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霹雳火秦明”！

两个陌生人的相识，有时是充满悬念而又很有戏剧性的。

我和冯大汉相识于下乡的前二天，是在办事处知青办相遇的。只不过那天我们之间并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只是静静地呆在旁边看他“表演”。他在演一出水泊梁山好汉剧：霹雳火秦明。

在东风路的尽头，有一道狭窄而阴暗的小巷。巷堂至多五十米不到，最多三、四步宽，铺着碎裂而不规整的石子。巷子的两边堆聚着一些称之为“房子”的构筑物。屋顶大多为大片瓦，因为长年无人理睬而积满了附近铁道上飘来的灰垢，经常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湿臭味。那时的人们没兴趣散步，来往的多是此地的居民，从那衣着肮脏的制服上、从多油垢的脸上那充满疲惫的神色可以判定，这些来去匆匆的男人大多是附近铁路上的工人。这里叫“铁路新村”。我的外婆据说最合乎那种年代阶级定性的标准，作为“逃亡地主”被赶出了单位，即便她是辛亥先贤杨毓麟唯一的女儿。在一个亲戚的安排下住到了这相对偏僻相对安全的铁路新村。那年，为了照顾年迈的外婆，我们全家都迁到了这里。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我们三姐弟都属于被城市“清空”的对象。三姐弟都下去了，留下母亲一人孤守城市，母亲也太寂寞了点吧！一天，母亲召集大家，要讨论一个艰难的话题：谁去农村？入夜之后，在一盏昏暗的电灯照明下，阴暗而狭窄的陋屋更显得沉闷，灯泡闪闪烁烁地颤动着，似乎一瞬间就要熄灭似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凄惨的意味，从母亲那久久沉呤不语的神态，几乎就象要爆发一场全家生离死别的大哭。她的儿女们都没一个说话，只是不安地注视着母亲。就这样，在母亲和外婆的叹息声中左右为难地商议了一个通宵。最终，决定二个男孩子去，留下姐姐在城里和母亲作伴。于是，第二天我去了办事处知青办递申请，办手续。令人意外的是，我在这里有幸观看了一幕精彩的“全武行”。

我希望去的地方是农场，因为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向往过“集体生活”，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据说，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太复杂”，被告之，我不能去农场，只能插队。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我对负责知青办的朱大伯讲了一百遍要去农场的理由，说话时，眼眶里盈满了企望的泪水。朱大伯用他一贯很亲切的口吻抚慰我：“插队是一样的，也是革命行动…”看得出，他要将我送去“插队”的决心却不容置疑。我正在继续据理力争地纠缠朱大伯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咚！”地一声巨响！一个人，不，一条赤膊大汉风一般地刮到我们面前，并且他一屁股坐到了朱大伯的办公桌上。

“姓朱，朱的，我下了乡，你要，要保证我妹妹分个工作！”，他一只蒲扇样的手差点扬到朱大伯的脸上了。“冯少泉，别，别乱来！”朱大伯一变刚才和我说话时的绅士派头，声色俱厉中略带点怯懦，身体后倾作避让状。看来他对大汉还是有点忌惮。这位大汉继续在张牙舞爪说着什么，并不时用手拖拉着一条靠背椅弄出很大的声响。

立马，隔壁房来了二个户籍（派出所和办事处同在一个地方办公），齐齐地在赤膊大汉两边站定，试图制服大汉。只见大汉暴怒地一巴掌拍到桌上，几乎是同时，双手将桌子奋力一掀！桌上的茶杯文件夹瞬间如被秋风扫过，乒乒乓乓落了一地。顷刻间，二个户籍冲上来和大汉扭成了一团。大汉猛烈地摔动双臂极力地挣扎着，想逃脱二个进攻者的钳制。但是双方交手不到二分钟，站在旁边的我，惊愕地发现这埸“全武行”己经有了胜负：两个户籍被大汉一双如铁钳似的手顶到了屋角，歪歪地没有了还手之力，模样显得十分狼狈。

“朱，朱杂种，听着，我老妹，妹的问题，不解决，我，我绝不，不会走！”赤膊大汉丢下一句话，又如风一般地刮走了。

这时我才从惊愕中回醒过来：大汉是个结巴！他是为留城的妹妹来“谈”工作问题的。

第一次见到冯大汉，在我的印象中，他如性格火爆的梁山好汉“霹雳火秦明”！不过他却是个结巴子“霹雳火”。

（二）大汉的饥饿“苦闷”

最终，我仍然插队落户下到了农村。那地方是山区，叫周家帮村。

二部没有顶蓬的大卡车载着我们几十号人，在双牌大山里九九十八湾地转了四个小时。晕眩中，听到有人叫我们下车。我从极度疲惫的半睡半醒中抬起头来。映入眼帘的是十几幢灰黑破旧的房屋，歪歪斜斜不规则地排成二行。这是一个典型的山村小集市模样的地方。

“哈，哈，欢迎你，你们啊！”来叫我们下车的人说着－口别扭的长沙话。

来人说的话听着耳熟。在疑惑中，我定晴一看，竟然是那位颇有武功的大汉冯少泉。

“你到底没有逃脱如来佛的五雷掌啊！”我不无揶揄地打趣大汉。“你，你还不，不是一样。”看不出这结巴还有反唇相讥的风趣。

很凑巧，这次我们分到了一起，都是去周家帮村。他是先到的一批，他安顿落妥好了后又步行十几里山路来接我们。路上，六个体质瘦弱的女孩的行李－下子加到了他的肩上。他风风火火地走在前面，害得我们气喘吁吁地追也追不上。

刚下乡的日子里，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仍然充满了憧憬。再加上当时国家对我们每人无偿分配了五十斤谷，发了少量的生活费。我们在积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同时，精神上倒也优哉游哉，感觉到十分轻松快乐。

我与冯大汉分在－个知青组。我很快发现大汉有三大特点，一是不愿做家务琐事，衣被一年到头从不洗晒，直至有“异味”传出，才被女知青抢去洗了。他真是懒得滴血！二是身高力大（身高１·８５米），上山砍柴，下田挑粪均能挑三百斤以上；三是性格豪爽，侠义心肠，有谁在力气上用得着他的，绝不惜力，抵死相助。

他人高马大，饭量也大。因他为人豪爽，大家也没有因他是个结巴而看不起他。食堂开饭时，他风卷残云般地吞掉六碗饭后，总要将锅底掏个干净方才罢休，大家也总是让着他。当时当知青组长的我，总暗地叮嘱“大师傅”黑莉给大汉留点“余地”。

第二年，知青组喂了一条猪，一条狗。猪买回来是架子猪，重八十斤，想喂点精饲料好在年尾杀掉，过个好年；狗是和平在山间小路上抱来的，一身黑乎乎的，两边眉角扬起二道白线，煞是威武！无论我们上山砍柴，下田耕作，这小家伙总是嘣嘣跳跳跟着人转，大家给这小家伙起名：黑虎。

这时侯，我们己经没有了“皇粮”配给。我们这些从未直面过社会人生的小青年，终于看见了生活中残酷狰狞的另一面：物质贫乏，断油断粮了。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食堂开饭时，大家再也无法“优待”大汉了。一段时间后，大汉高大的身躯很快瘦下来，成了一具躯壳。他平时总是懒慵慵的，耷拉着－双无神的眼晴。但是，他只要看到是可以吃的就眼晴发亮，不顾一切地将东西吞入腹内。

黑虎也没了往日的风采。因为饿，没有了往日雄壮的吠声，老是鸣咽着围着我们转，一双昔日威严的眼总透着很多的哀怜。有天和平到他师傅家吃“嫁女酒”，醉了回来吐了一地。地上的秽物竟成了黑虎的美味佳肴，它竟然将那些“东西”舔食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蹲在床边，仰着头等着和平的“下一轮”。

几天以后，黑虎终于死了。我看见这可怜的小家伙瘦骨峥嵘，缩成一团如同一只小猫，心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也算是跟了我们一年多了，我叫和平去埋了它。

晚上，我开罢生产队评工会回来。刚走进知青组所在地----苗王楼（旧时确曾为当地一苗王居住），突感一股肉类异香扑鼻而来，久不食肉的我，立即产生了流涎欲滴的感觉。我正诧异，是谁个父母寄了钱买了肉在这里独自消受？此刻，黑莉捂着鼻子摇着头，一手指着厨房，神情怪异地向我走来。进去一看，大汉这厮正在用一口吊锅沸沸扬扬地煮什么肉类。他眼晴也不看我，正双手抓着一块肉像吹口琴似地撕来咬去，神情甚是专注！从他那双饥饿的眼晴里，我一下子解读了饥饿咬噬人类的可怕。

我一下子明白了，大汉吃的是黑虎，准确地说是从山里再挖回来的黑虎的尸体！我当即感觉到了肚子里的翻江倒海。大汉猛然看到我，手指着锅里，“来，来，吃狗，狗肉！”我赶快捂着嘴跑了，我好想吐！

知青生活每况愈下，食堂不得不散伙了。喂的那头猪，由于没有饲料喂，也没有专人管，倒成了一头每天在村里偷吃晃荡的野猪。原本准备过年的“年猪”成了大家的“心头刺”！我只好把大家召集起来商议如何处置。只见大汉喜笑颜开，结巴着说：“好，好，又有肉吃，吃了…”黑莉却说：“这头猪太可怜了，只怕还没有买回的时候重，不如先放到社员家养养，年底再处理！”大汉却等不及了，园睁着双眼，嘴唇剧烈地抽搐着，脖子上暴着青筋吼道：“杀，杀杀了干净，人都要散，散了，还议，议个卵！”说着，眼就瞄上了一把倒粪的四齿钉耙，提着耙子跑了出去，满村去找那条“野猪”。我怕大汉造之，急步跟随在后。但见他，半跑着挨近那头躲在蓠芭下的猪，即是手起一耙！真是天可怜见，那猪被四根坚齿扎住屁股，丝毫动弹不得。大汉反转手来再将四齿扎着的猪倒背上肩，任凭那猪在肩上嗷嗷嚎叫，四蹄乱舞……，猪血如注，流了大汉－背。大家仍在食堂商量未散，他却将死猪掼在众人面前。

宰杀后，由于猪肉太过瘦弱，居然下锅还要放油！大家饱吃一餐，这头猪也仅剩了一小半。这是食堂里最后的晚餐，却给知青集体生活划上了一个苦涩的句号。

从此，大家各奔东西，另起炉灶。大汉肚量大，竟无一人邀他。看着他只影孤单，我一咬牙：认了！于是，力排众议邀他入伙。有趣的是，其他几个“小食堂”的知青，日后见了大汉，总是敬而远之，与他相逢讲不了几句话即喊“再见！”他们怕大汉“扫荡”他们的食物。

（三）玲儿

大汉比我大六岁，还在城里土方队就有个女朋友，叫玲儿。我见过：身个儿高高的，年轻的胸脯高耸着，一口整齐细碎的白牙，走路时两手摆得很大。她后来也到了江永，是隔壁锦边公社的知青。间或，玲儿也来看看大汉。每到玲儿来的时候，我就总想尽点地主之谊，“赖”在大汉房里陪他们说说话。未想到却是弄巧成拙。我要老坐着不走，大汉就心不在焉地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才猛醒自己当了“电灯泡”。玲儿每次来也坐不久。她一走，大汉就骂我“太不懂味了！”

有次玲儿来了，我们一起去允山墟赶集。她想买点“草纸”，问大汉要钱。大汉却似乎很懵懂，尴尬地望着我。我翻遍了自己所有的口袋，还好，有九角钱。这才帮大汉解了围。

这里的田大部分为水浸田，板结不好，每季须各生产队自烧石灰抛散耘田。大汉邀我去山里砍灰草以用于队上烧石灰。我们来到一个树丛繁茂的山坳边。每人很快砍好一大担。看天上，白云正在兰天上互相追逐，时辰还不到中午。两人干脆仰天躺在山坡上看天上来往飘浮的白云。

大汉静静地在想着什么，突然结巴着问我：“你有，有时候下边硬，硬罢？”。我不明白地望着他。他却抿嘴坏笑着指指我的下裆。我的脸一炸就红了！“哪有这事，谁像你！”我赶快止住了他企图刺探我“隐私”的话题。大汉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问他和玲儿的事。我要他老实“坦白”：跟玲儿有“那事”吗？他扭捏了半天，终于说：“只摸，摸了，没进，进去…”一脸憋得通红。这下轮到我哈哈大笑，笑得气都差点背过去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办喜事啊。他却沉默下来了。大汉知道自己一贫如洗，知青哪里结得起婚！再说，就一辈子栽在这里？说着说着，他眼晴里有了些许的泪水。他说玲儿有点“背叛”他的迹象，想和他分手。看看这个大个子男人流泪的样子，我的心堵着，直觉得难受。

确实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见玲儿的踪影了，我也在纳闷。

有天，大汉在田里锄芋头草的时候，偷偷地告诉我，他和玲儿己经彻底吹了。玲儿变心了，和一个公社副书记好上了。看到他伤感的样子，我也没了词儿，不知如何安慰他。

不过，玲儿还算重情重义。临到和那位副书记扯结婚证的头天晚上，玲儿来了。玲儿很冲动地和大汉睡了一夜，说是让大汉“尝尝新！”不然，她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两人折腾到鸡叫三遍，大汉才和玲儿含泪依依分手。大汉日后经常在男人前面夸耀与女人干“那事”是如何的神勇，如何的“过瘾”，如何的“七进七出”！大概就是指的这一回。

（四）大汉做了“铁道游击队”司令

六十年代末期，那年八月，道县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惊动中央军委的事件，即“道县大屠杀”。当时以地区造反组织“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为主纠集了大量的武装人员将道县境内所有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不分老幼，全部绳索捆梆，全部杀掉。他们的“革命宣言”是为提前进入没有阶级敌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扫除障碍。于是，疯狂地杀人，连知识青年也不放过。（关于“道县大屠杀”，本人在其他系列文章中己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股杀人风很快地刮到了与其相邻的江永县。

随着严冬将来临的风信掠过城市的一天，羊毛似的层云在天空疾卷着，街头上被北风推着绻缩着匆匆来去的人群，喻示这又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冬天。也是为着明哲保身避免杀身之祸，大队的知青陆续地“倒流”回到了长沙。

回到城市以后，我强烈地感受到故乡己经很陌生了。到处是各派组织摇旗呐喊的宣言，到处是刀光剑影的武斗，到处是飘飞的造反传单。回城后的当天晚上，母亲就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去参加什么组织，免得带来杀身之祸。我听从了母亲的意见，终日在家看书习字。今天我仍能写出一笔有底蕴的墨笔字，确实与那段生活经历分不开。

大汉仿佛从世上蒸发了。我有半年多既不见他的踪影，也听不到他的任何信息。

是一个夏夜，微风拂面，清爽宜人。久在家里读书写字甚觉得不适，于是与弟弟上街闲游赏心。当我们缓步行至烈士公园大门口时，一部黑色轿车在我左侧戛然而止！待我回过神来，却见车内先自跳下四个一扎齐的精壮小伙子，一律的胸挎冲锋枪，一律的黄色军装。见状，我当即脸色大变，扯了弟弟就想跑，以便脱离这是非之地。

“跑，跑什么，健老弟！”一声不连贯的断喝从车内传出。

声音似乎耳熟，我镇定下来定晴一看，真是这厮，冯大汉，少泉哥！

也不知他从那里搞来的这套家什！只见他头戴大盖帽，一身毕挺的将军呢，胸前挂着高倍军事望远镜，不啻是久历战阵的高级将领；待他下得车来，见他竟然足登一双闪亮的长马靴，腰里宽皮带上斜插着一枝“勃郎宁”手枪。只是左看右看，总觉有哪里“晒不干”的派头，看着他那怪模怪样，我噗哧一下笑出了声：真是昔日的穷光旦，今日竟成了“将军”！

我连忙扯了扯惊魂未定的弟弟，示意碰到的人是老朋友。这大汉早将两只大手张开着拥抱过来，激动得将我两兄弟的手握了又握。转过头去，向他的“下属”介绍我是他的“生死朋友”。下属们纷纷卑谦地向我们点头示好。

大汉做了这个城市造反派“铁道游击队”的司令！

当晚，他即回到“驻地”（省委大院），设盛宴招待我们大吃大喝了一顿。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我还未看到这么琳琅满日，叫不出名字的好菜。

我们要回去了，他即用“专车”要护兵送我们回来。临行前，他再三叮嘱：“以后，有，有什么难处，只消说，说一声，兄弟的事，就是自，自己的事！”当时，我兄弟俩十分惬意那顿美味，多时未沾油腥的肚子，这一下过足了瘾，只是大汉那句话根本没有记在心里，甚至令我有些暗暗好笑：我天天在家，难道真有飞来横祸？

以后的日子，大汉也经常来我家坐坐。母亲看着他们那前呼后拥，剑拔弩张的样子，心里害怕。总劝他“莫乱搞，会要秋后算帐的！”大汉也全不在意，与我兄弟俩海侃胡吹一顿，稍坐片刻一干人便呼啸而去。

（五）大汉救我

真是无巧不成书。

那样的年间，无论你是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总有无妄之灾在暗中窥视着你。我的家离长沙阀门厂不远，出行总要经过该厂大门。有天，我从阀门厂路过，只见厂门围着一大群的人。好奇的我趋前也想看看热闹。门口铁板上跪着一个老人，这人从小我就认识，是这个厂的老厂长，“文革”前的省内老劳模。我惊诧地看着老人脖子上挂着的一块铁板，上面用油漆写着几个大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人跪着的铁板仍存留着夏日的余威，颈项上紧紧勒着的铁丝己将老人花白的头颅压得低得不能再低，豆大的汗水将前面的铁板滴成了一洼水渍。少年气胜的我，不由顿生恻隐之心。疾步上前想为老人将铁板取下来。此时，生着一双鹰隼眼的人恶狠狠地瞪着我：“噫呀，这里有个走资派同党！”马上拥上来二个人，将我的双手扭到背后，“晓得厉害，让你也来坐坐喷气式！”我极力地挣扎并反驳：“要文斗，不要武斗！”“鹰隼眼”－冲上来并不答话，对着我的头就是一铜头皮带！当即，我脑子一黑，只感觉一种黏黏糊糊的液体蒙住了自己的眼晴。一会儿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旁观者见状，只是敢怒不敢言。人群中，隔壁邻居李爹见被打者是我，急忙赶到我家报信。弟弟闻讯赶来时，我己回过神来。突然想起了大汉，我附着弟弟耳边，告诉弟弟即刻去省委“铁道游击队”驻地，要大汉赶快来救我！

弟弟骑车箭也似地走了。

不到半个时辰，二部六轮大卡车风驰电掣而至。车上跳下来五十多人，一色草绿色衣着，一律荷枪实弹。只见大汉手一挥，来人即成散兵立式瞄准着大门。一台“马克沁”重机枪张着黑黝黝的大嘴正对着“鹰隼眼”这一群人。我顿时松了口气，只是苦了围观的群众，吓得他们一轰而散。

大汉走到我身边问：“是哪，哪个杂，杂种打的你！”我的眼光扫到“鹰隼眼”的脸上。

“鹰隼眼”一边急忙掏烟，恭敬地送到大汉的面前，一边陪着笑险说：“我瞎了眼，打了你司令的兄弟，真是罪该万死！”说着，拿起铜头皮带就向自己的脸上抽。大汉瞪着一双血红的眼晴，一伸手，蒲扇大的巴掌就刮到了他脸上，将他扇出二米开外！“鹰隼眼”浑身发抖地跪在大汉面前连连求饶。旁边的几个护兵拳脚交加地将他折腾起来。大汉又令旁边的人赶快将老人松梆扶起。大汉继续如雷般吼道：“你，你杂种，我老，老弟被你打，打成这样，老，老子请你呷红，红炮子！”。吓得“鹰隼眼”面色如土，捣头如蒜。

“鹰隼眼”赶快又跪到我面前，求我讲一句话。我厌恶地看着这位“文革新贵”，真想一脚将他踹到阴沟里。我转脸对大汉说：“适可而止，教训一下就行了，叫你的人撤回去吧！”。大汉脸色才少许缓和了点，用枪指着“鹰隼眼”的头说：“赶快把，把老人放，放了，看在我，我兄弟的面，面子饶，饶你一回！”

少顷，大汉一群人复呼啸而去。

（六）大汉之死

只有经历过那种年龄阶段的人，才会有那种奇特的体验：生命不可贵，可贵的是经验了惊险、满足了一种孩子的巨大窥奇欲。那年，城里己是乱得一塌糊涂，造反派组织打成一团糟。街头上处处可见只有电影中才能看到的“街垒”，黑洞洞的枪眼里闪着铮亮的金属发光，傻子都知道那是什么；混浊的天空不时掠过或连或单的脆响，如同爆竹，人们对此情形早己经习以为常。只有我们这些挖坳寻蛇打的少年，哪里“热闹”往哪里钻。回来时津津乐道白天收获的故事，引得没福份享眼福的小伴计睁着眼追问下文。回到家里却有道难过的“坎”：要听母亲不少于三十分钟的唠叨。“没有清静过一天的枪炮子，说不定哪天就找上了你，要你作田都没有份了！”听着母亲不断的唠叨，我心里反而很轻松，因为这一切我都没有见识过，感到新奇。母亲继续给我约法三章：不准参加造反组织，不准带不认识的人来家，不准随便出去，老老实实呆在家练字。我一一应诺下来，我生怕母亲赶我回去。实际上，我也听了母亲的话，老老实实地在家里临了二个月的颜字。

其实，母亲的话是很有道理。母亲对儿子的痛爱不是要每日厮守，在这样动乱的日子里，儿子能够避凶趋吉才是她的心愿。

然而，在度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后，我却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身为造反派组织“铁道游击队”副司令的冯大汉在省委招待所，因与他人发生“权力之争”，被另一个头目的“警卫员”一冲锋枪梭子，被打成了筛子。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一下懵了，立即跑到陈嘉琪家里，约好几个同青年组的人箭也似地去了省委。

当我们走进省委那间宽敞的大食堂里，冯大汉己被人弄到旁边用白被单盖着。人们在他尸体旁来往穿梭正忙自己的“革命工作”，似乎这年月，主[xi]讲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大家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当面的白墙上满是惊心触目的弹洞，靠着墙角有一抹醒眼的鲜血，那是冯大汉的血。正在此时，一位被人搀扶的中年妇人冲向尸体，抚尸痛哭起来。我认得，她就是冯大汉的母亲。我们赶紧拥到跟前竭力安慰她起来。又来了一拨人，其中一位与我们上下年纪的少年奔到冯妈妈跟前，仆地一跪，连磕了三个响头，哭着请冯伯母饶恕他。听旁边的人议论，他就是开枪的“凶手”。一下子，乱了套。冯妈妈开始跌足大哭，嘴里只是念念有词：“我的崽啊，你犯了什么大罪落到这个下场…”那少年只是畏缩地跪在地上。有人赶紧将这少年弄到附近的军管会去了，而我们也设法将冯大汉的尸体用板车运到了医院太平间里。

铁路工人的儿子冯大汉死了。他的消失，如同一滴朝露，还没有来得及看见太阳的笑脸便被风干了。此事给我的刺激很大。当我沮丧地回到家里时，因为怕母亲担心，我没有告诉她这个消息。只是我心烦意乱，不想在这个城市再呆下去了，我想走。向何处去，却又茫然得很。我想象不出，在这样的日子里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生活中是否也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七）尾声

以后的日子里，世事如苍狗白云，混乱纷呈。由于人事匆匆，世事隔绝，更是与旧友彻底隔绝。转年，我母亲将我“转点”到弟弟下放的浏阳农村，在另一个大山里苦捱日子。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我获“恩准”回城就业。偶与和平在街头相遇。谈起往昔农村插队及“倒流”回城时的遭遇，问起旧时“农友”境况，两人不禁唏嘘；俩人不约而同想起了冯大汉。和平幽幽地说：大汉又死去十年了，其实他人很好的…

我听后，默然良久。

突然想到了哲人的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复又想到：历史锻造性格，假如大汉生在一个没有动乱的社会，命运会否相反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