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长征”归来，我心里已不再相信这是一场值得为之欢呼拼命的“大革命”了。后来干脆躲在家里当“逍遥派”，组织上和行动上都不再加入任何一派，自由自在。只在思想上多多少少袒护着其中的一派，憎恨那可能会胜利的另一派，有人说，这是同情弱者的缘故。

当时在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常常在晚饭后溜到街上去，到几个大字报集中的地方去看看。大街上红红绿绿的标语早已占据各处墙上空白的地方，一列长长的大字报栏象一道歪歪斜斜的防洪堤，把店铺前面的走廊遮得严严实实，街道成了供观看大字报的公共场所。人们一边观看，一边相互打着招呼，也有的正彼此窃窃私语，把这里作为一个经常会面的场所。我猜这些人中大部分也象我一样，是个“逍遥派”，否则不会如此轻松自如。那些铁杆的“造反派”会在大字报前破口大骂，争论不休，甚至双方当场象互斗的公鸡“辩论”起来。逞强的人，得不到别人的赞美，也会老羞成怒，要把别人当成出气筒。而且他们之间往往由于互不服气，进而互相讽刺挖苦，互相攻击谩骂。最后发展到彼此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再看百货大楼的制高点，几幅用整张白纸连接起来的大标语，十分显眼地写着：“砸烂×××的狗头！”“×××罪该万死！”姓名颠倒着贴，还打上红叉，表明要将他“就地处决”，当然这只是为了“搞臭”对方，解解恨，不可能真的就“处决”了。

邮电大楼那堵墙，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公布“最新消息”的地方。有一天几个架云梯、挥扫帚的“红卫兵”正在张贴一份长达二十几张的大字报。标题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每字有碗口大，写得毛茸茸的，“反革命”三个字用骷髅骨组成，好一付“触目惊心”的景象。许多人围观着，外面大街上还站着一排排手扶自行车的行人。那些在路边叫卖的小贩，只能寂寞地蹲在人们的大腿间，没人注意到他们。大家鸦雀无声，目光随着那几个勇敢者的动作上下移动，象是在观看一场杂技表演，之后悄然离去，始终沉默，大概因带有几分恐怖而纷纷“关紧门户”。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字报向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看而已，万万不可当真。我也没待他们贴完就走开了，这就是一个“逍遥派”自由自在的好处。

学校还在“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忙着“造反”，“当权派”急着保命，整个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个“逍遥派”可以随意打发自己的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有心思来管教你，于是我有了一段难得的“自由”日子。几位朋友聚在一块或打牌，或聊天，以此消磨时光，但聊着，聊着，又往往离不开社会上的派性斗争。有时也会为各自心目中认定的一派人辩解着，以至在“逍遥派”之间爆发一场争论，直至脸红耳赤。看来，组织上行动上“逍遥”，思想上往往并不“逍遥”。

我对这种“辩论”不感兴趣，看着他们在说谎，我选择自己该走的路，我想到结婚，趁如此清闲完成人生一大盛事。再说也不能让美娟再孤独一人在山区里苦苦煎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度过这朴朔迷离的岁月。美娟也同意了。

在我意识中，婚礼是很简单的，不外是亲戚朋友请来吃些糖果，喝点美酒，让大家祝愿我们幸福，也让父母高兴就是。不料，母亲要用老一套来办，背着我买家俱，还说样式很好看。原来上面雕花刻凤，只是内容不再是古装戏而是现代剧。同时房里也贴了不少毛主[xi]语录，算是当时最时髦的装饰。我一看烦死了，脑子里被稀奇古怪的图样和红艳艳的色彩搅得意马心猿。我表示反对，母亲却生气了。做父母的真是奇怪，东西是我要用，我要比他们生活更长的时间，老想包办代替，把我当小孩看。

我很苦恼，要孝顺父母就得受他们的摆布，接受他们安排的方式；要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就得背叛父母，使他们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又是“安床”，又是“下聘礼”，这边用红纸包着挑过去，那边同样挑几担过来。还把一些钖箔做的所谓“银钱”塞在我口袋里，撒在家里所有人头上，连地上水缸里都撒下一把，以示将来有“缘分”。

看来虽是大破了“四旧”，民间风俗仍然根深蒂固，有它的市场。这种民俗的兴废是与人们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提高相关，不是靠一场剧烈的“革命”，就能彻底铲除的。

（2）

1967年4月15日，家里一片喜气洋洋，大人小孩都在忙碌着。我说不出是怎样的，太兴奋了或太紧张了，美娟就要到我家里来生活，我就要有一位最贴近的人，今后我内心的情感将随时有处可诉了，再也不必感到寂寞和孤单。大厅上客人们在高声喧闹，我躲到房里去打开一本新日记，这是我特意准备，作为记载我们俩人共同生活的本子。我写上了“代序”：

“我和美娟由不相识，结为终身伴侣，我姑且认为这是属于天意。夫妻者是人类社会中最贴近的亲人。‘夫唱妇随’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和美娟是有理想的青年，我们真诚相爱，坦白交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美娟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的幸福也是美娟的幸福；美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的痛苦也是美娟的痛苦。我们将相依为命，白头偕老。

“这本日记将记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喜怒哀乐。我对美娟有什么要求，美娟对我有什么期望，都将随时记录在案，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一种馈赠，是一颗心的表露，任何一方也无权怀疑它的用意。

“日记将同我们的生命共存。我和美娟是日记的共同主人，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撂下手中的笔，我望着窗台上布满春意的阳光，心里甜滋滋的，未来是多么美好。

亲友们在称赞我的“懂事”，因为我也会说些虚情假意的话，会装一付讨人喜欢的模样。听到我的恭维，他们更高兴。我大约可以称心如意。可是过后我会感到内疚，这不是一个有志青年的作为，我不是在做一名推动社会进步的斗士，而是在社交场上当一个只会享乐的寄生虫，或一个安分守纪的奴才。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喜欢我这样，迫使我要这样。

为了长辈们的缘故，在婚礼中我完全“投降”，处处迁就，一想到反对就会伤了父母的心，我实在无可奈何。在这个人人认为是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我唯有忍耐退让。再说大家都称我为“老实人”，我索性装聋作哑地“老实”起来，只有我的眼睛始终在顽强地表明我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老实”，我仍然有我的主张和看法，有我的志趣和理想，他们不一定能明白。

和美娟在一起是幸福的，她带给我温存，带给我新的生活，带给我性格上的种种变化。有时我象书上描写的那样，苯拙地表白我对她的无限恩爱，我立即感到这种口头上的誓言她是不喜欢听的。有时我为了让她相信我们的未来是幸福的，就尽量告诉她我的理想和抱负，甚至借用迷信来坚定她的信念，这又显得十分庸俗，又有时为了感谢她给予我的帮助，就百般顺从，凡事总要征求她的意见，结果她却怪我缺乏果断。

婚后，我感到从没有过的清心和愉快，好象各方面都成熟了，对别人的攻击侮辱，我不再软弱无能，而是更有胆量反击一切不友好的行为。如果他人无故伤害我，我相信自己有办法整治他，而且一点不手软。我没有对不住人的，我就用不着去宽恕，而是应该让对方知道一点后悔。我也不再“爱面子”，那么注重自己的外表，不再逞强好胜，处处好表现自己，对声誉考虑得极少，逐渐还养成能敷衍各式各样的人，尤其是我憎恨的人，我可以掩盖内心的忿恨去同他握手言欢，再不会轻意地坦露自己的心。

但是，我同时担心会在这种安乐中无所成就地老去，当一名不关心人民痛痒的“老好人”，做一名无所事事的“逍遥派”，何况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多少显得不合时代的潮流，不符合我一贯的性格和理念。

（3）

以前我喜欢孤独，喜欢独自一人关在房里看书，思考问题，写点文章，而没有人来打扰是最好的。那时我害怕孤独，这样呆着非想到美娟不可，想到而不能见面，心里是难受的。但是她确实不在我的身边了，婚后不久她就回山区去。我的话无处可诉，心里又觉得失去什么。从长远看，这样的分离更好些，一个人老是沉浸在爱的蜜汁里，将变得意志消沉，好逸恶劳，久而久之，甜得过腻还要产生埋怨和忿恨，离开一点会爱得更深，更长久。

我忽然觉得应该马上着手一件事，利用这段自由日子，利用“文革”赋于我的清闲和逍遥，去实施我的计划。我从地洞里搬出所有的日记本，开始搞起我的“自留地”，着手整理我的日记，我认为这才是真正需要去为之奋斗的目标。

提起日记，真是苦甜酸辣，一言难尽。我从小喜欢读书，都说读和写是一对恋人，彼此分不开。我想也是，喜欢读书的人，多多少少愿意写一写。最便捷的办法莫过于记日记，不用挖空心思去构思，不必搜肠刮肚去杜撰，写出一天发生的事，看到听到的人与物，心里想说的话，激情澎湃，无所顾忌。目的是留给自己看，管它别人说东与道西。对不能或不想搞创作的人来说，记日记是表达心中爱憎，最保险最有效的办法。

一个人如能从小时候就开始记日记，一页页，一本本，如同影集一般，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面貌全在其中，岂不快哉！几年，几十年后再回首去翻阅，个中味道，唯有自己能品尝。乐呼！悲呼！爱呼！恨呼！全都过去，却又如一面面镜子，始终照亮着自己。

一个人在漫长而艰难的一生中，心里感觉到什么，是应该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将来回忆总结，找出几条人生启迪，生活哲理，留给子孙后代去借鉴，其意义不下于为他们敛财盖屋，为自己看“风水”，找墓地。当然这样的意义十分渺小，但比起碌碌无为盲目度过一生，比起单纯考虑个人身后事，它仍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能有多大？这是和个人的努力，也和时代的变革息息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多亏我记日记，我才增强了生存的信心，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敢于大胆反映自己的心声，同时不断反省自己，感到活得比周围人更充实，也才有可能在以后写出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的回忆录。

我通常习惯在晚上记日记，象是做一天的总结，也有时是随想随记，一天的日记分几次写成。来不及细写时，就先在纸片上记下几个要点，过后再详细写到本子上。我觉得临睡前自己的思维特别活跃，好几次躺在床上，脑子里忽然闪现一段精彩的话，一个有意思的想法，我便会马上爬起来，唰唰唰！先记在纸片上，待到第二天再好好整理抄进日记本里。后来我干脆在床头放上笔和纸，有什么思想马上扒在床头就写。此外，乘车外出，我不喜欢交谈，总是独自一人遐想，这时也往往会有灵感涌现，我便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和纸，匆匆记下要点，关键词或几句不连贯的话，回到家里再整理在日记本上。所以我的日记有不少是朝夕拾零，随隅而得，是从心窝里抠出来，不是一时想写就能写出来。

我常常强迫自己，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也要写上三言两语，要不，一懒惰就可能使日记中断，到了真正有感想的时候，也会“挤不出时间”来记它。后来，我已经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又觉得不必天天都非记一记不可。我毕竟不是名人，将来不会有人要来查验我一生的经历，不会有人想通过我的日记考证什么。那些琐碎的事，平凡的经历，记录下来，反而成为累赘。我的日记便以抒发情感为主，没有新鲜的想法，没有特殊的事，就不再去记它。

“落取”之后，我的日记不能做到天天记，日日写，生活迫使我只能断断续续写些回忆式的日记。你想，一个人在煎熬的时候，哪有心思去写日记，往往历史已翻过痛苦的一页，痛定思痛，我才能坐下来把过去的经历补写上去。也有时由于环境变迁，不得不中断。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生活无聊，思想空虚，对前途感到渺茫，没有心思写下去。待过了一段时间，受到一点刺激，心里不服气，觉得必须把它写下来，让将来我的爱人孩子看看我的不幸，便又拿起笔来，把逝去的生活，苦的感受，作为倒叙补写在日记上。所以我的日记时常会遇到危机。

（4）

19*4年经历了苦苦寻觅，我选择了走文学的路，我的日记再没有中断过。我开始贪婪地毫不保留地记下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日记本成为我实现理想的场所。这时记日记就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残酷的现实迫使我时时要担着几分风险。在我周围的人，他们不记日记，而我每天拿出一本红皮册子，沉思着、抄写着，人家是要感到奇怪的。

那时记日记并不受到称赞，在别人眼里，一个普通教员，每天上课教书，能有什么好写的？他们也不明白，一个人生活过得去，工作还顺利，跟领导关系不错，就可谓满意了，还要去写什么日记？

为了不被人看成可疑的另类，我从来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天天在记日记。每当我记日记时，只要有人走过来，就赶紧停笔收起本子。后来我干脆改用一张张白纸来写，写完一张收一张，旁边还放上教科书，让别人以为我天天在写教案。待一个月或写好的纸张已经足够厚的时候，我再把它们装订成册。

众目睽睽之下，日记很难写好。我曾想，鲁迅当年能有许多深刻的文章，除掉他超凡的才华，独到的见解，还在于能自由畅快地评击，至少在无碍当权者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此外还在于从反对者的笔中得到启发和激励，促使他的思潮永不停息。要是不死不活，恐怕再丰富也搞不出新花样，再如果是真正的压迫，说不定就没有鲁迅这样的人物。

我只能偷偷地写，在左躲右闪中坚持着。我的日记就象是从大石头底下钻出来的草木，曲折向上，缺乏阳光和肥料，显得脆弱和黄瘦，唯独形式上与众不同，还有那顽强的生命力，使我感到自豪。我的文字还十分粗俗，从艺术观点看，很不优美，如果不认真想一想，是很容易将它忽略。只有我本身懂得这长出来的不容易，知道它内在的精神力量是超出一般的。

可以说我毫不含糊地记下许多人不敢说的话，真实地反映某个时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周围的一切，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每当我拿起一本旧日记来翻阅，心里总会增添几分希望，觉得没有白活过来。辛酸苦痛的往事，不但没有吓退我的勇气，反而时时在摧迫着，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把一切都告诉给人们。

一个时期，我呆在家里静养，我变得成熟世故，不再去“得罪”别人，别人称我是“好人”，我也感到身心愉快，不再烦恼，没有后悔，这时还有必要记日记吗？即使写了，也只有好！好！好！我因此象小偷一样，感到一种心神不宁，我如此活着，岂不在苟且偷安！

我因此又走出去闯，去争斗，去拼命。我浑身汗水，满脸血污，我做了不少错事，得到许多怨恨和咒骂。我苦恼起来，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好人”，然而这时我却有许多感想可写，我的日记又变成是有价值的东西，我又感到活得十分实在。

能不能既做“好人”，不犯错，又有好日记？那就记些花草呀！天气颇爽呀！或写奉承文章。“好人”写文章能不犯猎，一个办法是恭维和颂扬，做一点小摆设。只要一揭露，一批判，说了真话，就得罪了政治，也就做不成“好人”。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政治家和文学家在革命时是志同道合的，在统治时便格格不入，政治家要维持现状，文学家似有革新的势头，于是就要打架，但是政治家有权、有枪，文学家只有笔，笔自然敌不过枪的。

就这样，我时常希望有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可以来自好的一面，比如朋友来信，人们给我提出问题，闲谈中的启发；也可以来自坏的一面，比如受到侮辱和岐视，自身的失错。每当这种时候，我脑海翻腾，涌现点点感想，及时把它们记在日记本上，我总能感到一种满足，不再为自己的不幸惋惜。只有受到挫折，又毫无知觉，才最可悲哀。

我的日记竟是用如此的代价写成的。此时记日记就不光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还是我生存的动力和生命源泉的所在。

（5）

我在日记里，总是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缺点错误，乃至卑劣的想法，这固然如同触摸自己身上的疤痕或肮脏的处所一样，无须难为情，就是让别人知道，也不会被耻笑。正如在温泉里看到别人果体一样，一点不奇怪。大家都是来洗澡怯病的，去除身上的污垢，强身健体才是共同的目标。

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想法不暴露出来，人们将无从了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应该展示一个真面目。即使是疯子，也有疯子的真实情感，作为医生就要知道，作为作家也该了解。就象科学家需要准确的数字，任何虚假都无助于取得成果。而且我相信，自己的丑陋一面绝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我要使记日记做到文如其人，没有半点虚伪。

但是，写真话虽可贵，却有自掘坟墓的危险，暴露的辫子最容易成为别人有利的把柄。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在我交往的熟人朋友，同事亲戚中，有谁象我这样坚持偷偷写日记？好象没有。但是我相信人们都在“变换手法”，在默默地不露声色地做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包括象我这样写一些不能发表的小说、诗歌、杂文、日记等。中国八亿人口一定不乏勇敢的人。“文革”初的“抄家”，不是声称发现许多所谓“黑”文章、“黑”日记吗？正好说明中国还有希望。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允许人们坦诚地说出心里话，大家只好采取隐蔽的充满敌意的行动。在言论不得自由时，便躲在“黑暗的角落”，同知心朋友交换一点对社会的见解，发泄一丝不满的真情，吐露一缕内心的希望。这种现象不仅在普通百姓身上，在干部队伍那里更是如此，而且官阶越大，内情越清楚，谈起来也越可怕。这样的谈话在“史无前列”的年代，危险随时可以降临，更何况写文章，倾吐内心的想法，马上将遭到围攻和迫害，跟上吊，投水一样是自杀的行为。

我不得不时时为自己担心，留在日记本上的痕迹一旦落到别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可以说，日记主要在解剖自己，可以有许多无聊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东西，是为了给自己作为教训和参考，并无意要给别人看，要去宣传或鼓动什么。可是在那些以斗人为能事的人手里，却一定要从鸡蛋里头挑出骨头来。而个人被枪杀还可以如愿，这是自己选择的，“将来”仍在。要是我的日记也同时遭到毁灭，那就连“将来”也没有。死于无望是最可悲哀的。所以在这种年头，我关心和保护我的日记胜于照顾自己的生命，只要空气一紧张，我就让它躲进安全的处所，成了“隐藏的反革命”。

有一段时间我就很少去写日记，即使偶而写写，也不得不考虑“万一”。因为不敢如实反映内心的想法，大胆抨击现状，直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的便是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与其浪费时间，不如不写。

也许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因为我所写的也仅仅是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它来自家庭，来自社会，有个人造成，有别人强加。苦累辛酸交织一起，迫使我要*吟，要呼喊。*吟不能大声，呼喊又没有场所，就只能到日记本上去倾吐。把痛哭和欢笑的痕迹，把愤恨和后悔的真情，都留在日记本上。人们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也要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这没有什么不好的。然而专制的统治，往往会使人们无中生有地感到害怕。

（6）

我也曾经怀疑过，记日记到底有什么用？如果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它也许就供给我一些素材，要是一事无成，何必呕心沥血，白白浪费光阴？再说，我所写的真有意义吗？真能对别人有所帮助吗？

其实，许多人记日记，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更不会都是为了成为作家。自己将来即使不能据此写出一部小说，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还可以写些片断、琐记，写三言两语的话，虽断头缺尾，或拥肿，或干瘪，但因为是真实的，是心里掏出来的话，便是有用的，至少可以提供给别人去创作。总之，只要我不懈地努力，只要我比周围的人更艰苦地攀登，绝不会是白费劲的。我的行为本身就有意义，正如我曾经做过的种种追求理想的努力，虽是失败，并无后悔，还因为能顽强拼搏而感到心里踏实，感到活得有意义。

对未来我始终存有一线希望，想必会一年比一年好，这也是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的原因。我一天天地写，就觉得自己在一步步走向理想。一个人能在末路中看到光明，时刻感到一种向上的生机，觉得自己将走更远更美好的路，那么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也能忍受，并愿意更高地要求自己，更有勇气和信心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困难总是暂时的，唯有光明是永久的。也许命运早就安排我要走这条路，使我不致于陷入贪图个人安逸的泥坑里。

那些日子，我一边翻阅着自己的日记，一边心里有无限感慨。里面除掉一些天真幼稚，却也完整地记载着我走过的路，我对生活的感受，对事物的看法，对未来的憧憬，记录着我的心声和遭遇到的一道道坎坷，可以代表这社会如我这类人的经历和想法。这是一些宝贵而有用的素材，我要努力使它的作用不只限于子孙们。它应该走到社会去，对别人有所启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同时满足自己一种创作欲望，不至于在无聊中感到人生的毫无价值。这是一个“逍遥派”当年所能找到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从最早的日记开始，按时间顺序选取那些有意义的，能体现我的思想，对别人有所启迪的事，抄录下来，写成文稿。可是一着手，才发觉十几本日记，要从头细看一遍，已经不下于看几部长篇小说，何况还要抄写。

为了这一工作，我每天一早醒来，心里就盘算着一天要做的事，爬起床来就伏案忙碌，连午休也没有睡好，一天差不多连续工作十个小时，纸张堆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也无心整理。天天如此“上班”，我坚持了近半年时间，忘了外面正在“风云变幻”。

在整理抄写过程中，我得到鼓舞，也感到疑惑，“担心”总是时时伴随着我。我曾经遭受过幻想的破灭，我又总是把希望放在“将来”这个未知数上，以“将来”为唯一目标来设计我的人生和道路，仿佛已知的已使我感到无望，就尽量要用“将来”来支撑自己。虽然因此我增添了勇气，度过了难关，但它的存在与实际的可能又有多大的距离？

我多么希望这时能有一位长者，给我指明方向，启示真正的未来，让我的“将来”变为现实。我常常为此陷入茫然之中。

所幸，不管我的思想怎样起伏，我的整理工作照样在进行下去，因为一旦我不从事这项工作，我就没有勇气在一些人的岐视中走过来。只要我一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在为日记绞尽脑汁，我便闲适起来，庸碌无为，脑子停止转动，变得空旷荒芜。于是，世俗的精虫活起来，便占据了这空出来的地盘，逐渐又孕育着自私和卑鄙。因此我坚持着这无异于是提高精神力量的工作，就象空气和水在维持我的生命，没有它们我就无法生存、无法拯救我自己。一个人如果每天都能做一些发挥自己才智的有意义的事情，这无疑于是在延长生命。如果我是在“逍遥”中无所事事地度过，或去做一些低级趣味的消磨时光的无聊事，我便会感到生命在逐日耗去，人生毫无可望。

可是我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严重失眠，甚至整夜整夜睡不着。第二天写不上几段就头昏脑胀，眼花手颤，不得不停下休息一会儿，但往往没有等到脑力完全恢复，我又拿起笔来。也许我总是太急操了，不善于休息，也就不善于工作。到基本完工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垮了，不得不为看病吃药而忙碌着。

（7）

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

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几十人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来到他家，问了几句话后就不由分说开始翻箱倒柜，抄起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去作案。

当时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一会儿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房间、厨房的地板都掘开，几个人硬逼着，要他交出什么印章材料。他又死活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特地赶来警告我？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我人在乡下教书。母亲怕招灾惹祸，就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也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到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贵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那时我就赶紧把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整理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

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对当地干部不满，写了几句不成样的“诗”，贴在那位干部家的墙上，其中有一句似乎是对领袖不恭的话，被无限上纲上线，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捉起来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就象一个学骑自行车的人，往往为了躲避，反而把行人撞倒一样。何况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更不应该的事。

母校有一位政治教师，饱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在学生中是一面“左”派的旗帜，肩负着指导方向的使命。“文革”中的一天晚上，学校突然停电，这位正在宿舍备课的老师，为了不在漆黑中感到恐惧，点亮了腊烛，却找不到一个东西可当烛台，情急中把桌上一尊毛主[xi]石膏座像移过来，把腊烛沾粘在石膏像头上，屋里顿时亮膛起来，政治老师继续办公，一直到上床睡觉吹灭火苗，也没把腊烛撤掉。第二天一早，一位老师来串门，无意中瞥见“毛主[xi]头上点腊烛”的一幕，也许感到惊奇，也许出于别的原因，他把这一“重大发现”转告了别人。“奇闻”很快就穿墙掠屋，在校园里传开。在那种敏感时期，“红卫兵”就像一群嗅到腥味的猎犬，咆哮狂怒，扑到这位老师身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xi]”　可不是件小事，而是“罪该万死”。这位政治教员魂飞魄散，一下子“从将军到奴隶”，跌入万丈深渊，赶紧低头认罪，跪地求饶，但一切都为时晚矣！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红卫兵”轮番批斗了一场又一场。

现实的可怕令人胆颤心惊，不得不怯步，但是，我又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

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

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母亲一离开，我就急忙抱着日记本，奔向厨房间，一边翻阅日记，一边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撕下后立即投进火炉里。不一会屋里就烟雾腾腾，纸灰飞扬。我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提着一颗心，又赶紧去扑杀纸灰，消灭痕迹。最后才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连同残缺不全的文稿，重先又埋入地下，做好掩盖。至此，我才宽下身子来，躺倒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和怦怦的心跳……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临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一闪而过，仅几秒钟的场面。我可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当年也有如此惊险的一幕。过后我虽是庆幸，也十分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具有精辟见解的文章，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本来日记是“没有说出的话”，可是这许多有生命的东西就这样被我毁掉了。留下的文稿，只能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看来只有在真正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过得舒心，才能无所顾忌地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否则“逍遥”日子也不可能真逍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