虑的。当你真正成为一名学者并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你的学术良知到底是服从理性还是服从政治？虽然说理论上理性和政治可能统一，但现实却在很多时候会让你必须做出抉择。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法说得更多，只希望你如果真要选择学术之路，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按照自己内心的价值准则走下去。同时，祝你一路走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