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7年秋，我升上高中三年级，离大学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数理化基础好，报考理工科是无疑的。我的理想是从事科研工作，当一名科学家。我尤其喜欢化学，它简直象魔术师手中的道具，变幻莫测，深深地吸引着我，要去探索，去追求。我已经读了不少化学专业方面的书，还在学校化学兴趣小组里成功地做过几次实验。

我的化学老师陈淑元是一位特棒的教师。她终身未嫁，一心一意献给她钟爱的化学教学事业。她的教学方法同样是与众不同，提问学生的方式就十分特别，总是按学生座位号数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今天问1号2号，下一堂课就会问3号4号，使你有了思想准备，会更积极去复习功课。不够，有时她也会突然变个花样，从最后一位倒着数提问，或从中间某位开始，再顺着号或倒着号提问。遇到答不上来的同学，她不是接着去提问另一位，而是停在那里，一直启发到你有了正确的答案为止。课堂上既不显得紧张又十分有趣，还能激发其他同学一起思考。因此同学们都是自觉地提前复习好功课，好在课堂上应付自如。也许是因为她，我才最终选择了化学专业。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她就被调到一所大学去任教了。

大学是神圣的，是决定一个人终身事业的地方。我前半生的理想一直离不开它。那时更是踌躇满志地期待着走进去的一天，满有把握地准备着，努力着，朝自己的目标迈进，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以我的成绩，觉得毫无悬念。然而，现实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我推向一条艰难坎坷，充满痛苦和恐怖的人生之路，令我遍体鳞伤，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并从此与大学绝缘。其人生转折点就起因于当年的一场政治运动。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提出，曾经使当年文艺界出现过少有的繁荣。人们带着解放初那股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心情，继续寄于极大的热情，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推陈出新，创建未来。但由于许多肺腑之言切中时弊，一些创新有损别人的形象，超出一些人的忍受程度，一场不可避免的反击开始了。1957年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正式拉开反“右”斗争的序幕。《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评论文章，指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又被严重地扩大化。

乌云密布的天空，随即给人带来不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更是以“善于破坏一切”的姿态把一片生机盎然，正在争妍斗艳的百花，瞬间打得七零八落，满目萧条。只见可怜的花瓣飘散在泥土里任人恣意践踏。一个出尽风头的艺术家顿时成为垂头丧气，被人吆喝着的“四类分子”；一个才华横溢，经常出入社交场所，“红”极一时的青年干部刹时跌落下来，滚到泥坑边去挖粪土，跟那些“坏分子”呆在一起；一个聪明过人的大学优等生被打成“右派”后，成了疯子，流浪在街头，被一群无知孩子追赶着，戏弄着。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这，到底是为什么？作为一名中学生，当时还很不理解，只是感到可怕。

一天，“当当当，当当当”……急躁的钟声惊恐地响彻校园上空。同学们停下手中的功课赶到操场集合。看到的是那位善于演讲的洪老师被人连推带拖地架到台上去，狼狈不堪地站在一边，在宣布他为“右派”之后，立即被捆绑起来，被永远带出校园。记得几年前他曾经在那里精神抖擞、幽默风趣地给大家讲《我的儿子》。他微胖的身材，有点滑稽，相声般的言语常常引得大家发笑，尽管显得不过礼貌，内心上同学们早已被他吸引，向他靠近。怎么这次差别会这么大？那天整个操场无言寂静，只有宣讲者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听说仅仅为了洪老师在会上说过几句不适时宜的话，竟遭到如此严厉打击。其实人们对一种不良的现象提出批评，不等于是对该政党或制度怀有敌意。换成另一个国度，同样的劣迹，人们也同样要深恶痛绝。我开始感到周围是那么狭窄，“解放区的天”并不都是“明朗的天”。但毕竟这是社会上的事，是长辈们遇到的，跟自己的学习生活不相干吧！

然而，我的想法错了，紧接着在大多还是年幼无知的中学生当中，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实际上是这场“反右”斗争的延续。

（2）

1957年12月15日，学校召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动员大会”。会上那极富挑衅性和鼓动性的言词，把每个人都震憾了。那天四周黑沉沉的，灰浓灰浓的天空弥漫着厚重的水气，仿佛伸手抓住一把就能捏出水份来。大约害怕老天爷发怒，只好把一千二百多位学生都拢到一间狭长的草房里。生管主任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才把秩序整顿完毕。几声“安静”之后，校长出场了，可惜没有高台，他那十分宽大光亮的额头，和两边刻着阴沉皱纹显得有点突出的嘴巴，通通看不清了。只是从麦克风里听出他的声音异常激动，知道他在执行一个十分神圣的使命。

“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反‘右’斗争取得空前胜利。为了进一步开展全民性的自我教育运动，配合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决定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校长才讲了几句，下面开始憋不住了，这黑压压的一片，散发出的热量，使草房里的水蒸气浓度迅速增加，以至缺乏足够的氧气。一时咳嗽声，拉衣襟拿课本煽风的沙沙声，互相低语的切切声，还有挪动椅子的碰击声，汇成一股奇特的噪音，把校长的动员令给搅了。

生管主任不得不站起来吹哨子，喊“安静”。校长的话又渐渐清晰起来，“……这次我们到福州几间中学去参观，他们那里开展得很好，学校里到处贴满大字报，连教室走廓的柱子上都是。写的内容也很深刻，很大胆。我这里抄了几条念给大家听听：‘共[chan*]党实行一党专政’，‘肃反运动杀人如麻’，‘×××是秦始皇再世’，还有‘共[chan*]党万“税”　’，税收的税”　……

这下新鲜了，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校长似乎很满意他这些材料产生的威力，继续说道：“大家不用怕，现在不是要再来一次捉‘右派’。同样一句话，我们同学说的跟右派分子讲的有本质的差别。大家不要有思想顾虑，要踊跃参加运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决不允许‘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现象存在，尤其是高三毕业班的同学，将来在个人鉴定上都要加上一条：是不是积极参加‘大鸣大放大辩论’的运动……”　

校长的动员令一结束，团委书记立即站起来挥动着手臂喊道：“共青团员们！进步的青年们！行动起来吧！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勇敢地站到运动的前列，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心里的话‘放’出来，来一个比先进比干劲的竞赛，具体的行动就是看哪一位同学写的大字报最多，最尖锐……”他这种激发别人去冲锋陷阵的演说，直囔到声嘶力竭为止。

同学们都佩服他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鼓动家，尤其善于每次校长做完报告，来一个最早的贯彻和响应，使校长的话变得更有份量。可是大家已被热气蒸得头昏脑胀，巴不得早点离开，一时都毫无反映，而是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听见“散会”的口令，几百号人立即高举着椅子，争先恐后向门口涌去，把一个竹架做的门框挤得喀吱喀吱直响。大家心里明白，只有冲过这道“关卡”,才有舒畅和凉快，怪不得都互不相让。

走出草房，人群四散开去，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学校召开的会议而已，许多人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开始。有人正简直是在采用一种“诱蛇出洞而后捕杀之”的阴险手段，来对付这群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可以说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教唆大会”。我更是没有料到会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3）

学校动员会后，班级团支部又召开会议，强调团员要带头鸣放，走在运动前列。第三天，我刚走进学校，一眼看见传达室门前围着一圈人，那里贴着一张大字报“行动起来，跟官僚主义作斗争！”　，署名黄蜂，没有标明年段班级。我看了一眼就往里走，感到校园里象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同学们都无心学习，钟声也显得有气没力，预备钟早响过，走廊上仍是一堆堆人群在交头接耳，一些人急急忙忙从我身边走过，连打个招呼都没有。我奇怪地顺着大家的方向看去，校长办公室前面站着一大群同学，原来大字报已经上场。

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自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也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可要怎么写？写什么？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也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只要是组织上号召的，我都会积极去做，并尽力要在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

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么认真。我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了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被煽动起来了，甚至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满校飞，越写越激烈，越长越有人看。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一党专政”，“×××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某某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十六篇了！”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此时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

（4）

事情并没有结束，　1958年元旦过后，又开始转入“大辩论”运动。第一阶段辩论“工农之间是否存在差别”　，我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问题很简单：目前国家经济条件差，农民的收入还赶不上工人的收入，但我们的制度将保证逐步缩小并最终消灭这种差别。我没有在辩论会上发言，心里却担心会被看成是“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人。

我这种担心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1月14日一个冷冽的早晨，呼呼的北风象一只冰冷的手，一下从领口上直伸到脖子里，令人一路直打哆嗦。幸亏我上学是顺着风走，就把衣领竖起来，双手插在衣袋里，象鼓起一张船帆让寒风推着向前。偶而一阵旋风过来，会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直到走进校门，才定下神来。迎面恰巧遇见团支书，他是我入团介绍人，我一向尊重他。不知是寒风把他的脸冻成硬绑绑的，还是他对我在“大辩论”中沉默不语真有意见了。看他一付严肃的样子，我顿时心里感到一阵不自在，竟冲着他说：“不能光看一个人是否到处找材料，就断定他是不是积极参加大辩论。根本问题没有讲清楚，凭一组数字，几个事例就肯定工农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这怎么行？就算一时被你说服了，以后再听到或看到工农之间确实存在差别，又该如何解释？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应该尊重客观情况。不是我们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光想听好话怎么行？”“你是不是积极参加，你自己明白。”他显然不愿跟我交谈，说完就走开了。

教室里同学们在高声吵闹，这两天又停课搞“大辩论”了，直到上课铃声响过，大家才回座位去。这一天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大辩论”，是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方面的。

会议由团“宣委”主持，他比我大几岁，瘦高的身材，在显得过于老成的脸上多了两撇小胡子。凭着这付模样，他喜欢教训同学，每次开会总要批评这，指责那，重复那一套他认为是最伟大的斗争理论，难怪他要在班上找几个对象来验证他学到的“真理”。同学们早就厌烦。我想，任何真理，若从那些骄横的人口中播出，就不会受到欢迎。老想批评人，绝不会成为教育家。连班主任也不喜欢他这种装腔作势的样子，不时打断他的话，补充解释一下，大概班主任在尽力做矫正的工作。团“组委”却跟他一唱一和，吹捧他是一位“觉悟高党性强的好干部”。而团“宣委”便称赞团“组委”是“天天学毛选，自觉改造世界观”。

我很奇怪，这种虚伪肉麻的话怎么能用来进行“大辩论”。当时我跟小东两人就在桌上互相写条子攻击团“宣委”。中途还借故出去一会，希望有人跟着，好在背后议论一通。我认为一个谋求进步的人，应该先讲讲自己过去怎样糊涂，现在又如何明白，如何找到真理，今后决心怎样维护真理。对落伍的人，不该扣帽子，而应视为自己的过去，是只“迷途的羔羊”，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点。要用事实来证明真理，而不是通过压制来实现自己的唯一性。不要以为一定要通过斗争，才能改造一个人，生活自然总有一天会从中择出好的。

当我回到座位，团“宣委”大慨觉察到我的不满，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象两把锐利的刀直逼到我身上。我不由得歪了一下身子，若无其事地瞧着黑板上方那张熟悉的画像，觉得他老人家会明白我的意思。突然耳边响起我的名字，团“宣委”竟点名问我有什么意见可以站起来谈一谈。我先是回答他没有，后来又觉得不说不好，我一贯喜欢发言，再沉默，当真要被认为是在对运动不满了。一时冲动，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满不在乎地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一、党天下不是真有其事吗？为什么这样说就被打成“右派”？而且动辄拿立场压人，使人家不敢说话。二、对非党人士信任不够，任用干部不看他能力大小，首先决定于他是不是党员。好象党员一定要做官，非党人士就当不了官，即使当了也不能任正职，学校的副校长就是个例子。三、报上对丁玲、艾青等“右派”作家的批判，为什么总要揭露他们的私生活？这不是超越政治范畴，在进行人身攻击吗？”

想不到我一说完，教室里立即热闹起来。两三个人争着发言，都是冲着我的。说我的发言是“资产阶级谬论”、“恶意攻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等等，简直在拿我开涮。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几次站起来要反驳申辩，可团“宣委”硬是不让我说。团支书又说我提得好，这几个问题不光我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让大家辩论一下，分清是非，对提高认识有好处。我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令我信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也没有讲党员不能当干部。而他们尽是举一些显而易见，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企图说服我。什么“站在不同立场6就看成9，9看成6”，什么“没有共[chan*]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这些简单的道理我还不懂？

会后，我十分恼怒地对团支书说：“怎么，我一说大家就轰起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提了。”他还是扳着脸冷冷地回答：“每个人都要受教育，特别是一位团员，更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难道把一个人说成是反动的，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尝尝当反面人物的滋味，这就是对他的‘教育’，也就是对他的‘考验’吗？”我不客气地反驳他。

（5）

当天下午继续开会，教室里的桌椅早已规规矩矩沿着墙壁围成一个长方形，这是每次开辩论会的场面。铃声还没有响，一些同学已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定，有几位正埋头在写什么，教室里的气氛和往常相比，显得有点沉闷。

我的心突突地跳，上午顶撞了团“宣委”。他说我是班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凭什么给我下这样的定义？还说我娇生惯养，骄傲自大，这不明显在泄私愤图报复？可同学都护着他，说我态度恶劣。我知道下午的会是针对我开的。有人就是想压服，想叫我服服贴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哪里是在“大辩论”？团支部委员们此时正围坐在教室前面的草地上讨论着。我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来较量。

一会儿支委会散了，团“组委”走在前头，他冷漠得象具僵尸，对我早就是一种逼迫，相比之下，我的心越要急躁起来，我的热情完全被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冷气冻结住了。他一进教室，立即宣布开会，同时说：“下午继续辩论，任何人想阻止这场大辩论都注定要失败。毛主[xi]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团“组委”的话音刚落，一位同学拿着稿子雄赳赳地站起来说：“何海生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对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利用‘鸣放’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这样的发言，哪里是为了分清是非，探讨真理。而是以他为绝对正确，把别人当“右派”来批判。凡是能用在“右派”身上的话，他都搬出来。我反而冷静下来，深知那些话对我多么不合适。但我吸取上午的教训，知道分辨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不明白，叫大家“鸣放”，就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了几位事先做好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位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了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把海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xi]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校长不是也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们早就从社会上看到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了。

1月23日召开一次全校性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反攻大陆”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干脆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等方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总是要不满意别人，才能唯我独尊。

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是要捉‘右派’。刚才有些话可能说重了点，但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应该从阶级感情方面去想一想。”

这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过分追究不当的词句，自己却这样在做。当初如果不是校长使劲启发鼓动，同学们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吗？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来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跟那些人的思想有关。那么学生不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吗？如果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呢？难道校长是故意唆使别人干坏事，而后自己溜去叫警察，还说是出于“好心”的吗？学校的教育职能是将错误化有为无，还是无中生有，故意设计陷阱，網罗学生，再来达到所谓的“教育”　？

（6）

我不认为自己写的大字报都是错的，没有根据的，有的还完全正确。但是我本人确实有不少缺点，缺乏生活经验，不懂得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又容易轻信，过分好强。这些跟我个人的修养有关，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如果能帮我改变这些不足，我将十分欢迎。我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去计较那些无理的指责和缺乏实事求是的批评。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几位真诚的人，听到不少有益的劝告。

一天班长约我个别谈心，他没有否定我美好但显得天真的动机，对我的热情首先给予肯定，又介绍几本书给我看，亲切地对我说：“关于旧社会人民遭受的苦，我们知道一点，都是从书本上看到，或听长辈讲的，不是亲身经历，感受就不一样，对党的感情比不上翻身农民那样深厚。同样一句‘拥护共[chan*]党’，从贫下中农嘴里说出来是真心话，毫不动摇的一句话。从我们口里喊出来，恐怕仅仅认为道理上应该如此。所以知识分子遇到风浪就容易动摇，容易产生怀疑。”

我谈了自己心里的委屈。他又接着说：“一个人的立场不是自己说了算，要看他的言行，尤其在关键时刻，看他是站在哪一个阶级讲话。一个人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必须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同他们相结合。我们有不少革命领袖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成为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这些话我以前听过不只一次，政治考试也能答出来。可是直到那一天，我好象才发现它的真谛。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

我的朋友也从外地给我寄来热切的信。他们说：过去在一起发表的议论太偏激了，政治上是幼稚的，行动上是可笑的。都表示今后要加强自我改造，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一位在信中写道：“不合理的现象是难免的，太阳再亮也不能除去树叶和屋宇的阴影，要达到十全十美，恐怕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又说，“生活本身是个大熔炉，又是铁面无私的法官，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到熔炼，得到它的鉴定。因而责已严是多么必要。”

朋友的鼓励，使我非常激动。仅仅几个星期，我们都经历了一次飞跃，从看不惯这一切，到理解了这一切；从不负责的信口开河到学会冷静地思考。虽然只是一个开端，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起点。

这期间学校和团支部还组织了一次下乡劳动和访贫问苦的活动。住在农民家里，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新鲜。我们的房东是一位老贫农。这位老大伯解放前受苦受难不用说，解放后虽翻了身，比起原来就富裕的农民，生活仍是很苦的，一个儿子刚病死，还欠了一百多元的债，这在当时是个天大的数目。但他却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要不是共[chan*]党人民政府，遇到这种情况，我早当乞丐去了。现在不怕官，不怕土匪，不怕抓壮丁。”他指着膝下的一个孙子对我们说：“这小娃将来长大就幸福了。”

过去我总认为农民自私自利，眼光短浅，可这位老贫农已经看到未来。我突然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却还要去斤斤计较。虽然我们只住了七天，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回来后我写了一首诗《我们的房东》，发表在班级的墙报上，从中可以看出我当年的一些思想变化：

不是我懒惰/不想读书，/是这里的乡亲/让我耦断丝连，/七天相处/胜似七年亲人。/是你，妈妈！/教我热爱/这里的人们。

你用纯朴的言语，/哺育我们的思想，/用诚挚的关怀，/感染我们的心灵，/你怕我们劳累，/故意把扫把藏起。/而你却累坏一双勤劳的手。/你把一块肉塞在我碗里说/吃吧！孩子，没有好的东西。

昨天，你知道我们要回校，/突然变得沉默，/半夜还听见你推动摇篮的声响，/今天，你听不见我们告别的呼唤，/只用目光把我们望穿，/跨过山头，/我回头张望，/见你还站在门槛上，/像在不停地叮咛：/“路过这里再来看看，/水库完工要来参加庆典。”

（7）

1月30日班级曾召开“丰收会”，总结一段来开展“大辩论”取得的成果。我在会上首先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xi]著作，积极参加劳动，争取又“红”又“专”。我甚至认为校长说，“多放多收获”一点不假。要不是经过这次运动，带着一脑子疑问将来到社会上去，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还激情地写着“一个人要善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当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也许厌恶不满。一旦发现它的奥秘，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它，爱护它。

“回顾过去，老是患得患失，有时认为人活着，如果不是为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真理，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自己的一生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即使不被历史铭记，也要跟她相识，让社会感到有我这样一个人来过。因此活着就要奋斗，要争到生活中的一个位置，如此人生才有价值。有时我又觉得一旦理想破灭，徒劳无功。大概是我没有天才，要不，现在就该显露出来。然而一点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一年到头，除完成任务似地增加一岁，双手依然是空空的。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又悲观地认为，人生就象树上的叶片掉到江河里，被无情的江水悄悄地带走，一分一寸地向前漂流，一刻也不停留，不管经历过怎样迂回曲折，终归要沉入大海，一生也就完结，无人知晓，无人忆及。因此‘对酒当歌，及时行乐’又何等需要！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走不出个人的圈子，一心只想成名成家，没有更崇高的目标。而离开国家、集体和人民，就谈不上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只有和国家、社会溶为一体，才能有所作为。”　以上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

那一年寒假，我还特地向团支书报名，要求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人生观。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第一天挑着一担破畚箕，从家里出来，我还怕不雅观，让人笑话。到了建筑工地，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硬着头皮，勉强支撑着，很*感到不行，腿酸肩疼，我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觉得时钟走得慢。第二天还得去，挑着一付空畚箕，肩膀就开始感到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不会有人来安慰我，鼓励我。后来不知是麻木了，还是无可奈何了，来来往往，一担又一担，成了机械般运动，什么也不去想它，总算挺住了。此后几天慢慢习惯了，反而感到有点轻松，心里无比高兴，这不仅仅是有了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

回到家里我也勤快起来，有空就跑到厨房去帮妈妈做家务，学会怎样切猪肉。妈妈教我怎样看肉的纹理，怎样切成条，再切成片，要从侧面皮和肉一起切。学会这些不是一朝一夕，拿惯一把菜刀也不是轻易的事，但是只要我想学，就没有不可能的。祖母在背后对邻居评论我说：“政府真英明，教育现在的孩子都爱劳动了，以前他连地板也懒得扫，自己的夜壶还让小弟替他倒。”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不是夸我，是在嘲笑和鞭策。而且有时劳动回来，见妈妈还没煮好饭，我又发脾气不高兴，好象自己真了不起了。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全县兴修水利劳动，整个工地热火朝天，各机关工厂的干部职工都来参加。想到自己也参加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列中，我特别高兴。一位女民工看我穿着一身整齐的学生装还笑着说：“你也会挑呀？”　后来见我挑得满利索，还特地给我多装一些土。我也觉得这不是要做给领导看，要对群众有影响，改变过去大家认为学生不会劳动的看法。休息时，有人还在打夯，我跑过去好奇地看，想试一试，又怕弄不好，后来她们也停下了，我壮着胆子，要求学一学，其中一位把夯绳交给我，操夯柄的立即喊声：“开始。”我后退一步，手里的绳子已被牵动起来，连忙一拉，放下，又一拉，放下。她们都笑了，我知道和大家不合拍，打不稳，又费力气。她们并不责怪，教了一会，又继续打。我也领会到，无论干什么都要大胆，不要顾面子，就什么事都可以学好的。

经过这些天劳动的锻炼和洗礼，我又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上又写道：“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会。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息；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是的，暴雨过去，会出现一片晴朗的天空，经过一场热雨的冲洗，大地往往变得更加清新，但没有迹象表明天将完全放晴，而这短暂的明亮，其实正预告着将有一场更可怕的雷雨到来。当时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我也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年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

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曾专门组织几位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又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位侥幸考上大学的同学，也因为后来被发现有所谓“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漫长的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辫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