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已在长沙经商多年的哥哥嫂子领着我和女儿来到了长沙一家大型超市，为我女儿乐乐选购裙子。还不到三岁的女儿情不自禁对着试衣镜，举起小手旋转起来，裙摆飘舞，俨然一个小公主。

此时，我的思绪便随着女儿旋转的裙摆飞扬，飞到了二十二年前的那个五月。

区里在“六一”有场合唱比赛，我们学校选定了六十个同学从四月下旬就开始了排演。我有幸成为了这六十分之一，并被编排在前排一个显赫的位置。“比赛时男同学穿白衬衣黑裤子，女同学穿白衬衣红裙子（红领巾的那种红），同学们自行准备。”早在五月上旬，老师就布置了这个任务。我盘算着，白衬衣好说，表姐刚送了我一件。虽说已半旧不新，肩上还有个小补丁，但这不碍事，毕竟它是白的，马马虎虎还凑合。这红裙子可就不好说了。父亲已过世多年，母亲一个年近四十岁的柔弱农村妇女，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手艺，就靠着几亩薄田，要抚养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真个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我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补丁衣服，住的是“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的茅屋，家庭经济非常拮据，这红裙子可不是说有就能有的。因此，许多天里我一直没敢跟妈妈说这件事。无奈老师每次排演都催问服装的事，最终宣布：“前排的同学若不能准备好服装，只能换到后面几排。”

没有办法，这一天放学后，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没有吭声，我想红裙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但我也不便跟妈妈多说，当年小小年纪的我竟也很能体谅我举步维艰的母亲。第二天一早，我背上书包准备去上学，妈妈叫住我：“孩子，家里现在每天有两只母鸡下蛋，再过十来天，怕是可以做条裙子了。这个月的油我们就省着吃吧。去告诉老师，我们可以准备好红裙子。”“真的，我有红裙子喽！”我喜出望外，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跳起来尖叫着。一路上我唱着跳着旋转着，仿佛红裙子就穿在了我的身上，感觉这天的天空是那么可爱，空气是那么新鲜。

接下来连续好几天，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家里那个存放鸡蛋的小糠桶，数着鸡蛋。鸡蛋在一天天增多，“六一”节也在一天天迫近。当我数到“二十”的这一天，广播里传来了喜讯，第二天镇上开展销会，有一部分绵绸降价，八角钱一尺。咳，真是天助我也，两尺布足可以做条裙子了。妈妈在这天晚上就把鸡蛋卖给了收蛋的王大妈，刚好换取了一元六角钱。第二天天未亮，妈妈就出发去镇上了。

可是下午放学回到家里，妈妈带给我的消息却不容乐观：“孩子，没有红色绵绸了，其他布我们又买不起，妈妈买了白绵绸，已请师傅做好了……”“妈妈，学校是要红裙子。”我带着哭腔迫不及待打断妈妈的话。“傻孩子，妈妈会有办法的，妈妈已把裙子染红了，正晾在竹竿上。”我飞奔出屋，急于要见到我的红裙子。只见那红裙子正在夕阳中迎风飘舞，宛如一面胜利的旗帜。只是那红不是红领巾那种红，有些显暗。我的心空又开始悬着一块石头，我的红裙子符不符合要求呢？

次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红裙子带去学校让老师检查，老师拿了我的新裙子左看右看，皱了皱眉头，说暗了一些。老师的这句“暗了一些”给了我重重的一击，那块悬着的石头开始无方向地乱撞我的心，搅得我疼痛不已。从这天开始，前排最中间那个位置换人了，换了一个拥有红领巾般红的红裙子的女孩，而我却因为这条有些显暗的红裙子“退居二线”——我站到了第三排一个只需露出头脸和衣领的角落里。

比赛那天，我穿上了我崭新的红裙子，尽管它很漂亮，但我的心情跟它一样暗了一些；尽管我是第一次穿裙子，可我没有第一次穿裙的那种欣喜，只感觉胃里老有一股酸汤在翻腾，我站在那很不显眼的角落里，胡乱地跟着张了张口……

一晃二十二年了，童年就这么匆匆而逝，酸楚的红裙岁月飞般划过，转眼就是成年了。也许因了童年的那场裙子恩怨，长大的我，固执地信奉：“真正高贵的女人必是着裙的。”每当看到那些设计精巧，色彩娇丽的裙装，我总是毫不犹豫掏钱袋。每日出门前，我会打开衣橱，手指轻轻滑过那一排排一袭袭美丽的裙子，随心所欲挑选我所喜爱的各色长裙或短裙。

真是今非昔比啊，二十二年前，八岁的我才第一次穿上裙子，价值一元六角钱的裙子还带着那么个酸楚的故事；而今天两岁多的女儿，衣柜里从几十元到百来元的各式裙子少说也有二十多条。望着女儿因得新裙子而洋溢着欢乐的笑脸，我为她生活在今天幸福的太平盛世里而感到高兴。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5-10-28　9:42:0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