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对性的社论，宣称要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实行改革和破除，对官老爷大胆冲击揭露，对迫害群众的反动路线和反动“血统论”进行批判。其内容和声势在当时是令人鼓舞的。

我为此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还写了一封情感激荡的信，寄给党中央毛主[xi]，表示自己热烈拥护的程度，并就当时的教育革命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个人的喜怒哀乐，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始终改不了遇事总想发表自己见解的脾气，还想“大鸣大放”。我因此还收到一封党中央办公厅的回函。

8月5日毛主[xi]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4日又公布指导这场运动的方针政策《十六条》。

我的血沸腾了，当时虽是放暑假的时候，但第二天我就赶回学校，放弃假期休息，独自一人住在学校，白天同几位农村青年一道到田间，边劳动边宣传《十六条》，晚上则学习报刊社论或到社员家里聊天。在一种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鼓舞下，我对当时报上和社会上开展的一切讨论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对这场运动充满着无限的遐想和希望，以为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以为将会改变社会的命运。一方面它符合我喜欢破旧立新，不断向前的秉性；一方面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喊得最响，一些人受压迫最厉害的时候，总希望来一场暴风雨把它冲洗干净。

8月18日毛主[xi]第一次佩戴“红卫兵”袖章，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表示对“革命小将”的支持，并号召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　。此时全国的学生都在欢呼，各省市大中专学生组织的“红卫兵”，开始分批晋京接受毛主[xi]的检阅，其神圣庄严又疯狂热烈的程度前所未有。大中专学生中几位杰出人物，顿时也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如火如荼的行动得到众人的赞誉，被群众广泛地传颂着。整个社会已太久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勇敢行为了。人民群众仿佛正从睡梦中被唤醒过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大革命”运动被打响了。

然而小学里头仍在敲钟上课，按步就班。乡下像是“世外桃源”，毫不相干。直到12月初，本地中心学区里几位“头上长角”的青年教师率先冲到县里“造反”，逼“当权派”同意他们外出“串联”。其他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不久就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教师“红卫兵”，　接着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才正式投入运动，扮演各自的角色。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这一场风暴，盲目地被卷进去的，并没有自己明确的动机和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充当呐喊或打手的角色而已。

教师“红卫兵”，大多也不是自发组织的，是由学区或学校中的几位行政“头面人物”发起，其他教师成为当然成员。当我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时候，倒也觉得挺威风，仿佛长高了三尺，以为从此步入革命者的行列，就要去为神圣的事业进行捍卫、搏斗、冲杀了。几位上京“造反”的人又拍来电报，声称中央已允许小学教师外出“串联”，当时称为“长征”。不是红军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中辗转北上的长征。而是为了打倒“走资派”，在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都市间，搞“串联”的所谓“长征”。

12月29日，我参加的“红卫兵”“风雷战斗队”就从学校出发了。当时因为是冬天，大家计划先“南下”，待春暖后再“北上”。我同家里告别时，就郑重交代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似乎感到这一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到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雄赳赳地踏上征途。但后来事实证明，许多人是借机出去游玩观光，所谓“革命”仅是一个幌子。

队伍出发的头几天，秩序井然。一路上在红旗指引下列队前进，不停地唱着“造反”的歌曲，高呼“革命”的口号，感染了沿途观看的群众。到了一个地方，先找到接待站住下，然后是凭“串联证”排队购买毛主[xi]像章。当年胸前能佩戴一枚毛主[xi]像章的人，不亚于象戴着奖章或功勋章的模范英雄那么神气，为了拥有一枚像章，会不惜花费心思千方百计去搞到，以便在众人面前夸耀一番。像章买到以后，大家会象得到一件宝贝似的，狂喜一阵，接下去才分头参观大字报，摘录重要新闻，搜集各种传单，然后迅速寄回“总部”，让“家里的人”再转抄成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晚上睡觉前，大家还要朗诵几段“毛主[xi]语录”，总结一天的活动，交流心得体会，颇有几分“革命”气氛和精神。

到了厦门，这一切开始乱了套。本来厦门地处沿海前线，是不准“红卫兵”去“串联”的，路上有解放军设哨拦截。但“红卫兵”个个神通广大，总是想方设法闯进去。在厦门市区随处可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他们是来“革命”？还是来观光？可想而知。

我们中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到厦门，一下就被城市的繁华迷住了，听到有几个好玩的地方，首先就往那里跑，饱赏一顿眼福，再拍张照片留念。到了晚上，大家谈论的已是这方面的感受。我是第二次来的，印象远不如第一次深刻。住了两天，我们才乘小客轮从海路到漳州市的石码镇。

乘船旅行是首次，那滋味比乘车强多了。一路上可以躺着，可以玩朴克下象棋，可以到处走动。虽然航船走得慢，但面对一碧万倾的海面，几只海鸟在空中飘来拂去，象一片片风筝，在彩云中招展扶遥，忽而又急冲而下，从水里叨起一条小鱼。这时也就不希望它走得快，还令人豁然神往，浮想联翩，勾出神话般的幻想，连嗵嗵嗵的轮机声和船舱里人们的谈笑声，都仿佛是从天边飘来属于大自然的声响。

我全然陶醉了，独自一人佇立在船舷边，对远处无边无际，此起彼伏，永不停息的波涛投去敬佩的目光。再瞧瞧眼前一股股白浪在争先退去，尽管在拼命地挣扎，喷怒地咆哮，终归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它们的狂跳，只不过姑且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和恐惧，而且短暂得十分可怜，只要推进器一停止转动，立即化作一堆堆泡沫，无可奈何地躺在船底下，被无情的巨浪淹没了。我不禁会心地笑了，当船尾这股白浪跳尽的时候，我就要踏上新的征途，那时无数的波涛又会来扫清这块被搅乱了的水面。

过了漳州以下尽是山路，我们以步行为主。步行比乘车可以更随意地浏览大自然的风光。沿途山山水水也显得格外可亲，多少给这些走上征途的崇拜者一点精神慰籍。有时望着漫山遍野砍不尽的松树林，一片片采不完的菠萝果，感到自己象是在绿色的海洋中随波逐浪，渺小的如同一滴水珠。还是找个地方隐居起来，与世无争的好，管它什么“好派”、“屁派”、“天派”、“地派”（当时红卫兵的各种派别）。多裁几棵松树，多种几株菠萝，还可以给祖国山河增添一点美色。想着，想着，我会忽然想要折回去，回到学校去踏踏实实地教好书，多培养几位学生，以尽自己的天职，只是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一种惯性仍在推动着自己。

同行的他们也开始厌倦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些鬼话连篇的大字报，再好的河山被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一遮盖，也变得破烂不堪，不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形势的发展越发叫人糊涂，令人心寒。到处都是那种近于野蛮的粗暴行为，不顾客观事实，不尊重他人的意志，硬是将自己一套观点强加给别人，肆意侮辱那些已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即使在战场上，只要对方举起双手，还要优待俘虏呢！而那些人的尊严和权利却没有得到一丝保护。自古以来公认的美德被扭曲玷污，只因为有些人看不惯。我的一颗热烈的心，逐渐冷却下来，甚至感到冷得发颤，本来可以原谅的，也因为失望而开始憎恨。

（2）

回想“文革”初家乡破“四旧”的情景，真是愚不可及。让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四旧”的学生，到处去搜寻“四旧”。他们会热情满满地挨家挨户查找，凡是来自“过去”的，即“解放前的”，在孩子们眼里便是“旧的”，便属于该破除的对象。于是许多经久不衰的古文学作品被焚烧了，一批古董被视为无用的玩物砸碎了。

可笑的是祖父房里挂着一帧曾祖父的照片，只因为身上穿的是清朝时代的服饰，“红卫兵”见了便说这也是“四旧”。祖父起初听不懂还忙争辩说：“那人是我父亲，不是四舅。”当知道是指照片里那身服饰，祖父更惊讶：“那你们叫他当时该穿什么？”但最终还是被拿去烧了，当时可是“红卫兵”说话算数，谁也管不住他们，因为他们口里有“最高指示”，就跟奉上“圣旨”一般。

科山是本地一处有名的风景胜地，科山寺建于北宋元佑年间，已有八百多年历史。一天，一群“红卫兵”举着红旗狂呼乱叫冲向科山，象进攻一座敌人的碉堡。到了那里，见佛便砸，简直跟见人便杀的强盗无异。“我们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最最最“革命”的。

摧毁科山寺的第三天，我曾同几位朋友上山去看，简直惨不忍睹，诺大一个寺庙，里面的佛像不论大小，有的头破，有的断臂，全被砸掉毁坏了，地上到处是被打碎的佛像土块。“红卫兵”说要毫不留情地斩草除根，使“牛鬼蛇神”没有藏身之处，要割掉封建迷信最后一条尾巴，他们说这是一次彻底的“革命”。

大街上凡属“牛鬼蛇神”书写的招牌、碑帖、匾额全被戳破。北门有几座高大的古代碑坊，当年我在北门外小学任教，天天要从底下经过，心里往往会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沧桑感，觉得我们是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能住在这样一座古老的城镇，而感到自豪。一夜之间它们全被拆除了，那些雕刻精美的石块，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一些带有所谓封建色彩，沿用了上百年的地名牌也被改了。还有人指责华侨商店是制造华侨与工农差别的大黑店，要他们立即关门歇业。剧团里的古装戏服，上千元一套的，也被“造反派”拿到街中心烧了，叫着“向旧势力开火”。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谁都可以说了算，没人敢阻拦，一些人借着“大革命”，随心所欲，上演一幕幕闹剧。

那些不肯自动交出“四旧”，发啰嗦表示不满的，马上会以抗拒运动论，遭到“无产阶级铁拳”的重重打击。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语文教师，一生爱好集邮，平时收藏着不少清朝民国时代的邮票。不幸被“红卫兵”查出，那些娃娃看到邮票上有“中华民国”的字样，有十分显眼的“十二角星”徽志，尽管票面上是孙中山的头象，“红卫兵”却跟看到蒋介石、“狗特务”一样，怒不可遏，视为大逆不道，把邮集从楼上摔下来，踩在脚下，把一个人一生珍藏的东西当着他的脸毁掉，这已经类同于用匕首刺伤他的心藏一般，却还要把那位教师拉出去，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批斗了一场又一场，跟“窝藏反革命”、“伺机反攻大陆”同罪。可以不经任何人批准。这叫“放手发动群众”，因而也放任了群众。有的人就要吃眼前亏、受侮辱、受损害。

一些人只知道斗、斗、斗。斗得那些“走资派”（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个个可怜郎噹：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斩牌”，手里敲着铜锣，没有铜锣，即以面盆、铁桶代之。一群红卫兵小将押着他们象耍猴似地满街里走，或站在十字路口低头示众。有的人经不住红卫兵的折磨，自寻短见了。县里一位局长跳水库自杀，另有一对夫妻双双服毒。“红卫兵”还要在他们的棺木上贴上大字报，写着“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日，就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时。”稍微正直的人，谁也看不下去。可有人说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值得大惊小怪”。也许从另一个方面看，也让当年那些“当权派”知道，不尊重人权会是多么可怕。

想起这些，我开始从盲目的追随到冷静的思考。但是为了了解、考察外地的情况，获得更多的启示，我还是继续往前走，此时的动机跟出发时全然不一样，也不再传递信息和传单给所谓“总部”了，连家书都不去写。

（3）

1967年1月6日我们进入广东省界，一时又都振奋起来。因为出省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第一次的。希望看到省份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道德，政治面貌会有什么两样，还有风土人情有何差异。可惜除了一些东西叫法有点不同，人们的思想行为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有超脱现实的现象存在。大家也很快被旅途的疲劳占去一切，盲目地只知道赶路，心目中只响往着广州，一个更繁华的大都市。

为了早一日到达广州，我们中途搭乘了一段火车。这同样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总是对头一次享受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是一辆从深圳开来的列车，车上有不少从香港过来的“南洋客”。我觉得不能在这些衣冠楚楚的人面前出丑，便巍然襟坐，目不斜视，好让这些从境外归来的同胞知道一点民族尊严，至今也就想不出有怎样的激动。可见要想得到真切而生动的感想，就不能在新事物面前装模作样，应该让人的天性自然而可笑地流露出来，稳重同轻浮一样体验不到真实的感情。

火车拖着长长的嘶鸣声，把我们带进广州市区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朦胧的夜雾中看到远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我还是被引诱到车窗口去，象这样的夜景过去只能从银幕上看到，那时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部看不尽的电影。密密麻麻如同繁星的灯火，显示这是一座不夜之城。要不是火车太无情，我是不会从车窗口缩回来。

在徐徐的汽笛声中进站了，我怀着满足的心情步下火车，一时觉得到了一个革命的圣地，就要去参加伟人的代表大会，要跟那些气宇轩昂的大人物并肩同坐。我的血又要沸腾起来，我的同伴们也在啧啧称赞，他们有的被车站的宏伟吓得目瞪口呆。

可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那时被称为“两面派”的陶铸刚刚在中央被揪出来，他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五干将”之一，是广东省的前任省委书记。这里的“当权派”象预料到什么，纷纷逃避。广州象个“不设防的城市”。省委机关瘫痪，市政府没人过问，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不知去向。

接待室变成了“难民营”，整个大厅全是徒步“长征”到这里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垂头搭脑，无精打彩，有的躺倒在地上，有的背靠背互撑着，或倚着柱子，蹲在墙边，几乎都在埋怨不该出来受罪。听一些人介绍，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三夜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没有人给办理接待手续。门口有一群人在拼命敲打办公室的窗户，大声喊叫，可是整座楼房象死人一般，任你百般捶打也不吭一声。

我们只好跟大家一块挨到天亮。第二天不知道是谁从哪里弄来一位工作人员，几十人簇拥着把他推向办公室。他在不停地挥手声辩，不肯向前。可是没有人听他的，两个象是头头的“红卫兵”把他硬塞进屋里去。外面的窗户立即贴满了一张张渴望的脸，十几只手一齐伸向只容得一个脑袋的窗口。我们还算幸运，相到一位独占鳌头的人求他代办了，才没有受到更多的苦头。

在广州我住了十四天，手里拿着一张广州市区图，每天到一个地方游览参观。广州的风景胜地几乎看不完，有几处离住所远一点的就没有去过。关于他的美丽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吧！肯定有很多人写过。不过我觉得他不如鼓浪屿有种自然的美，他端庄浑厚，两个相比，犹如看油画和水彩画，一个是远看得好，一个是近看得妙。对广州的想念还是在离开他以后，到了上海，才觉得他是和平好客的。然而在珠江畔还有一群贫穷落后的水上人家，十几条小船横卧江边，一船一户人家，住着老少两代人，还喂着鸡鸭猫狗。破烂的衣裳晾在桅杆上，十分显眼地随风飘扬，无疑给这座美丽的城市抹上一笔极不相称的色彩。就象在一个豪华的客厅上还摆着几只讨饭的篮子，太煞风景了。

在广州“串联”期间接触到的人不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从上海来的“红卫兵”，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听他自我介绍是一位中学教员，三十几岁模样，穿着十分朴素，待人也和气。他整天呆在房里写东西，很少出去游玩。交谈中他直言不讳为“大叛徒”刘少奇辩护。我们感到惊讶，一个个默不作声。我却从内心钦佩他的胆量，看到中国的希望，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居然有人敢公开唱反调，是很难得的。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他那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象一盏明灯，一直亮在我的心里。

我的同伴大概玩够了，想起家了，都决定回去过年。我不打算回去，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应该继续“长征”到别的地方，应该上北京。结果只剩下我独自一人。这样也好，失去一种依赖，倒是增强了独立的能力，我再不必去考虑和迁就别人的意愿了。

（4）

2月4日我办理专供“红卫兵”的火车免费“返程票”离开广州。当时各路“红卫兵”有的彼此交换“返程票”，反而走得更远。福建的与东北的，一个想看看大兴安岭，一个要瞧瞧“前沿阵地”，相互交换“返程票”，各遂心愿，却离“返程”的家更远了，但这不用怕，到了那里还可以凭“串联证”再办张“返程票”。有人因此不断地“返程”，走穿大江南北，周游全国。何况“红卫兵”小将吃住不用愁，车费不要钱，在接待站凭“串联证”还可以借到一笔小钱，过后“还”与“没还”全是一笔糊涂账。回到家乡时我曾看到有人“顺手牵羊”，把印有某某接待站的棉被也带回来，真够“有福”的。

我则采取不在中转站下车的办法，故意让50次列车，“糊里糊涂”把我载往上海去。此时，一路上象在荒野里穿行，车窗外满目萧条，冷气嗖嗖，光秃秃的树丫子呆立在铁道两旁，没有一丝生气。我看不到想象中的北国风光，不禁感到一种失落，只好蜷缩在车厢里，让咣噹咣噹的轧轨声，拉着低垂的脑袋，不停地摇晃着。火车不时“晚点”，车厢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是寸步难行，大家只能用随身带的饼干充饥，却一滴开水也没有。大小便更是难堪，小青年憋得哭出来，有的用牙杯盛着，再让同伴传到车窗口倒掉。女同志听说是用干毛巾去湿……，在那种环境下，谁也顾不得害臊了。

晃了三天两夜才踏上上海地面，大家象是从宠子里被放了出来，说不出的畅快。出了站台，独自一人，我忽然觉得象掉进大森林里去了，分不清东西南北，尽管大街上人群如潮，车辆如涌，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凭经验又想抓一张市区地图，却买不到，只好沿街不停地问警察，象走迷宫似地费了不少劲，才找到接待站住下来。

2月9日，到上海的第3天刚好是春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在家过年，但是在接待站我没有感到一丝节日的气氛，除夕年夜饭吃得还是跟平日一样的饭菜。听说上面通知不放假，要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说经历过“破四旧”、“立新风”，但我心中对节日的怀念仍挥之不去，过年吃不到一顿好饭，总感到有点失落，所以春节这一天我决定不在接待站用餐。早上按习俗要吃一碗长寿面，我找到路边小店，便点了一碗“阳春面”，端上来，除了面，里面什么都没有，还得另外点个蛋一碟菜掺和进去。如此吃完后，精神上才感到踏实多了，不致亏待这新的一年。我想无论怎么“革命化”，祖先流传下来的习俗，一时都难于改变，藏在人民心中的那分过节情结，不是用“枪杆子”可以轻意打掉的。

在上海，望着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有轨、无轨电车，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从接待站到外滩，从外滩到南京路这一带上上下下地游逛，不敢贸然跑到更远的地方，也就看不到更多的什么，我有点失意，难道这就是到过这里足于感到自豪的上海吗？也许过去把上海想象得太美好太神秘了，但确实是，除了高楼大厦和商店里琳琅满目的货品，许多游览场所都关闭了，一些建筑也都象是穿着钢盔的十八世纪骑士，古旧而死气。当时的上海又是“一月夺权”的发源地，最最最“革命”的，不象广州还生长着“资产阶级香花异草”，那里的文化公园晚上照样有娱乐活动。在上海只看到举着红旗，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不过他们喊他们的，路人走路人的。我感到索然无味，后来回到家里，几位到过上海的朋友问起几个地方，我竟然全不知道，可见上海确实是个大地方，我仅看到“冰山的一角”。

不久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下达了，“红卫兵”不能再免费乘坐公共汽车。于是住了几天，我就决定离开。

在上海搭乘火车一样艰难，车站里到处都是等待上车的“红卫兵”小将，站前广场上横列着几条“红卫兵长龙”，听说光排队得花上一整天时间。我孑然一身，没有同伴替换，如果跟着排龙队就一步也走不开。好在单枪匹马，别人肯相让，我到队伍前头，先用普通话打听他们的去向，凭口音再找到闽南人，然后迅速改用闽南话交谈。在外地只要方言能相通，便一见如故，视为老乡兄弟，很快会热情地，在上车时让给我一个位置。

中途我又在闻名遐迩的杭州——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作了短暂停留，到西湖边去观光。那真是个名不虚传的游览胜地，虽是冬天，树叶落尽，湖边垂柳施展不出迷人的丰姿，水中荷花也早已枯萎，看不到笑容相迎的脸庞。我仍感到她清秀和霭，恬静诱人，那山那水，那四周风光，令人觉得她的装束一点也不夸张。听说湖边有不少名胜古迹在“文革”中被拆除了，但仍显得朴素可爱。从爱护自然真实出发，对她难免多情，连那里的女孩子也个个婀娜多姿，让人回到家乡还久久在想念。

从杭州我又拐到南昌，那是“八一”起义的圣地，江西省又是革命根据地，炫耀最多的是一些有关革命的旧址。然而大街上却意外地见到不少衣衫褴褛的乞丐，使人很难想象这是最早革命的发祥地，也不懂当初革命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为了“改朝换代”吗？

回到福州，一下落入三叔父的褓襟，行动受到限制。他对我关心备至，处处包办，生恐我在福州城迷失，不敢让我到处去闯，光每顿要按时回去吃饭，就有些为难。我只好象作客一般，规规矩矩，也就感觉不到还有值得留恋的。

2月21日，我回到家里，经历55天的“长征”结束了。家里人正焦急地盼望着，不知我的去向，又听到谣言，说“红卫兵”在“长征”途中病死不少人。我这一回来，大家简直象看到我从死人堆里走出来一样高兴，全都围过来问长问短。我爽朗地笑着，把沿途搜集到的一大堆毛主[xi]像章，分散给大家，这在当时可是最时髦最珍贵的礼物。

想起来，要不是“文革”搞所谓“串联”，一位小学教员哪能有机会到外地去参观游览，虽说没有干一番大事业，在个人成长道路上还是得到一次难得的锻炼，经历了一场“革命”人生。同时见多识广，思想境界开拓得更宽，再不愿去作那种无谓的争斗。我心里感到从没有过的充实和富有力量，觉得在这混沌的环境里，我不比那些身居要职的人更无能。只要条件允许，我也可以惊天动地，有所作为。

（5）

1967年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鼓动下，上海“造反派”首先刮起“一月风暴”，夺走市政府的权，接着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进行“夺权”。但是有“夺权”，便有反“夺权”，人人都打着捍卫毛主[xi]的旗号，认为自己手中有真理。这种争斗起初还限定在口诛笔伐的“文斗”，即用“大字报”互相攻击，开展“辩论”。“　文斗”　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压服对方，很快就都动起“怒”来，演变为刀枪相向的“武斗”，等于在全国进行一场全面的“内战”。

这时，不光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社会各阶层都组织起各自的“红卫兵”，可谓山头林立，都自称是最最最“革命”的。互相却在造谣、污蔑、攻击、陷害，为了一个“权”字进行你死我活的相拼，把人世间一切恶浊的行径都表演出来。一派人对另一派人实施残酷镇压，一心一意要将对手从地球上给清除出去。

我有一位朋友在厦大读书，曾是一派“红卫兵”勤务组的头目，在一次“事变”中不幸被对方捉拿，遭到严刑拷打，关在私设的牢房里整整一个月。后来好不容易在一位“地下群众”的解救下逃出来，躲在家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当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当初那股“捍卫”的革命热情，早已被“想不通”重重地掩盖了。

青年学生被激励着去冲锋陷阵，他们确实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代表着勇敢和无畏。他们中有一大批默默无闻，被人瞧不起的人闯出来，露出头角，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许多人对这些蹶起的人感到惊讶，以为过去根本看不出他们有成为“英雄”的一天。有的还在背后哼着嘘声，以“英雄”的平凡过去，说明他们只是巧合，忌妒他们的走运，预测他们可能失败的下场。

殊不知时代的英雄在不露声色的时候，是看不出有独特的一面，还常常被人埋没。真正的勇士在时机未到之前也总是深藏大志，隐匿计谋，并不企图让人知道他是可以大有作为。但他们始终在不懈地努力，一旦时机成熟则全力以赴，顶天立地。那种古代“匹夫之勇”和单有舍身精神的“义士”，都不配做当今的英雄。

那些平时“红”得发紫的人已毫无作为，也许是太满足，养胖了身子忘了翅子的作用。而受压抑的人却不停地在煽动翅膀。到了一次想象不到的暴风雨降临时，前者的翅子经不起狂风吹折，只好躺在地上喘粗气。后者的翅膀却强壮到可以跟风暴争斗，可以凭借狂风的声势舞出种种惊险的动作，让岐视过他们的“红人”，抬起头来呆呆地瞧着。

所以对人切不可过于附骥仰望，也不可露骨岐视。人各有千秋，漫长的人生路上，可能遇到的机会太多，料想不到的事会随时出现。各人的命运不会总是如此，历史的规律可以预见，个人的轨迹很难断定。尤其是一个处在生命力最旺盛时期的人，他的智慧和精力是无穷尽的，一旦环境适宜，便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来。

对勇敢的“红卫兵”小将，我是寄于同情和支持。虽然他们当中也有“野心家”和“投机商”，但更多的青年学生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在大风大浪中显露聪明才智，有的为此献出生命。

我有一位亲戚的儿子，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品学兼优，出身单纯，按当时的标准，前途是无量的。可是“文革”一来，不但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还在一次“红卫兵”的“夺权武斗”中，因进攻对方“据点”，不幸触电身亡，成为他们组织的所谓“烈士”。也许他至死仍以为是在为“真理”，为“革命路线”而献身，是光荣、是值的。可是，除家人要为他凄然一辈子，熟悉他的人感到惋惜，至今还有谁记得？

这些天真的“红卫兵”小将，就是这样被人拿来当枪使，成为不同派别撕杀的工具。一旦胜利了，他们就被放到应该去的地方。最后成果落在阴谋家和政治上的扒手手中。那些人在趾高气昂，称王称霸，在人肉宴席上欢庆他们的胜利，也同时准备对反对派施展更残酷的报复。正直的人们只会皱眉头，路见不平的也坐在家里喘粗气。许多人后来都眨巴着眼睛问：“难道这就叫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岁月里，我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表层上的几个斑点，更为深刻和惊人的事件，就不是我一个普通人所能了解到的。我只是以自己的眼光，写我所经历过和知道的“文革”　初期的一些琐事，以及我个人对此的感想，十分片面和局限，同时缺乏研究和思考。不够却都是真实的。　

如今，“文革”早已过去，当时简直象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突兀而来，凶神恶煞，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的道德，、信仰全都毁坏，历时十年，震得民心、党心全乱了，只留下一堆烂摊子。后来都说是一场浩劫，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当时却认为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象是又一次盘古开天地，伟大得不得了。歌颂的诗歌，赞扬的文章，比稻田里的谷穗还多上几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