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朋友，姓王名君。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一个性格怪僻的人，又是一个在我的朋友中最不幸运的人。

记得我和王君第一次见面，是在我的家里。

那一天中午，他拿着一本由他参加编写的初中政治教辅书作为样本来请求我们学校征订，结果被我婉言回绝了。

哪知道，后来高邮的一所中学的老校长,也是我老同学的顶头上司出面把他介绍给我，让他到我们学校来代课。

那时候，我们学校正缺教师。我们开了一个校务会，决定安排他来教初一一个班语文和两个班政治和美术。

他教书非常认真，每篇作文都是精批细改，还在班上成立了政治小论文写作组、鸿鹄书画社，辅导学生写时事评论，练书法、学国画，很有成绩。

这样，我对他渐渐产生了好感，与他接触也多了起来。我们经常在一起长谈。

他原来是56届高邮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当年高考前夕，他患了肺结核。结果错过了高考的机会。后来因为治病，家里欠下了许多债务，大学梦成了泡影。

他曾在公社农具厂当过工人，62年被下放农村劳动，曾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在大队当过赤脚医生，又先后到两所中学代课，当这两所中学教师满员后，就又来到了我们学校。

他一直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北京中医学院函授大专和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本科毕业证书。

他能文会画，书法特别好。在读中医函授时，写的一篇论文受到中国药物研究所的肯定。在读南师大政教本科函授时，他把当时学校发给的大学教材《教育学》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本教材再版时，主编在后记里好特地向他致谢。

在我们学校代课时，我们是最谈得来的朋友。虽说他的年龄比我大18岁，但由于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成了忘年交。

他平时起早带晚，放假也很少回家，一心一意地写他的专著《青年动力学》。他把写好的提纲和章节给我看，我都一字一句地认真拜读。觉得他的研究很有意义，很有独到见解，也很有价值，文笔也很有特色。我就把他介绍给扬州大学政教系的李教授。

李教授，是留洋博士，人也和气善良，对王老师的帮助很大。

1992年暑假，我们全家到北京去旅游。那时，我的女儿特别喜欢玩小鸡，我们就养了十几只，他主动地要求帮助我们喂养。10天后,我们旅游回来，发现小鸡子不但一个不差，还养得胖乎乎的。

一次，他的本科函授同学，听说他在我们这里代课，要他帮助他们学校买茶叶。我找人帮他买，又帮他送去。

他十分注重衣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对生活很讲究的人。学校有食堂，他不去吃。自己动手烧，他饭量不大，经常吃桂圆莲子羹。

他只忙干事，很少说话。当时，我们学校有100多名教职工，他只和一个人谈得来。

他师德学识俱佳，堪称楷模。

哪知道，秋季学期开学后不久，他出事了。

王老师，因教师宿舍紧张,他就一直住在女生宿舍区。有一天深夜，他的隔壁宿舍里的一位女学生肚子疼，其他学生叫他去，他看这个学生疼得非常厉害，出于当过赤脚医生的本能，当时他就用手按了一下这个学生的腹部，断定是阑尾炎。他就组织学生把她送到医院治疗。

他这一按，出了大问题。有人竟说他是调戏学生，图谋不轨。

当时的校长头脑简单，也不调查，也不分析，就主观武断地决定辞退他，并直接通知他立即离校。

说实话，我那时候非常生气。因为我是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这个决定没有经过校务会的研究，背着我做出的。再说，我也对这件事进行了详细地了解：王老师是把手伸向了女学生的腹部，只不过是这个学生的右腹部，也就是阑尾的部位。再说，这个学生还穿着内衣。学生本人，以及那么多的同宿舍的学生，都可以证明，王老师没有做错什么啊。

我立即向市教育局长反映这个情况，局长和我是大学的同届同学，他很为难。他劝我说∶“老同学，算了，这是莫须有的事，又没有录象，谁也说不清。不要为了这件事而影响了你们班子的团结。再说，代课教师很快就要精简了。”

无可奈何，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受了冤枉的王老师把他的衣被行李放在一辆旧板车上，自己拖出了校外。

当时王老师对我说：“我是回不了家乡，见不了夫人。”

王老师的夫人是位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是一名公办小学教师，性格非常急躁。我们学校离他家不到60里路。后来这件事终于传到她夫人的耳里，气得她心脏病复发。

我记得，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把王老师介绍另一所学校去代课。他在那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发奋著书。还搞过“语文铺陈教学法”的教改实验，我也应他所在的学校领导的邀请，去听过他的课，和他共同探讨教改方案。

当年暑假，他的小儿子考取了浙江大学·只记得，那是一个特别热的中午，他的小儿子汗流浃背地跑到我家里，指望把这喜讯当面告诉他爸爸。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没有把工作变动的情况告诉他的家人。也在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老夫妻关系不够协调。

一年半后，果真各个学校都进行代课老师整顿。有15年以上的教龄，有大专毕业文凭的代课老师就可以转为公办。可惜他不是我市的户口，被清退了，他只好回到了家乡。

这样，我们的联系就渐渐地少了。

后来知道，他因为年龄超过55岁，做了几十年的代课教师，在当地也没有能转为公办。为了生活，也为了写完那本书，他一气之下，跑到南方去找工作了。

有一次，他从上海打电话里告诉我，经人介绍，他的专著《青年动力学》和上海的一位教授联合著作了，署名时，上海的那位教授在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位教授包销三万本，要他包销一万本，还要垫付部分书款。

我说：“不行。你和他合作，别人以为你是靠他的相呢。他是全国闻名的青年学研究领域里的学者，你是个无名的代课老师啊。”

我接着说：“你如能包销8千本，我替你找出版社。”

他说：“现在不行了，合同签了。”

我不好再多说了。我答应他，书出版后，帮助他到有关学校去疏通疏通，争取多销些。

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他的电话，等待他那本专著《青年动力学》出版的喜讯。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杳无音信。我始终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上。

我估计，他的专著可能没有出版，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0年过去了，不知怎么一回事，我还是经常想起他。

一想起他，我就打电话到他家。结果都一样：我一提到找王君，接电话的人就挂断，或说打错了。

今晚，我又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我吸取以前的教训，我说找王君的夫人柳老师有要紧的事。果然有效，对方告诉我，她就是。

她和我谈了很长时间。

她说：“王君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外出11个年头，他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寄过钱回来。”

我说：“他会不会在外面有了外遇了?”

她说：“绝对不会，几十年了，他的品格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人。他非常重名声，就是那本书害了他。当年，他从仪征回家后心情很不好，就外出了。他从家里拿了几万元作为那本书的垫付款。哪知道，他一去就没有回来过。

这11年间，他的两个儿子结婚，他老母亲去世，他都没有回来。外孙女8岁了，还没有见过他的爹爹。

去年，他得脑栓塞，儿子去为他治疗，用了一万多元。”

我问她：“王老师在外面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她说：“听儿子回来说，他在广东租的人家的一间小屋，做中医。”

我说：“做医生是应该很有钱的啊。”

她说：“他这个人就是图名不图利，替病人看病，收钱是很少的。前年，他得了脑血栓，连看病的钱都是儿子送去的。儿子劝他回来，他就是不肯。”

她接着说：“作为男人，他问心有愧，无脸见江东父老。他是有才，多才多艺，就是怀才不遇，拿走了家里的钱，没有肩负起一个做丈夫、做父亲、做儿子的责任。”

最后她总结：“他就是傲，这辈子就是吃了这个亏。”

我跟她要王君房东家的电话号码。她说，他现在搬家了，她也不知道。我要她把儿子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她说，不必要了。儿子也非常恨他，你也不要再提起他了。

我们就只能说到这里，与王君的联系线索暂时就这样断了。

听了柳老师的讲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时候我完全可以断定，他的专著《青年动力学》肯定没有出版，钱甚至都有可能赔了进去。他毕生的心血也就付之东流了。

细想想，他确实很伤心。作为男人，本是家里顶梁柱，而他为了一本书，弄得如此结局，真是叫人心疼、心酸啊。

我在想：王老师，你今年已是69岁的人了。人老了都要叶落归根，你为什么到老了还不回家呢？你真想把自己的老骨头抛在他乡吗？你是受尽了人间的委屈，你的命运是一直不顺。但这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你的两个儿子都很争气，都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大儿子还是个硕士研究生,他们都有自己收入很高的工作。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你就是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你的曾经的老朋友谈谈啊。

王老师，你在哪里啊？

这时，窗外,月明星稀。

我不禁感叹道：“人在处处共明月，而我何时再逢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