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人的婴幼儿期，应该由母亲来叙说，而童年是个熟悉的话题，许多人写过有关它的文章，有的还是厚厚的一本书，而且都写得十分真切，仿佛童年的生活都一一录了像，如今又把它重映出来。其实无论是金色的或灰色的童年，总是梦幻般地停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模模糊糊，似是而非，记不清哪一年哪一月发生的。当然，不论是富豪的少爷还是穷人的孩子，对于童年，都会有过亲切的回忆。有的是对无忧无虑的喜悦和留恋，有的是对度过困苦的自豪和悲伤。不同的是，名人的童年即使十分平庸，只要写出来，就会令人感到有味；而普通人的童年就是有过惊人的举动，也很难叫人相信。我的童年在平淡中，因自己的天真幼稚而感到悔恨不已。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六，螺城沿海的一个小镇上，我象所有的初生婴儿一样，应该是哭闹着来到人间，象有十分的不情愿。这一天世界上不知诞生了多少个生命。这些小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我算是还能活到现在的一个。

我的祖父当年在那里开一爿小店铺，一家人也就生活在那里。听说祖父九岁丧母，十三岁成了孤儿，就去给人家当学徒，不但养活自己，挣钱成家，还拉扯大两个弟弟，祖父对此常常感到自豪。一直到了四十岁，祖父才积攒起一笔小小的资本，在亲戚朋友帮助下，来到这偏远的海边小镇独自开业。父亲原在城里一家锌镜店当学徒，也随着祖父来到小镇当他的帮手。

最初的经营据说十分惨淡，几次亏本倒贴，几乎感到无望。靠着一股坚忍的意志，祖父才勉强支撑下来。到我出生那一年，不知是时来运转，还是“托我的福”，祖父的生意开始好转，而且越做越红火，以至引起当地同行的眼红，每每寻事挑衅。有一年正月初一，妒忌者竟用粪尿溅了祖父的店门。祖父感慨良多，觉得异乡难居，便决心回县城里建造房屋。

抗战胜利那一年，一座两层八房二厅的小洋楼落成了，其华丽在当时县城里是有数的。这间楼房解放后也就成了我们是属于“资本家”的证据。我也同时随着楼房的建成，变为当地“有钱人的孩子”。

的确，在家里我是长房长孙，我的出生不光父亲母亲高兴,　祖父祖母“升一级”，高兴!　外祖父外祖母“升一级　”，　高兴!　里里外外的人同时“普调一级”，　高兴!　高兴!　我成了大家的宠儿，又长得聪明灵透十分惹人喜爱，全家人都把我当洋娃娃似地逗着。年青的母亲更是陶醉了，尽力哄我，迁就我，倒象是她沾了我的光。我成了大家手里的一件脆弱的玻璃器，小心翼翼地被保护着。听说我小时候多有“特权”：邻居送来的食物，得让我先尝，还要占大份；杀鸡宰鸭，那鸡腿鸭腱全归我。没有人敢惹我生气，更不能让我哭，那多可怕，一家人闻声会全赶过来，肇事者必受到众人的责骂。为了讨好祖父，对我的表现总是“报好不报忧”。太平盛世中，我逐渐被培养成家里的“小霸王”，不知道生活中还有不幸的时候。

五岁那一年我被送进教会办的时化小学念书。刚开始不懂得读书的真谛，上课专听故事找好玩的，要不就出神地幻想着奇妙的世界。回到家从来不曾去翻动课本，放下书包就往外跑。一段时间不愿上学，竟背着书包到溪边看大人钓鱼，到院子里跟小朋友打砖头，待到学校放学了，才回家去。自然，那一年留级了。后来又害了一场大病，一次空前流行的鼠疫，夺走了千万个生命，我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似乎连上帝也特别钟爱我。我因此辍了学，来到海边祖父的店里休养。

在海边，生活有趣得多。我常站在柜台边看祖父和父亲做买卖。那时店面虽不大，却出售着各种各样的日用商品，从小孩出生用的，到人老死后该备的，样样齐全。上市时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有恭维的，也有咒骂的；有恳求的，也有发牢*的。父亲有时忙得吃不上中午饭。到了傍晚，忽然又冷清起来，这时父亲常坐在凳子上，跷起二郎腿一边晃着，一边口里哼着小曲，一副得意的模样，要不，就是几位常客到店里找父亲下象棋。我便在这个时候溜出去，找那些刚从海里捞鱼蝦回来的邻居小朋友们玩。在那些赤luo着上身或衣不蔽体的孩子面前，我衣冠楚楚，却显得苯手苯脚。我觉得他们比我精明强干懂得更多，但都对我十分友好。

最愉快的要算夏天，两位读中学的叔父也回到海边度假。他们常常带我出去游玩，有时爬越悬崖到僻静山头去看古刹青佛；有时坐在海边礁石上专心垂钓。我在沙滩上挖坑蓄水，待他们钓到鱼儿，便放进坑里。这样的生活，整个暑假几乎没有一天闲着。

有一次，几位城里的同学来找叔叔，他们商定去海上泛舟游玩。那天晴空无云，蔚蓝的海面上漂着几片孤帆。大家在沙滩上找到一条小舢船，七手八脚就往海里推，有的用木板、有的用手、用脚，居然把小舢船直往海中划去。不料，这是只漏水待修的小船，不久发现海水正从船边滋滋地渗进来，底舱开始积水。船上的人一时*动起来，小舢船象摇篮似地摆动着，船舷几乎触到水面。大家高声嚷叫，有的往外泼水，有的调转船头往回划。可离岸几百米，周围不见人影，一个个由兴奋转为恐惧。我那时是一动也不敢动，虽是害怕，却不敢哭出声来，闭上眼睛默默地祷告，祈求上帝拯救我们。小时候我很相信上帝，他几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好在那天风平浪静，小舢船终于平安回到岸边，显然是叔叔他们十分用力地挣扎，同死神搏斗的结果，并非上帝特别关照。而我的天真幼稚在遇难时却暴露无遗了。

后来舅舅逃壮丁也从城里来到海边。“抽壮丁”在旧社会是一大祸害，跟遭遇土匪强盗一样可怕。每到此时，城里几乎是万人空巷，年轻人纷纷逃难，一旦被捉到，就会像囚犯般被捆绑押送到军营，或当兵，或当挑夫，不是被炮火击毙，就是病死，或被“自己人”折磨死。在我记忆中，螺城北门军营，曾有过两次“丘八”被长官枪毙后，还要暴尸以警后人的事。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跟随伙伴们去看热闹。一具穿着土黄色军服的尸体，躺在土沟里，看个头比我当年大不了多少，胸前一滩血迹早已变黑，浑身上下沾满泥土，像是从土坑里被挖出来似的，或是临死前曾在地里痛苦挣扎翻滚过。有人说他是“逃兵”，有的说他是“共匪的奸细”。此后几个晚上，我常常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眼前便闪现出死人的灰黄脸庞，几次梦中惊醒过来，以为自己跟那死人躺在一块了。真是世间若不太平，无论谁都会感到不安的。

舅舅在海边却呆不住，过了一段时间就想回去。母亲不放心，就叫我跟舅舅一块回县城，给舅舅当“小侦探”。大家商议着回到城里就让舅舅住在我家的楼房里。我们的楼房那时是空的，不引人注意。出发那天，舅舅化了装，一路上还担心遇到熟人，只好避开大路捡小路，快到县城又在野地里磨蹭到天黑，才敢进城去。

我仿佛感到重任在身，自告奋勇先进去探视。到了家，我开了门锁，独自一人走进漆黑空荡的楼房，然后又迅速把大门关上，因为显得有点鬼鬼祟祟，而毛骨悚然，感到四周都是神秘和恐怖的阴影。接着我摸到房后，打开后门引舅舅进来，再自己一个人走出楼房，锁上大门。邻居有过问的，都以为我独自回来，住到外婆家了。

舅舅在楼房里象囚犯一般，见不得阳光，也不敢点灯，每天靠我从后门偷偷带吃的给他。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外面风声稍微平静，外祖父到保长那里送礼说情，舅舅才敢公开露面。但后来又一次“抽壮丁”，舅舅还是被抓走。外祖父不得不花钱买个人贩顶替，才算了结。为此外祖父家道中衰破了产。

（2）

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国民党军队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见一兵一卒。那时关于共[chan*]党和解放军的谣传很多，有说他们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广大；有说他们凶神恶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几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顶上，注视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军究竟是啥样的，可惜到傍晚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却听说游击队早已进城接管了县政府，说他们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只在腰间插一支挂红布条的“驳卡枪”。

虽然没有“看”到解放，但觉得整个县城的气氛变了，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象是从黑黝黝的地洞里走到阳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畅，可以扬眉吐气，高声说笑。走在路上不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队在街头表演节目，或是一队穿着红黄服装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么。对孩子来说，这都是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大人们都说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许再有压迫和剥削。大家兴高彩烈地大声议论着，传递一些新名词。各种民间组织：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民兵、儿童团的牌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树了起来，人们像过节一样都在忙碌着。

很快，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儿童团。在一间原来属于保长的大客厅里，聚集着几十个高矮不一的孩子，或坐或站排成几列。一个被称为团长的小青年，给大家讲了解放区儿童团抓特务打坏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儿童团员，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岗查“路条”。那时社会上一股反动势力还在作乱，“土匪”也乘机出来抢劫。进城都要凭区政府开的介绍信，称为“路条”，才能通过。我家屋后的小路是进城的一条必经通道。

当时，我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和信任。就这么一句话，我俩立即当作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来执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清晨一起床就拿着红樱枪，挂上红袖章跑出去，笔挺笔挺地站在路口，对每一位过往路人严肃认真地问一声，“同志！你有‘路条’吗？”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路条”的人。　我们是那么认真，心中只有国家，只有“革命”任务，丝毫没有后来常被提起的“人情关系”的概念，可以说是六亲不认，只认“路条”。

一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我们挡住了。他解释了半天，我们就是不肯放过。最后他还是悻悻地只能返回原路去。当再次看到他带来了“路条”，我们竟感激似地对他道起谢来，我想这是对他和对自己的共同赞美吧！此外，儿童团还不时搞宣传演出。在自家院子里我们搭了个小小台面，模仿着从大戏台上学来的节目，内容都是关于“抓特务”的，演得“轰轰烈烈”，吸引过不少小观众，连大人有时也会兴致盎然地站着观看。

解放前一年，当我上小学四年年级，就听说我们的校长是“搞地下”的，很少在学校里看见他。解放后他一下成了“新闻人物”，据说是他带领游击队接管了县政府。在学校里只见他经常忙着去开会，很少在教书。可是过了不久，却风闻他被抓起来，又过了不久，就听说他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说是他私藏枪枝，怀有二心。一直到我长大后，才又听说这是起冤案错案。当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样的“天翻地覆”，感到不可想像，理解不了那么许多，人们都说，“非常时期”有“非常情况”，这让我后来想到自己的种种遭遇，相比之下，也就不奇怪了，人生本来就不是一条坦荡的路，尤其是在“非常时期”。

1952年秋，我小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螺城一中。我的学业成绩是从小学三年级起，才脱颖而出。当年多亏一位新来的国语老师，他瘦瘦的身材，尖下巴，两只眼睛显得特别明亮有神，虽然他很少有过笑容，同学们还是喜欢亲近他。在他身上，我们感到一种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常给我们讲故事，那些故事里面都有一些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地下党员”。有一次他讲到太平天国的故事，我听得真是“出神入化”，竟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瞪着他，直到下课铃响，才缓过来。对我来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下课后感到浑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竟扭不动了，好一阵才能舒展一下。这位国语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还善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竞赛，每次课堂上，都会让两组学生同时到黑版上去听写，看谁写得快，写得好。我的好胜心因此得到充分发挥，对学习逐渐有了兴趣。那一学期结束，我的学业成绩一下跃居到班上第七位，以后便稳居在前三名，到小学毕业时已是名列全校第一。

读到初中，我对功课已不感到紧张，对演算类的题目，更加稔熟，我只要分析一下“已知”和“未知”，再想想解题的方法和步骤，几乎就了然于心，不用动笔去做，只对毫无把握的题目，才去演算以检验结果是否正确。我的数学和物理科成绩曾有过全学期总评一百分的记录。对成绩我是诚实的，有一次英文考试我还得一百分，但试卷发下来，我发现答案中有个字母写错了，老师没有发现，就主动要求老师给我扣分。　

学习上没有压力，我往往会比同学少花一半时间就完成课业，而更多时候是在图书馆和运动场上度过。我喜欢看课外书，记得第一本看的书是《李有才的板话》，是小学语文老师介绍的，因为课本中读到有关的章节，老师要求我们去借来看一看。重要是从此我有了一张《借书证》，开始走进图书馆里去。现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父母早已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恨不得通通塞进他的脑子里，反而不上图书馆了。那时候一方面没有这样的条件，想看书就得借，而另一方面我觉得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我是图书馆里的常客，管理员对我特别友好，常会让我进到别人进不去的书库里，自己挑选图书。那时尽是借一些童话、寓言、神话和描写少年英雄这类的儿童读物。读初中时开始看长篇，也看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还有当年的获奖作品，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聚雨》等，都在这个时期读完。那时的读书，纯粹为了解故事情节，满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读完之后，并无多大进益。

运动场上我也是活跃分子，学校举办运动会，我虽年纪小，个子不高，但在低龄组占有优势，跳高，百米等项目，连续几届都获得该组的第一名。我还是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班级学习委员。不但书读得好，人又长得帅，我在班级中自然成了“出头鸟”。后来有同学竟叫我“汪精卫”，说汪精卫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才子”兼“美男子”，并非骂我，是在“夸”我。但我很苦恼，自己没有背叛国家背叛同学，怎么成了“汉奸”？这个比喻不恰当，这种不雅的外号也有损我的人格。当时我自己对着镜子瞧了瞧，恨不得马上毁容，有一点缺陷，才显平常。我竟错误地以为美的东西，对一个人不一定都是好事，她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赞赏，特别是外表，要与众人一般样，不可太突出，才不会遭忌妒，被欺凌。

我的面前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一片美好，差不多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会对我另眼看待，特别关照爱护。这使我在家里的“老大”地位，到了学校又得到巩固和发挥，只习惯受到赞扬，不愿听到批评，总想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卖弄小聪明，也不管是在怎样的场合，导致后来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3）

教我们数学的王老师是仙游人，说话的腔调有点特别，平时同学总喜欢学着开开玩笑，并非出于对老师不尊敬，当着王老师的面还是规规矩矩的。有一天他提问我，我竟然在课堂上也学着他的腔调回答问题，结果引起全班同学大笑。我洋洋得意，象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王老师却象没事似地，点点头微笑着叫我坐下。忽然我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老师的宽宏大度使我惭愧难当。下课后我本想找他认错，又缺乏勇气，怕同学会取笑我。后来那位老师调回他的家乡去，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他，向他当面道歉。为此我一直感到内疚，王老师是那么温和可亲，我却对他如此不恭。尤其是当自己后来也成了一位老师，更觉得是不可饶恕的。

另一件令我悔恨的是，1955年我初中毕业，适逢教育大调整，当年的毕业生只有五分之一能升上高中。学校要求大家要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动员会开了一次又一次，要大家“防止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下一代”。一天会后我竟天真地对班主任说：“我妈就说过，如果我考上高中，她要买一只手表给我。”不想，这个材料立即汇报给校长，再向上级汇报，成为“资产阶级家庭用物质引诱学生，公然对抗党的号召”的“典型”，还让街政府出面对我母亲进行“教育”。自己的天真幼稚，造成如此后果，我实在对不起母亲。可见我对“政治”从小就是个大傻瓜，赤luo得象个出生的婴儿。

如果说少年时代有值得我自豪的，那就是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初一下学期，学校举办一次文学讲座，介绍当时很有名气的苏联英雄奥列格的母亲写的《我的儿子》这本书。洪老师精采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一时间奥列格成了我最崇拜的英雄。我不但下了决心：“一旦敌人胆敢侵犯我们，我一定要象奥列格那样勇敢去保卫祖国，不怕牺牲。”我还把那本书又细细读过一遍。看到奥列格十岁就开始记日记，可我已经十二岁了，还一无所有，就从这一点学起吧，当晚我写下一生中的第一篇日记。从此记日记断断续续伴我度过大半生，熬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光。如今每当我看到当初那几本已被蛀虫咬破散架的日记本，心里多少有点安慰，平添了几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最初的日记内容简短单调，尽是些孩子气的琐事，看了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但积日累月，记日记已成为我生活中一件不可缺少的事。而且真实地反映了我那时纯洁的心灵和少年时代的人生观，有几篇较有内容的，我抄录下来，权当作为少年时期的一部分回忆。时间是1953年至1955年间：

4月25日　上午去理发，店里的人都喜欢讲些黄色下流的话，明显在侮辱妇女。我听着十分难受，也非常气愤，闷声不响坐着，让师傅理完发，心想这些人怎么这样无聊，他们活在这世上是为了什么？可我还是个学生，没有勇气站出来指责他们，仅希望能有一位好汉来把这些人训斥一顿。

下午逛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新书《牛虻》，我知道奥列格最喜欢这本书，卓娅也看过这本书，还曾经流过不少眼泪。这一定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可以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帮助。我想把它买下，可是一看书价一万二千元（新币一元二角），犹豫了好久，这些钱我存下来是要买一本邮册的。心里一番挣扎，最后我还是战胜自己，咬着牙掏出这笔钱，把书买回家。

5月7日　有人说：“李大钊先生若活到现在一定比毛泽东还大。”　显然他在为李大钊先生为革命死得太早，活不到今天，感到可惜，不理解一个革命者为真理而斗争，完全可以为真理去死，不是为了将来能当大官，做主[xi]。对于李大钊的牺牲，我们应该更多可惜的，是他不能再为革命多做贡献了。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人生是短暂的，死是一生的结局，有光荣而死，有罪恶而亡。个人的享福莫过于皇帝，他的存在也不会超过百年。历史是几万倍的百年，这几万倍的时间将咒骂他这渺小的一生。一个英雄，一个谛造历史的英雄，象陈胜、吴广吧！他们的功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芳名却永垂青史，没有人能“杀死”他们。我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名字，连曾祖父也不认识，却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为真理而死，历史将永远铭记。革命者可以毫无畏惧去死，庸人所以不敢，是因为迷恋这百年的生活——历史的几万分之一。

一个人活着，若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不是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他活着将十分危险。除了真理，所有的东西，不光人民可以满足他，敌人也可以满足他。那么他将跟着谁呢？那就看谁给得多，谁就占有他。那么，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6月15日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所有勤学的人都是聪明的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无不是“读书破万卷”而造就成的。他们的天才表现在善于接受新事物，敏感，记忆力强，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能从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找出规律。还在于他们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从苦练和实践中得来的，不是与生俱有。爱迪生说：“天才是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的血汗。”就是这个道理。

知识才能又象是一把刀，开始使用锋利无比，要是任意砍伐，缺乏耐心保养，也会迟钝。聪明人还得善于思考和工作。年青人比老人有生气、有能力。但青年时代不好好学习，到老来并不因为资格老经验多就受人尊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失其光辉。

9月14日　同学们说我“爱出风头”。我检查自己并没有这种意思。我虽是有许多缺点，好表现自己，希望得到夸奖，总想超越别人。这都怪自己修养不好，不善于掩盖自己的感情。其实每个人都想把事情办好，办得出色，得到别人的赞赏。如果这叫“出风头”，我想也是不错的，首先他必须有“出风头”的本钱，要不断创造“出风头”的条件。这一来，一个人的才干就得到提高，正如虚荣心是一个人的弱点，有时它又是成功的推动力。我们的国家正需要有才能的人，只有在专制社会里，“爱出风头”才会受到讽刺和打击，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彼此是仇视的。他们总是一部分人想统治、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我们却希望人人都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大“出风头”。所以“爱出风头”不应该被看成是有害的。

汹涌的泉水一定会汇成河流，一定会给自己打开一条通向大海的沟道。但是它将绕过多少弯路？在丛林里迷失多少回？洞穿多少深山峡谷？冲毁多少障碍之物，才能最终到达！

1月3日　一个人能否有成就，跟他的心力、情操，周围环境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社会最为重要。勇士加理想还不能成为英雄，要靠宝剑，要靠战场，所谓“时世造英雄”。一个社会所推崇、允许和纵容其发展的东西，就容易有成就。反之，受到压制和反对，就很难得到发展，最终还会被埋没。能在受压迫的情况下努力抗争，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身世与他们后来的名声很不相称。在他们成名的时候，也许自身已看不见。伟人都是先知先觉，他们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与人群是不相容的。待到人们感知他们的真理时，生命已不容他们存在。所以历来统治者得到眼前的利益，革命者则得到未来的芳名。而世上有雕成英雄的石块，也有湮灭海底的珍珠。幸运的石头只有几块，倒霉的珍珠却是无数。

古往今来，文人多蹉跎，屈原投江自尽，司马迁惨遭腐刑，杜甫潦倒一生，白居易放逐千里，五柳先生则隐居山林。凡此种种，可见世上原来就不公平，只有那些无爱于人类的奸诈小人在飞黄腾达。

（4）　

1955年7月，我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个保送生名额，论成绩和各方面的条件，班主任极力推荐我。但因为我有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符号，最后还是被校方否决了。但是凭借招生考试的成绩，我仍然顺利地再次走进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离大学不远，也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我开始有了理想和目标。此时，在学校里，我仍是顺风顺水，受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羡慕。那年我光荣加入青年团，通过劳卫制二级考查，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我的一篇小说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获得二等奖。那一学年结束，我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三等甲学生”之一，老师和同学对我仍然是刮目相看。呈现在我面前的依旧是美好远大的未来。尤其在我读高一、高二这两年时间里，我有幸得到班主任孙鲲化老师的教诲，他同时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的智慧和教书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终身难忘。

还在我读初中时，就常听高年级的同学谈到孙鲲化老师善“抓题”，每年高考的生物题，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难怪一中每年报考医农科的学生十分踊跃。还说孙鲲化老师特“怪”，给学生评分，从不给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满分等于到顶，难道就没有不懂得？无形中让你对知识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鞭策，不能不说是“老谋深算”。同样，他也从不给学生记零分。理由是学生上他的课，不可能一无所获。这真是“通情达理”，充满自信。也许基于这种“怪”，学生背地里总直呼他的大名“孙鲲化”，却又毫无戏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亲近。叫“孙老师”的有许多人，凡姓孙的教师皆然，唯独“孙鲲化”三个字才是他的专利。

当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时，才知道“孙鲲化”确实名不虚传。上他的课特别轻松愉快，不会有一种令人厌倦的感觉。有时他一进教室就“东拉西扯”，捧个标本，指指点点，说长论短，偶而掺杂几句俏皮话，让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图，“谈天说地”，问这问那，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下课铃响了。按当时凯洛夫教学五环节衡量，这根本不象“上课”。可是回家打开课本瞧瞧，会惊喜地发现，老师讲的全在书本上，印象特别深刻。难怪学生常说“生物课好学”，而不说“孙老师教学好”，是有道理的。说一位老师“教学好”，可能指他在课堂上才气横溢，颇有教者风度，但未必学生都“学得好”。而能让学生觉得这门学科“好学”，就不光是要“教得好”，还必须善于将学科知识化为学生易懂又能掌握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更高的艺术。

孙老师在检查学生掌握知识方面，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们“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房直径多少？”我一看题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气，认为这是“偏题”，反问老师，为什么不考种牛是怎样培育成功？有哪些优点？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孙鲲化老师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眯细着眼睛瞪着我好久，似在深思，然后不紧不慢地对我说：“科学从来是重视数据的。凡教科书上有的，都是重点，是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编进去的，字字千钧呀！”

孙老师的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从此我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不光对文科教材，连数理化课本也一一细读，不敢妄抓“重点”。尤其是数学，觉得数学家编课本，对数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却特别小气。所以别人是“做”数学，我更喜欢“读”数学，里面的公式、法则、定律我可以倒背如流。这算不算一条经验，我不敢肯定。但孙鲲化老师的启发，我永远记住了。这是一位良师不光善于教学，更会育人的所在。

此外，孙鲲化老师有不少口头禅，如“各有千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常在学生中作为戏语留传，却不究其深意。直到离开学校以后，进入社会，细加咀嚼，才觉得颇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一段难忘的回忆，我曾经在母校出版的《校友报》上发表过，得到许多认识孙鲲化老师的校友们的认同。我再次在这里写出来，更是为了对孙鲲化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人生初始的童年和少年，对我来说，是作为必经之路走过来，生活上无所忧虑，充满着理想和希望，仿佛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以凭自己的兴趣任意弃取，过于天真和幼稚，从没有想到要对谁负责，也没有想到会有惨败的一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