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文章里没有男女爱情故事，只有我自己对进步、光明和一切美的东西的追求。它带着痛苦、烦恼、不安，同时来到我的生活里，在我身上交织着，使我不能超脱于“史无前例”之外。象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劫去了我所有的爱。

1968年在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和“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提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广大群众如同陷入战争年代的惊恐之中。全国各个城镇乡村、各个角落、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特务案”、“叛徒案”，还不时爆出冷门，诸如某某大人物被捕的“特大新闻”，令老实人摇头叹息，惊讶不已。似乎九州大地处处隐藏“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随时将破土而出。有时在不经意中，身边的某个人就会一下子成为“特务”或“叛徒”，遭到“革命群众”的批斗，让大家拍胸顿足，深感意外。有人因此公开提出“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你可以怀疑我，我也可以怀疑你”，似乎连鸟儿从空中飞过也值得大家去怀疑。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自危不浅。

我那时因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失眠症还没有痊愈，一天睡不上三、四个小时，白天头疼心悸，全身乏力，对这场运动难免产生一种心理上，也是病理上的畏惧和多疑，竟无端害怕过去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作“通敌罪”予以追查。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沾边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我因此对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慄。

起初在公社学区搞“清队”时，我倒也平安无事。当时目标都集中在那些所谓“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即过去已“挂了号”的，个人政治历史上“有污点”的人身上。况且我毕竟年轻，没有人想到要从我身上找碴儿。

九月份，从公社又全部被集中到县城里，参加“清队学习班”的学习，进行封闭式的“审查”。我们是第二批来的，进“学习班”的当天晚上，就参加前一期“学习班”结束后召开的所谓“宽严大会”，即对“抗拒交代”的“从严”，对“坦白交代”的“从宽”。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当场就宣布逮捕二人，另有一位中学教师骆某某上台“坦白”，说是因集邮而犯了“里通外国”的罪。

我的神经一下绷紧到极点，骆某某交代的被称为“特务”的邮友中，有一名我好象也跟他通过信，交换过邮票，我还仿佛记得过去跟这位“坦白的人”也有过邮票交换的往来。他会不会把我牵连进去？顿时我浑身颤抖不已。虽然我清楚自己只是集邮，没干坏事，但一种可能被怀疑的恐惧，深深扎入我的心房，使自己一时失去控制，失去理智，以为当场就会被押到台上去示众。那天会上就突然点了一些人的名字，说他们“隐瞒重大政历问题”，在众人的怒喝声中，被勒令上台“亮相”。我吓得差点就要晕过去。

回到学习班，我食不甘味，睡不成寐，整夜翻来覆去，胡乱猜测着各种可能性，一颗心在怦怦狂跳，手脚冷冰冰，全身没有一丝热气。但心里还是清楚这是一种病态，一种由神经衰弱引起的恐惧症，再不排除引起紧张的因素，发展下去可能变为神经分裂症，身体就彻底垮了。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决定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会上不是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嘛！不外是那么一回事，领导也常讲“交代了还是好同志”，没什么可怕的。

不料，第二天我在小组讨论会上一公开。“学习班”的负责人立即重视起来，几个人凑在一起分析道：“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支节的问题掩盖实质的东西，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何海生在刺探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材料，没想到露出尾巴”　等等。

我真是太傻了，那些人可都是所谓“对敌斗争”的“高手”，“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紧紧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敌人”在“兴风作浪”，没有朋友会忠诚老实。难怪他们要这样去想。

经过一番周密研究，中队部决定“乘胜追击，决不放过”。中队长当天就下令将我隔离起来，要我彻底交代问题。同时派出专案人员外出调查。

（2）

当我把这件倒霉的事掷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了许多，睡觉也安稳了。可是头脑一清醒，才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还是一片忠诚换来是非。我心里十分后悔，同时不服，马上给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清队”总指挥，写了一封抗议信，天真地强调自己是主动交代问题，对党忠诚老实，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信很快转到中队长手里。他大发雷霆，说我破坏了“学习班”的制度，与外界搞“串供”，说我“企图蒙混过关”，宣布对我“五不准”。连我的一位亲戚，原来在“学习班”当炊事员，也受我的牵连被赶出去。我从此行动失去自由，但我没有一丝害怕，心里十分坦然，因为我觉得对党已毫无隐瞒了。

大约过了10天左右，9月23日，“学习班”热闹起来，到处张贴着巨幅标语：“何海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何海生‘里通外国’罪该万死！”“反革命分子何海生必须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等等。

我知道，这一天轮到我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挽救”。我已经一点不感到紧张，只是有点好奇，隐隐感到一种痛心。他们如此大动干戈能在我身上得到什么？岂不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让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溜之大吉吗？

凭我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和毛主[xi]著作的熏陶，我相信党和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时“灵感”涌现，在“反省”期间，我写下了几首充满革命激情，不畏“审查”，忠心不二，热爱党，热爱人民的诗。一个人一旦言论和行动失去自由，唯有思想还可以任意发挥。可后来在一次对被审查人员的突击搜查中，被发现了，竟说我是“心怀不满，书写反动黑诗”　，又不公开“黑诗”的内容，让“革命群众”鉴别一下。大概唯有如此说法，才符合那些人想象中推出的逻辑吧！才能激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痛恨。我因此想到，“革命群众”有时也太可怜，受了蒙骗还不知道，反而产生出错误的判断去冤枉好人。

“批斗”会开始时，两个人拿出一块纸牌，上面书写我的罪衔，姓名，还画一付人们通常用来表示有毒物质的骷髅图，然后狠狠挂在我脖子上，把我押上台。

我一露面，下面的口号声就响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对我来说，已是“坦白从严”了。我开始有点慌乱地站着，象一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只听得口号声平息之后，中队长叫大家翻开“红宝书”——《毛主[xi]语录》。此时我手里也拿着一本，同时翻开。这是“学习班”里唯一可以看的书，就象上教堂，对于《圣经》，牧师和罪人一样感到神圣。念了几段对敌斗争的语录，中队长点出当天的主题。一个人就声色俱厉地走出来“揭发批判”：

“何海生是个隐藏已久的反革命分子，他里通外国，干尽坏事……”这就不用多写了，那些话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受批斗的人身上，只要多参加几次这样的会，也都背得出来。对有点经历的人来说，毫不耳生，只是姓名不同罢了，有时张三，有时李四，反正他们都是“坏蛋”，就象京剧脸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来批判，有的说到激动处就叫我举手下跪。我不肯照办，于是又一阵口号声的浪潮迎面扑来。有两个冲上台来，动手要将我摁倒。我顽强地顶着，两膝不愿下弯。我觉得人民向人民下跪是一种耻辱，对我对大家都不光彩。

中队长此时大概觉得还不到火候，忙走过来打圆场。一边示意那两人退下，一边阴森森地对我说：“何海生，群众是在挽救你，你不要执迷不悟。否则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过你的。”　

“批斗”会后，他们把我押到一间“反省室”去继续思考问题和写交代材料。

“反省室”里已有三位“阶级敌人”，我是第四位。大家平时都相识，或通过“学习班”在“批斗”会上认识。那时彼此不能说话，每人面对一堵墙站着“思考问题”，想写“交代”可以坐下来，需要写很多的还可以优待到另一间有桌椅的房间去，外面有看管人员守着。

他们三位比我“资格老”，进“反省室”已两个星期，都是从公社“学习班”直接“转学”来的。一位秃顶老头，听说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能坦白交代，且有立功表现，又没有民愤，当年定性为“一般政历问题，不予追究”。“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阵子被揪出来“游街”过。“清队”一开始又最早被光顾。这次中队长公开说要翻“肃反”的案，认为当年对他的定性太轻，还说发现他解放后参与特务活动，是“双料反革命”，“九类”加“九类”属于“十八类”的“大人物”。这老头表面服服贴贴，平时扫地洗厕所，表现蛮积极。“批斗”会上也老老实实，叫他“举手”便“举手”，叫他“下跪”便“下跪”，但“问题”压根没有交代。

第二位是“特务分子”，还是个“中队长”，被审查前是一间小学的校长，中共预备党员。他的材料是农村大队送来的，据说是“同案犯”的揭发交代。他神情忧郁，整天愁眉苦脸。那时不知真象如何，只见他不停在写“材料”。十几年后我遇见他，才知道原来当时审查他参加的那个组织后来“平反”了，变为“革命组织”。他也就由“特务”而变为“中共地下党员”。如今已是一位离休干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再一位是一间小学的教导，“文革”初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过，这一次是“敌嫌”问题。他曾经在学校中对同事讲过：解放初他舅父做生日，那天他去赴宴，同桌十二人，除了他，其余的后来查出都是“兴泉水陆纵队”的特务，有的枪毙，有的判刑。他显然在夸耀自己的超然。“清队”一来，他的自白成了可疑的线索。大家对他的问号打了一大堆，不肯相信他是那天桌上唯一的“良民”。又据“同案犯”交代，那次请客实质是一次“反革命聚会”，这下可是东海之水也洗不清了。可是他死不承认，整天面对墙壁拼命地抽烟，交代材料一张也没有写。

以上仅是一间“反省室”里的情况，比这更复杂更稀奇的有的是。整个公社一百五十二位教师，竟揪出三十二个“阶级敌人”，占百分二十强。中队长还沾沾自喜称这是个“巨大的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概是发现“阶级敌人”越多，他的功劳就越大。就象捕得鱼越多，渔民越高兴一样。

为了创造“优异成绩”，中队长不惜抓住一点可疑的，就硬将一个人往敌人方向推，而且一定要证明他是个“坏蛋”才肯罢休。在他眼里，一个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了，诚实被说成是伪装，是狡猾，凡是跟敌人有过往来的就更值得怀疑。他实在是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而对自己竭力宣传的政策又缺乏信心，缺乏对毛泽东思想是可以教育人的自信。这种人当时却被誉为“警惕性高”，“阶级斗争观念强”，而受到大力栽培和赞扬。

（3）

大型“批斗”会开了几次，效果并不显著。他们又改用以小组为单位，要来“挽救”我，当时叫“攻堡壘”。在一块空地上，“革命群众”坐在小凳子上，围成一个大圆圈，约二、三十人。还是那几句口号声迎接我。

组长命令我站到场地的中间去，大家怒声附和着，都想表示一下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照样先翻开“红宝书”，照样朗读那几段语录。这样的仪式完了，组长才厉声叫我：“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

我毫不犹豫地把通信集邮的经过又重复一遍。没等我讲完，有人就喊起来：“何海生不老实交代，罪该万死！”其他人跟着嚷一阵。一些人七嘴八舌责问我，听不清是什么。组长起来打手势叫大家静一静，然后问：“何海生，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开头也说他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文革一开始，你就烧掉邮票，这不是企图毁灭罪证吗？”　又一个迅速站起来“揭露”。

“当时是因为破“四旧”，其实我很后悔的，家人不懂事，邮票各种各样，有的还是宣传革命的，怎么能说是罪证？”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骚动起来，喊声四起：“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花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夜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花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

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悚人听闻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色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单调无聊和沉闷烦躁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

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无端变成一个“坏蛋”，大家这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阶级敌人”坦白交代　，“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没有耐心，更受不了。但是，这能怪我吗？

（4）

小组“攻坚战”进行了一个多月，我仍“顽固不化”。他们又改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把我放到所谓“深挖组”里，由专案人员直接审问我。

听说是中队长始终不肯放掉我，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特务案件”，而是涉及到“国际问题”。如能查出结果，说不定中央知道了都会嘉奖的。中队长实在是太抬举我了，竟把我当成一位“世界级的大人物”来对待。他决定要对我“升级”，要“加温加热”，用他的话说：“非孵出小鸡不可”。

他们先是用“疲劳战术”，两人一组轮番“轰炸”。有的装“白脸”，花言巧语引诱我：“我相信你当时幼稚，误入歧途。现在只要交代了，照样是好同志。”“交代了马上可以自由，可以去见老婆孩子。”有的扮“红脸”，动手动脚威逼我：“说不说，不说就捆绑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起初，我很有能耐地让他们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去，只是默不作声地坐着，或回答两句简单的话，“不知道”，“没有”。因为我确实无从交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暴跳如雷，一批批象走马灯似地从我跟前晃过去，从早晨一直到夜晚。

到了后半夜，我心里憋得慌，胸口闷得难受，脑子里嗡嗡直响，象装进一颗定时炸弹，感到马上就要爆炸似的。这时又来了两个人，一位矮个，满脸络腮，尽管经常刮得铁青，他们还是叫他“大胡子”。此人当过几年兵，回来捞不到一个校长当，心里很是愤愤不平，对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特别恼火，好象是这些人不让他当校长似的。“你们这些人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chan*]党来了也吃得开。哼！我看这次就甭想再溜过去。”他一来，就冲着我没头没脑地吆喝：“你说，解放前你干过多少坏事？解放后又怎样与人民为敌？有哪些重大政历问题，赶快交代。否则，老子决不放过你。”

我想说自己是生长在红旗下，解放前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解放后才参加儿童团、少先队。又一想，这种人只是临时借用的“棍棒”而已，他的特长就是要对别人施行“专政”，何必跟他争辩，让他去嚷嚷好了。但他却非要我回答不可，用手死死拧住我的耳朵：“说不说？”　，“说不说？”　……

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突然，我猛地拨开他的手跳了起来，两只手乱挥乱撵着，象在拼命挣扎，同时歇斯底里般地喊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政历问题，我说过不知道，不知道。我实在受不了。干脆让我去死吧！你们这是在逼供讯，是法西斯，还要不要党的政策……”

“大胡子”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镇住了，或者以为我疯了，一时竟呆呆地望着我。

他的沉默反而让我害怕，逐渐冷静下来，觉得刚才的话有点说过头了。可我一退却，立即造成他进攻的机会。“好呀，你还会装疯卖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我们逼供讯，是法西斯。我倒要让你知道一点厉害。”说着“啪”地一声，他把一包装得鼓鼓的档案袋摔在我跟前，“这些都是你的材料，你以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你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团籍’，有吗？”　

“我已经在1962年被“甄别”过，并恢复团籍了。”我不服气地回答他。

“哼！你以为那就没事了！告诉你，这永远是个污点，洗也洗不掉。”

我低下头不再作声，旁边那个“小白脸”开腔了。他老在用手指尖捋下巴那根黑痣毛，一付沉思的样子，一边观察我的神色，一边说：“你的问题，我们早就一清二楚，本来马上可以定案。看你年纪轻轻的，不忍心让你受到‘从严’处理，想方设法要挽救你。社会主义还是多一个人好么！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只好感激似地点点头，心里不知这话从何说起，是你们执意在迫我离开社会主义圈子，还谈什么“挽救”？

“大胡子”随着铺开纸张，提过我的手往桌上一摔：“马上写，不写今晚你甭想睡了，快！”看我没有反映，他又拿两个手指关节边敲着我的头边说：“你当真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吗？何海生！我还没有见过象你这样顽固的。”最后一下，差点把我掼倒。

我脸上热辣辣的，胸膛扼着一团火，然而我最终只能象一只受伤的野兽，吮着自己的血迹，让疼痛静静地在心里消耗掉。“忍耐是唯一的办法，冷静是最好的策略，沉默才是有力的抵抗。”我在心里反复地念道。

这两人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就往中队部去了。我知道自己招祸了。

这时东方已露出晨曦，寒气也格外袭人。我已没有一　丝睡意，心头仍闷得慌，脑子似沉重又似空虚，身子麻木象一具被施了魔法的海地“僵尸”。此时他们要是再让我干什么，说不定我会被牵着走。但是他们却要批斗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而且不让我吃早饭就紧急集合。那情景就不用提了，我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终于昏倒在台上。他们还骂我“装死”，两个人硬扶着直到“批斗”结束，才七手八脚把我送回“反省室”。

“反省室”的看管人员见我已近虚脱的样子，赶紧倒一杯开水让我喝下，还到食堂为我打饭，一边安慰我：“没关系，问题说清楚了就好，饭是不能不吃的。”我这才体会到一点做人的价值和权利。“饭是不能不吃的。”我的未来不完全是这些人说了算。历史是公正的法官，时间是最好的证人。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明了的。

这位看管人员就是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那些日子他常在生活上给我们这几位“阶级敌人”帮点小忙。有一次还替我偷偷捎一封家信。当然，我绝不会在信里“搞串供”，我的目的仅想让家里人“放心”，“别挂念”，我告诉他们在“学习班”里“一切都好”。中队长对这位看管人员“立场不坚定”，“同情阶级敌人”的事早有所闻。只因他为人随和，善于应变，颇通世故，中队长才对他格外开恩。但后来还是把他调走了。

（5）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月，大会小会不知过了几场，专案人员从我这里仍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说实话，有时我也很难过，不是自己不愿给他们，确实是一无所有，让他们白费许多劲，彼此都是一场悲剧。唯一庆幸的是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追查我的日记，他们不知道那才是真正“隐藏的反革命”。这也是我能坚持活下来的原因。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专案组不再理我了。听说“学习班”即将结束，上面指示所有遗留案件必须抓紧了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有一位“好友”，以前经常跟我在一块推心置腹，交谈时政。“清队”开始不久，他被调到“学习班”专案组当外调人员。在我主动“交代”之前，他曾劝我别把通信集邮的事说出来，免得招来麻烦。我控制不住，“自我暴露”以后，他装得若无其事，开始躲着我。我也闭口不谈跟他在一起的事，免得拖累他。那段时间，他从不参加对我的“围攻”和“帮助”。

可是，就在“临解放前”的一天，他突然十分诡秘地到“反省室”找我；“你的材料我看过了，再不坦白恐怕会被‘从严’处理，而‘从严’不只是‘开除’，‘戴帽’，还会‘逮捕判刑’。中队部已在赶写‘立案报告’，过几天你们这些人都要被从速处理。”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全懵了，毫不怀疑“好友”“舍命相告”。顿时，脑子里嗡嗡直响，产生种种幻觉，嘴上喃喃自语：“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的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你不会骗我吧？”

“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我已完全失却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心头又是一阵阵狂跳，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仿佛到了阴间地府。可是，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呀！我恳求“好友”透露一点材料给我，好让我拿去“坦白”。“好友”象是感到十分为难，说不能违反纪律，万一中队长知道，自己要受处分。后来又象是不情愿地，才说是要我交代当时的通信内容。

我说事隔十余年，谁还能把信的内容想出来，依稀记得不外是谈交换邮票的事。可“好友”说，不交代是绝对不行的。于是我只好按过去与邮友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了几段：“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作为通信内容交给他。

想不到专案组长拿到我的所谓“交代”，竟亲自出马给我“打气”：“你开始交代，很好！但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

我恍然大悟：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就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这根本就不是“审查”。按理说，对一个人的“审查”，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他本人负责。结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然而他们是一定要得到“肯定”，才肯罢休，才算“审查”结束，有了成绩。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何不写一份近似“可爱的家乡”那样的文字，作为“机密材料”交上去，看他们如何反映再说。

我写道：“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最后我又补上“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就这样作为通信内容又交上去了。

中队部收到我的“交代材料”，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又是站岗又是轮班警卫，气氛紧张而诡异，听说是谨防我在“交代情报”之后，会因“担心受到报复”，“感到进退两难”而去“寻短见”。

我再一次糊涂了。他们怎么没有分析出我的所谓“交代材料”纯粹是胡编乱造。如果我真是一名“特务”，象“这里有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类众所周知的“情报”，还用得着我去提供吗？同时我也明白，他们手头根本就没有证据，而是靠诱供，企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根本不是“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完全是在骗取口供。

然而“好友”却笑眯眯地第二次走进“反省室”，把我叫到一旁说：“你交代的材料，中队长很满意，不久就会从宽处理。只是还有一件事你没有讲。”

“什么事？”

“那边不是寄钱给你了么！”

“没有呀！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一个华侨亲戚也没有，从没有收到过什么侨汇款。”我不禁大吃一惊。

“你再想想看，或者是什么物资。中队部已派人到侨汇派送站去查存单，有证据的。”

“肯定没有，这点我很清楚。”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这个人真是，反正一点是麻子脸，两点也是麻子脸，何必留个尾巴呢！相信我，不会害你的。”“好友”十分殷切地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文格纸来。

我心里直打鼓，但秉性轻信，以往遇到的又都是一些呵护我，帮助我的人。我没有料到“好友”也会卑鄙地在出卖和帮着陷害一个无辜的人。我甚至对他仍存有幻想，也许他另有打算，真的在为我开脱。我也没有料到那些人会如此不顾党的政策，想方设法要裁赃一个好人，更没有料到他们会利用我陷入困境时的迷糊，乘机诱导我，陷害我，逼我走进他们早已设定的圈套。

事情已在背后悄然进行。12月30日晚，专案组长把我叫到中队部，拿出一张纸条叫我在上面签个名。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见标题上写着“定案依据”，下文是：“何海生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

我这一看非同小可，吓出一身冷汗。上面的措词跟判决一个真正的特务所写的一模一样，怎么会成为这样？我立即无力地申辩：“我不是借集邮为名，我真的在集邮。对方是不是特务，我早说过不知道。通信内容也有出入，你们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我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邮票是交换来的。”此刻我觉得好象沉入大海之中，嘴上说不清，手里抓不着，心里绝望极了，只是盲目地在扑腾挣扎而已。

中队长走过来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摇，大声吼着：“你想跟共[chan*]党开玩笑吗？翻案罪更重，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

“何海生，我们对你是实事求是的，会少写一些，也不会多加一点给你。你当时年青，误入歧途。这些我们在处理报告上会如实写清楚。你放心好了，上级会酌情宽大处理你的。”专案组长边说边把两张别人的“定案依据”伸到我眼皮底下，“你看，他们两个不是都签了，还犹豫什么。今晚定了案就算对你审查结束。明天我叫他们让你回家一趟，你看怎么样？”

仿佛有几十张狰狞可恶的脸在晃动，几十种狼嚎鬼叫的声音同时在耳边轰鸣，我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忽然“明天让你回家”，象一幕海市蜃楼掩盖了这些妖魔鬼怪，眼前显出一付勃勃生机的景象：美娟手里抱着孩子笑吟吟地迎接我的归来，父母亲在一旁欣慰地望着我笑，女儿伸出双手细细地喊着“爸爸”。啊！我好象此刻才发现生活是这样美好，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已经四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样了？我的心又剧烈地跳起来。

渴望回家的念头，使脆弱的心理获得支撑，我当时竟天真地认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是毛主[xi]的指示，是每次开会一再强调的政策，上级绝不会草菅人命，组织上也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又想事情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步，大概这是下面的最后一道关卡，还是先过了眼下这一关再说吧！送到上面，就有希望了。我拿过笔来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失魂落魄地走出中队部。

这就是当年的我，不够坚强，我不想辩解，也许从书上看到的正面人物都是宁死不屈的，我的作为自然不值得钦佩。可是大家有没有去反思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幸？

（6）

“定案”后，他们让我离开“反省室”，回到小组参加“学习”。我有如大病初愈，羸弱不堪，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一旁，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违背事实，违背良心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心又狂跳不止，夜里照样睡不着，比受“审查”前的担心更严重。以前是由于神经衰弱产生不必要的紧张，这时却是真正的恐怖。

我开始意识到，不该这样稀里糊涂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原则。虽然那些人口口声声说是在“挽救”我，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却不能自己颠倒黑白，往坏人堆里钻。我应该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不能无缘无故承认自己是个坏蛋。我越想心里越着急，越着急越害怕。第三天一早我立即写了一份“翻案声明”，否定我所签名同意的一切。

奇怪的是我的“翻案声明”送到中队部，他们却不再理我，也不来批斗我“翻案”。我再三追问，他们只是恐吓，什么也不跟我说。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把我的“翻案”当作一回事，更没有把我写的“翻案声明”送到上面去，而是装聋作哑企图了结此案，给我定上罪，以说明他们“没有冤枉好人”。

那些人就这样利用了我对党的热爱，对组织上的信赖，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跟骗子手一样，只要东西到手，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连同他人彻骨的咒骂也不予理睬。

我奔告无门，入地无路，还是不能回家去，连通个信息也不行。1970年1月17日又从“学习班”直接被“护送”到崇武公社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得好听，实际仍处在被管制的地位，只是给别人烧饭跑腿，做些打杂的活，不但没有一点职权，连自身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

一直到那年春节前两天，那些人都要回家过年，没人肯留下来“照管”我，只好允许我也回家去。走前，专案组长恶狠狠地威胁说：“出去后不许串供，否则后果更加严重”。

那天一走出禁区，我突然觉得天空一下明亮起来，世界仿佛变得奇妙无比，一草一木格外新鲜，道路也宽畅许多，可以任我走到天边海角，不再有人象幽灵般跟在后头，盯得你浑身不自在。自由是多么可贵，以前我从没有感到它会这样难得。

家里人对我的归来，好象不感到过分惊喜，只是随便问些“学习结束了”这类的话。大概他们不知道我在“学习班”里是怎样可怕，当时象这样被关在“学习班”里达几个月的并不稀奇。美娟告诉我，她不相信别人的谣传，也不过分为我担忧。

小女已经一周岁半了，长得活泼可爱。看着她，我把一切不幸和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几天，几乎一刻也不离着，充分享受这天伦之乐，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听着小女甜甜地叫“爸爸！”我感到四面都充满阳光，仿佛自己也长高了许多。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子边来要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或拿根扫帚在地上左右乱划，把尘土赶得四处飞扬。我顿时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延伸，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

回归队里的第二天夜里，大约十二点多，几位大队“造反派”神色匆匆地突然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队长他们仍没回来，我早已躺下，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果断地跟他们出去了。

外面寒气逼人，夜幕下只有我们几条黑影在移动，四周静得仅闻见几声狗吠。他们带我到了半山腰的一间旧寺廟里，里面竟然关押着十几位“阶级敌人”。早听说，大队“学习班”里关着许多“文革”中不同观点的群众。那些人一不当官，二无“铁饭碗”，凭力气吃饭，还要受到所谓“审查”。

昏暗的灯光下，地板上东歪西倒躺着一些蜷曲成弓形的身子，底下垫着一层稀疏的稻草，连张草席也没有。有人在痛苦地呻吟，突然一声可怕的梦呓吓了我一跳。那个“下海投敌”者正被吊在樑上晃荡，低垂的脑袋说明早已被折磨过。这人原是大队党支书，几年前曾获得“擒敌英雄”称号，他怎么会“下海投敌”呢？此刻我才知道这乡下的“学习班”竟是私设的牢房。比起来，我在县里遭遇到的要算是幸运的。

一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竟严厉命令他们把他放下来，等队长回来后再处理。其实所谓“下海投敌”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些“造反派”掌权后，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欲置他以死地，只是“宣传队”干预过，才未能下手。那天晚上他们想再次刺探“宣传队”的态度，要不是我“多管闲事”，那位支书的命说不定早完了。

此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后似乎也觉得“多此一举”，当了“囚犯”还不忘党和国家的利益，这也正说明我不是“阶级敌人”的有力证据。然而，我的苦心，当时有谁明白，有谁能理解呢？

同年4月“宣传队”宣布解散，经历八个月的“囚徒”人生跟着结束。大家又回到原来的公社去办“学习班”，据说这是个“好办法”，什么事都可以通过“学习班”来解决。这次是搞“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整那些“文革”中所谓“站错队”的人，即对立派的人，要揪“现行反革命”。我因此轻松一些，可以成为“局外人”，被撂到一边，这也许是对“逍遥派”的奖赏。

接连几次运动下来，许多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6月份开始动员“退职下放”，目的还在清除异已，“纯洁阶级队伍”。把那些够不上“开除”条件的人用“文明”方式赶出去。领导者要那些在“清队”运动中挨过整，受过“审查”批判的人表决心，“自愿”申请到“农业第一线”去。一些饱经磨难的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解甲归田”的想法，以为能逃避现实，过上“隐居”的生活，便接受了。更多的则是被迫顺从了。

我可不愿意失业，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人总得活下去。组长几次“启发”，我无动于衷。最后他竟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7月21日学区党支书照样通知我“光荣下放到农业第一线”。

我当即表示抗议，要求先对我的“审查”下结论，再谈“下放”。因为当时对我的所谓“定案”，上面并没有批复下来，也就是说，对我的“问题”性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可以随便把人“下放”。我拒不接受“通知书”，不领取“下放金”，不办理迁移户粮手续。可是那些人象扔掉一件破烂那样，一经掷出去就不再管我。

就这样，没有在“里通外国”问题上卡死我，却用一脚踢开的办法来摆脱某些人自己的困境。

莫名其妙的“里通外国”罪名，让我饱尝一段“囚徒人生”的经历。如今事情早已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新的纪元。改革开放的春风熨平了人民心头的创伤。那些受过迫害的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人们对“文革”“清队”中遭受迫害的人也寄予极大的同情。

我想说，那些迫害人的人，一样可悲。一样受到欺骗和利用，把人民当成敌人，把好人作为坏人打斗，就象被人挑唆，狠心抛弃自己的妻儿，背叛年老力衰的父母，不认骨肉兄弟一样，显得多么孤单和可憎。也有的人在当年过激的政治气氛下，迷失了方向，丢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只想到“自保”，而沦为某种政治的帮凶。这些人不都是受害者吗？不也值得同情？唯有那些借着“最高指示”，独出心裁，置党的政策于不顾，抱着个人目的，滥发阴威，设计陷害，肆意侮辱和贱踏别人人格和权利的人，才是无可救药的。这是一群魔鬼，活该受到众人的诅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