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8年继“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之后，一句“人民公社好”，又吹遍大江南北，组成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于是“全国一盘棋”，“人多力量大”，各地开始了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工程，借着“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成千上万的民工被抽调到建筑工地去。我也在那年10月24日告别家乡父母，来到本县最大的乌潭水库（后来叫惠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同的是我并非被抽调，而是自愿报名要参加。

这一天我起得特别早，预定六点钟在县工会门前集中。我吃完早饭，打好背包，还不到六点就赶到那里。可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我等了又等，已经八点多了，还不见有任何动静。实在不耐烦，只好转回家，心里直纳闷，到底去不去？直到将近十点钟，有人才到家里叫我，说队伍马上就要出发。我赶紧挑起行李跟他来到集合地点，只见寥寥的几十个人，东一堆西一垛地蹲在路旁，一点不象个队伍的样子。约莫又等了半个钟头，陆续再来一些人，也不知谁说了声“走吧”！人们才站起来，拍打背包，发出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

我感到十分诧异，怎么是这样组织民工到水库工地去？既听不到锣鼓声和鞭炮声，也看不到欢送的人群，甚至连个领队的也没有。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场面是十分动人的。可眼前却是三三两两，挑着行李的，背着包袱的，懒懒散散地走了开去。我担心落伍，顾不得多想，夹在人群中盲目地跟着往前移动。这些人中，只有欠木是相识的，我俩就结伴同行。

天气仍很热，肩头又压着一担行李，我感到有点吃力，只得两眼死死盯着路面，两条腿蹬蹬蹬地不停往前赶，很快就蹿到队伍前头。可是走了一段路，发现人群渐渐稀少了，有的人中途倒回去，有的人停在路边不肯向前。本来就零乱的队伍就这样被拉扯成几段小股，前前后后飘撒在通往水库的公路上。

我心里不由得悲凉起来，这一次是我执意要走的。自从那可怕的“开除”在我脑海里爆炸以后，我虽心身欲裂，仍坚持到食堂上班。每天当人们坐下来休息吃饭的时候，正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刻，卖餐票，记账簿，点钞票。直到熙熙攘攘的高*过去，冷清的饭桌上剩下一些残渣余孽，我才收拾起钱柜帮炊事员打扫。我尽量要用工作来忘掉那可诅咒的“开除”。我知道，苦恼的事别让它在脑子里扎根，最好的办法是用拼命工作来驱散它。

但一颗心还是安静不下来，我觉得只有赶快离开这里，才能改变眼前的困境。我还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继续要用行动来表白我的忠心。我认为组织上越是怀疑，我越是要表现出忠诚，好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刚好上级要抽调一批民工去修建水库，我立即向党支书报名，自愿要求上工地参加劳动锻炼。我还在幻想，相信自己的一片忠心将会赢得组织上的关心和培养。同时我也担心在食堂干这种庸庸碌碌的工作，会将我一生的理想埋葬掉。当时虽是受到”　开除”　团籍的摧残，我对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仍没有自暴自弃。

母亲知道后，十分反对，不放心让我一个人走。离别时她流了不少眼泪。我却显得过于平静，连安慰她一声也没有。想到别人是亲朋好友一大群送到车站去上大学，我是冷冷清清一个人挑着行李去工地劳动。不知道母亲心里有多难受。我却不管这些，一心只考虑自己将来的前程。我认为失去的只是亲戚的赞美，朋友的羡慕，未来的日子总还长着，我不能让它也失去。

此刻我也莫名其妙，这一走究竟为了什么？说是去劳动锻炼，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确实有此想法，正是这个动力鼓舞着我走上通往水库工地的路。一到走了，我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到水库工地去？他们并没有这样逼我。

（2）

在黄圹歇午的时候，遇到一位同学，也是同年“落取”的。他听我说是自愿上工地参加劳动，表现出一种不屑，说出几句风凉话，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忌妒，认为我这一去将比他“红”了，让他少掉一个“同类”。我却有苦难言，同他敷衍几句，便又继续走我的路。此时早已不存在什么人群，但一路上还算热闹，不时遇到从工地返回的民工，看他们的神情挺高兴，我渐渐有了欢乐。

跟我们一块走的另有三位女民工，她们不相信我是去参加劳动的，因为在我的行李袋上露出几本厚厚的书。一路上她们不停地骂，骂街政府不讲理，骂干部逼她们背家离儿。有一位早已哭哭啼啼，泣不成声。可没人去安慰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都沉浸在理不清，说还乱的思绪中，谁也不理睬谁，只有脚板在机械而单调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心里是又在后悔不该来了。

路没完没了的，起初还有兴致打听路途多远，到后来就失去信心，只是一股坚持到底的忍劲在支撑着。走到河市，天色已全黑了，太阳跑到世界的另一面去忙碌，却听说还要走二十多里路。三位女民工开始找客栈过夜。我从来没有住过旅社，也不习惯，就劝欠木继续走。这样只剩下我们两个，路上静得可怕，我们不得不加快步伐。时而还可以遇到一些零星的，结伴的民工在蹒跚地向前移动。一个个显得疲惫和麻木，大概也是一个想法鼓舞着，希望到了工地就可以舒适地躺下去休息。

好不容易又翻过一座小山岗，远处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山坳里散落着，大家立即断定那里就是工地了。一时又活跃起来，重新凑合成几股小的人流，似乎比出发时还热闹。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放下行李，嘘出长长的一口气，一个个坐下去就不想再站起来。我连脚也不洗一洗就躺倒在工房里，衣服也来不及脱下就枕着棉被包袱睡着了。直到后半夜被一股寒气冻醒过来，才胡乱解开棉被，捉住一角盖在肚脐上，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被一个声音吵醒，一看，工房里斑斑驳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是从门洞和墙上的稻草缝隙，漏进来的几缕破碎的阳光。顿时一切东西在眼里都清晰起来。工房是用竹架和稻草铺盖成的，里面分左右两排，每排有上下两层，中间一条通道，整个象是一艘漂浮在大洋中的轮船，大家就睡在底舱的统铺上。每个工房可住七、八十人，新铺的稻草松软而杂沓，散发出一股农田的气息。同样的工房邻近有三座，旁边另有一座小厨房，吃饭就蹲在厨房前的空地上。最难忍的是大小便的地方，只在地上挖了一排坑，周围遮得也不周全。我感到十分不便，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平时在家里不显眼的东西，此刻都成为十分必需的。

早饭后，我同欠木到附近的山头蹓跶了一下，感到野外的空气格外清新，四周静寂而荒凉，显得有点神秘，远处山恋起伏，看不到水库的踪影，大概离工地还有一段路程。怀着好奇的心情，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等待即将来临的生活。

第三天开始下工地劳动，起初工作量不大，做些填大坝前的准备工作，比如清除山坡上的杂草，以备将来开采红土，还有修筑道路，清理坝基等等杂活。民工仍在不断地进场，又有两位相识的也来到工地。同是读过几年书，“臭气相投”，四个人便经常在一块，无论出工收工都说说笑笑，日子过得也挺舒心，不知不觉竟度过了半个月时光。

（3）

11月8日，工地召开大型“誓师会”，提出“奋战七十天完成大坝填方任务”的口号。我当时信以为真，后来还不时在计算过去的天数，一心一意盼望完工的那一天，可以凯旋归来。其他民工根本不信这一套，不时把口号当成笑料来讽刺，后来事实证明，过了两个“七十天”，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半。现在才明白，那是一种所谓“精神激励法”，不是以科学计算为依据，而是借用战争年代那一套，企图靠刺激精神力量来达到预想目标，或者纯粹就是一种蒙骗。

开始给大坝填土方，我就被分配去推独轮车。这工作以前从没有干过，最初只能推一两担土，还常常半路翻车。但是我学习的劲头很足，不久就掌握了推车的要领，载土的担数逐日增加，最多一次能运上千斤红土。不光独轮车、胶轮车、板车、牛头车我都能推、能拉。技能也日见熟练。那些日子手掌疼得厉害，手臂僵硬麻木，一下子抬不起来，吃饭时，往往连筷子都拿不住。可我坚持着，凭着年轻力壮，肌体上的磨练，我从不叫苦，只感到劳动的快活，精神上是无忧无虑的，甚至连家里的人也给忘了。

后来有一天，食堂事务长派我们四个“读书人”出公差，去一个山区小镇上运米。一早我们就出发，四辆独轮车咕噜咕噜地沿着山路奔跑，两边翠竹绿柏婀娜相送，还有晨风岚气随伴，不免心旷神怡，十几里路一会儿就赶到。大家到镇上转悠了一圈，就买好米装上车，开始回程。

可是两袋共四百斤的大米压在独轮车上，就是平地也得费点神，何况在崎岖的山路，路面上到处龇牙露齿地裸露着破土而出的石块，独轮车象一只在大浪中跳跃的小艇，两只手臂震得发麻，连身子也跟着颤动起来。此时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只有我们四个黄毛孩子才不知好歹领了。遇到爬坡，大家不得不停下来互帮，就这样推推停停，回到住地已是狼狈不堪，累如喘牛。看看早已过了下午出工时间，就是到了工地，恐怕也没有力气再干活，大家便约定留在工房里休息。

不料，傍晚中队长收工回来，一见到我们就咆哮起来：“你们四个好舒服呀！上午运一趟米，下午就得休息。这里是工地，不是疗养所。告诉你们，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这是不祥的预兆，果然风暴随之就来。恰巧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四个人到供应站买东西，供应站离工房很远。我们又是一路谈笑着回来，到工房时，正值中队长召集民工开会。看见我们立即又大发雷霆，当着全体民工硬说我们“一贯自由散慢”、“目无领导”，威胁要在大会上“斗争”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本是自愿来到工地，想好好表现一番，得到好评才回去，想不到弄成这种局面。

在中队长看来，“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地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而且在他的意识里，凡“读过书”的都是“知识分子”，而“　知识分子”又几乎要等同于“　右”　派分子。虽然书上和报上不会这样讲，但现实的确如此，中队里就有两位“右”派分子，是被街政府遣送来的，他们虽然在参加劳动，仍然受到管制，不许“乱说乱动”，没有半点自由。

也许中队长早就对我们存有成见，这种成见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变为公开的对抗。听说在中队长的本子上就记着我的名字，不知他把我看成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时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而是要看单位领导对你的印象如何：他说你不错，你就成了“好人”；他对你不满，你就会变成“坏蛋”。

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愉快，担着一份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想到“鸣放”，想到“开除”，更是畏惧万分，仿佛自己真是一名“劳改犯”。而且事情也果真有点象，有时只要我在劳动中稍事停顿一下，中队长看见了，便会跑过来责问，让人尴尬为难。有时车轮坏了，我拉到修车场，想亲自维修，多学点技能。中队长却说我是有意”怠工”　……

这样的劳动，还能让人感到快活吗？我又陷入苦恼之中。

（4）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的，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

我不愿妈妈看到我那时的情景，极力表现得快活，我只能说这里一切都好。第二天妈妈替我洗了几件衣服，补好一条裤子，才默默地回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妈妈一离开，我就在背地里放声大哭。

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恐怕要病倒在这里。

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感到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都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

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到理发店去，这头发已好久没理了，乱蓬蓬的，胡须足有寸把长，一路上就因为这满脸啦喳，使一切美好的幻想都被束缚住了。理完发，我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铁”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所谓“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是在盲目地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

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去。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从工地上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了，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敢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里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到我，特地过来向我问好，对着中队长表扬我，是自愿报名来参加劳动的。

大概此时中队长才“发现”我不是“坏蛋”。以后态度骤然改变，不但对我客客气气，有时还叫我到中队部帮忙抄写报表，出墙报等等，我这才真正成为一位受到权力尊重的民工。

据说中队长是一位复员军人，喜欢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把自己的发号施令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不听从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顿臭骂；干活不认真，劈头就是训斥。凭着一股劲，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客观规律，常自恃为：“我为革命，为工程，不怕大家提意见。”　认为听取群众意见，是做“群众尾巴”。　还有就是他自认为的所谓“爱憎分明”：“对坏人恨，对民工爱”　，其标准却是根据他个人自己的好恶。

中队里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胁恫吓，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即所谓“坏人”，一旦被追回来，就会遭到捆绑，揪到台上去批斗，没有任何“人权”可言，连提到都不行，它象是个“反动”的词语，谁要是提起，准是个“坏人”，连“法制”也不行，只有地地道道的“人治”。可是中队里逃走的人数仍在增加。终于工地指挥部也觉得不妙，后来只好把他调走。

临走前中队长在民工面前作“告别演说”，称这个中队的民工个个可爱，他舍不得离开，甚至挤出几滴眼泪。这着实让人为难，是原谅他所谓出发点是好的，是为集体着想，无条件服从他的无理要求，做他盛怒下的牺牲品，还是坚决反对，抵制他那种近于法西斯的行为？

如果说他对民工有关心爱护的一面，那就是该休息就一律得停下来，强迫你休息。工地偶而放一次电影，一律得去看，不喜欢也不行。当然，除掉“一切服从我”，“听从我的”，他做事不带个人目的，炊事员有心多分给他一点饭菜，反遭到他的批评。劳动中他也经常走在前头。所以他走后，有时遇到工程不顺利的时候，大家还会想念起这位中队长来。

（5）

工地上最繁忙的时候，民工达三万多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领头问：“大家饿不饿？”众人就齐声答：“不饿。”“手疼不疼？”“不疼！”精神上的激励往往让人忘掉了疲劳。有节奏的“哼噢嗨哟”打夯声，一阵高过一阵，更令人精神昂扬激奋。

遇到“高产日”就更加热闹，整个工地简直沸腾起来。天不亮就出工，直干到夜半收工，整整二十个小时，中间除了吃饭，没有休息的时候。挖土的人员只见空畚箕一个接一个出现在锄头下，累弯了腰也容不得停下来喘口气。推车的在路上排成几条长龙，穿梭往来，找不到有歇脚的地方，远远望去象一群群蚂蚁在奔波忙碌。劳动热情的相互感染和一片竞赛声的激励，把人们的一切私心杂念都给制服了，没有人在抱怨，仿佛只有向前才有活路。偷懒和窝工会成为最突出的景观。

亲身经历这种人声鼎沸，你追我赶的场面，看到人民忘我劳动，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说是一个“小学生”一点不差。那种情景以前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还以为是为了拍电影的需要。不过我不知道其他民工会怎样想，对这种不尊重劳动规律，疲于奔命的做法，是乐意还是不得已。我自己可是多亏那时身强力壮才闯过来。

工地上的民工，绝大多数是勤劳朴素的农民，他们经常会教我怎样劳动，怎样防潮防湿保护体力，说没有体力就没有劳动资本。在我受委屈时，也替我说过好话，象疼爱一个孩子那样关心我。我常常替他们写信读报，每到晚上躺在工房休息的时候，我有时唱歌，有时吹口琴。民工们都很欣赏，不时向我询问各种问题，尤其喜欢打听我本人的情况。他们常说：“一个读书人能这样跟大伙一块劳动还算不错！”春节前发补贴，大家一致评给我最高的劳动等级，享受最高7元钱的报酬。我从心里感到他们亲切可爱，曾经天真地想，要是水库完工之日，能在大坝上树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上所有劳动者的名字，该有多好！他们应当跟水库工程一样伟大。

此外，工地上各式各样的人中，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欠木。我曾经把他当作水库工地上唯一要好的朋友，非常重视同他的友谊。尽管他比我还小两岁，我跟他仍是无所不谈。我认为朋友与朋友之间应该是真诚坦白，只有对敌人才需要怀疑、防御和不信任。可是渐渐地他的所作所为开始令我失望。

他善于耍弄两面手法，在中队领导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肯干，　尽力献殷勤，背后却常咒骂他们个个是笨蛋。尤其不该的是，他当上小队长后，对小队里的民工也肆意责骂，不择手段强迫大家服从他的分配，如有人不服，他就跑到中队长那里告状，搬弄是非。副小队长就因为他的暗算，被中队长叫去“批斗”。而他自己在工地上从来没有真心劳动过，只会在领导到来时，带领大家喊几句响亮的口号，向领导汇报工作成绩。领导一走开，他就把吆喝民工当作他日常的劳动。只要他感到体力过度一点，身体稍有不舒服，就装病躺下，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生命’要先顾着，‘积极’还在后头呢！”

全小队的民工都恨死他了。但因为他“手段厉害”，民工中大部分是中年妇女，迷信他的“权力”，在他面前都不敢吱声。

我曾念朋友之情，劝导过他：那些都是比我们年龄大的叔叔阿姨、伯父婶婶，应该尊重他们，甚至指出一个青年不可以“鸣鞭”作为自己的职业。他非但不听，还自夸手段如何“高明”，说我是个大傻瓜，曾被他套出许多话来，把这作为要挟我的法宝。我大吃一惊，自己的诚意反被糟踏，想不到在工地上这种单纯劳动的地方，也会遇到不齿的人。不久他借着报名参军，比我更早离开工地，到别的地方，再去表演他那种投机钻营的“高明手段”。我也从此不再与他往来。

1959年2月，水库放假让民工回家过春节。此后我就没有再回工地去，我准备继续投考大学，这才结束了四个月的劳动生涯。

想起来，这段经历后来对我的所谓“政治条件”并没有特别加分，甚至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对我个人却是一次十分有益的磨练。我不后悔，在我一生中将永远怀念这段时光。因为我确实认真干过，那是一次无私的劳动，一次为社会为人民造福的劳动。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跟劳动人民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感到一种满足，感到自慰和自豪。我比那些过着平淡日子的人，多出一段经历，不管这经历对我个人的前途是否有用，都是一次壮举。正如参与冒险游戏的人，别人是无法体会到他们那种快乐的心情和无比惊奇的享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