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之笔　再触“三农”

┄┄读《中国农民调查》

笑流

不，不是在异乡的天底下／也不是在他人的卵翼之下／在我人民蒙受不幸的地方／我与我的人民同在。

这是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中的诗句，它唤醒了我们内心尚未泯灭的良知。

曾经以《淮河的警告》、《民间包公》、《悲剧的诞生》等著名报告文学作品享誉于世的作家陈桂棣、春桃历时三载，走遍了安徽省50个县的农村，作了深入地地毯式的采访，研究和搜集了大量的有关文献和资料，从动笔到付梓，凡两阅寒暑，三易其稿，终于以沉重的笔墨写出了占总人口80％的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可歌可泣的生存现实，即《中国农民调查》。它的问世，不仅是展示当代中国农民艰难的生存现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向党和国家提出了对于农民这一阶层的命运必须要给予新的审视和关注。字里行间流露着真诚的人文情怀和感人的骨肉亲情。我们的农民兄弟，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再不能歧视他们，冷落他们了，其情可切，其辞可叹，作品充满呼号之声，哭泣之情，自始至终震撼着读者的灵魂，发人深思。

我生于六十年代，童年的时候正赶上了农村包产到户，我那在粮站工作的父亲因家庭成份的错划，不得已便“卸甲归田”，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农民的儿子。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我向总理说实话》），反映当地农村突出问题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发自肺腑的声音，对这句话，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我深有同感。

正如作家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至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的作家也在进行着盲目的选择和分化。因此，曾经被社会主流群体排斥在外的所谓“隐私文学”、“另类写作”相继出现，与其相对的所谓“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也粉墨登场，一时间，大量庸俗的文字垃圾充斥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一夜之间，我们发现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已然无法找到安放灵魂的处所。难道我们真的不再需要精神层面上强筋壮骨的“钙质”？难道我们真的不再需要精神层面上高尚的人文关怀？非也。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时代，我们的人民迫切需要深层次的心灵关照和人文关怀。真正需要切近他们的现实主义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生存，寄托他们的追求，安放他们的灵魂。应该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具有丰富的文学主题可供作家施展才华，创作出反映时代深刻变革的优秀作品，不必去一定要靠抖售自己的隐私或去玩一些低级庸俗的东面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现象至少说明我们的一些作家已丧失了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他们的精神堕落是十分可悲的。时代需要有责任感、有忧患意识、有良知的作家。陈桂棣、春桃两位作家身上就散发着这样一种极为珍贵的气质，他们可贵的实践精神和原创性工作，奉献给我们一部不可多得的心血之作。

文章开篇写了三个触目惊心的涉农大案，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复述了，安徽大学王达敏教授对此这样分析：“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地剖析，无疑就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

展示创痛，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对农民个体命运的关注之后，文章转入思考的层面，这个层面上作家对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轫于70年代的农村改革曾经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沉重的负担。在这里我们引用中国社会学会陆学艺教授曾经算过的一个帐：在国家实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农副产品的价格就一直在下跌，仅从1997年到2000的4年里农民减少的收入至少在16000亿以上。而我们的农民兄弟每年无偿奉献给国家2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两个非同寻常的数字，这两个数字的背后便是中国农民为援助国企改革、保证国家经济调控政策和社会的稳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而且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在上学、就医、住房等各个方面都被置于不平等的地位。“给8亿农民国民待遇！”这是许多专家学者发自内心的呼声。

农民真苦！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中国农民调查》所揭示出的问题远远不至这一方面，它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如一些地方基层政权贪污腐败，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横征暴敛，欺上瞒下，虚报浮夸。一方面是自己无法无天，一方面是将上访之路层层堵死，有些乡村干部对上访反映问题的群众采取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让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今天的中国国土上发生的事情。一些来自民间的真实信息就此阻断。

《中国农民调查》所揭示的“三农”问题，让我们真正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我们的8亿农民兄弟，“三农”问题的严重性牵动着党和国家以及国人的心。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聚焦“三农”问题，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我想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主要的是依法行政、落实宪法的问题，给8亿农民起码的国民待遇，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