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
战争的初级阶段写满了我的屈辱.那时候,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结实,长满了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被打的呼天喊地.父亲打我的英雄事迹在我门那条街可以说的闻名遐迩,晚上隔好几栋楼都能听到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部队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指导思想,问心无愧的殴打着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如果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在我的记忆中,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有过亲密的接触.而获罪的名目也很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也要挨打,连吃饭插句嘴也要挨一筷子.我整天如覆薄冰.战战兢兢.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子量,我们家的尺子是应来打我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斜斜的写了“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
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父亲从小就给我讲一些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都要瞪着眼喝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蚊蝇的回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次挨打就会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毛主[xi]说世界归根结底是我门的,我从小就会用辨证的眼光看问题,料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
我上初中以后战争开始有了转机,虽然挨打,但我方气势十足已是输阵不输人.每每开战,必是我先断喝一声:“不准打脸!”常常是话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经验的,巴掌下来时顺势将头一甩,拿捏得好就像指甲在脸上挠痒痒.
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做作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学习.王朔在《动物凶猛》里说:我们心安理得的在学校学习那些将来注定要忘记的东西.我就比较幸运,我初中学习的一些东西至今以至将来都不会忘记.语文老师时常拿我的空白作业本和上课时偷看的书到父亲那里去告我的恶状,这时候的父亲是很开明的,回来又把书还给我.但是,每到考试结束,父亲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少不了一顿饱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然是动动则咎.在我初中的时候已经长的腰圆膀粗,严刑拷打视若等闲,棒子培养了我棒子一样直通通的臭脾气,父亲大人有时候心情不顺施行于我,我一脸大义凛然的样子,自以为没有错就绝不认错,常常气得父亲吃头疼药.
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没有挨打了,也许是因为父亲要仰起手打我很不方便,也许是因为我还能一把抓住他扇过来的巴掌--我常作此遐想,过瘾得很.
我们采用了实力较为均衡的较量,就是吵架.在吵架方面,父亲的优势是嗓门大,而且有一种毫无根由的居高临下感,我的武器则是三段论.譬如高而选择理科和美术专业,父亲一直要坚持我读理科,理由是莫须有的.我的反驳推论如下:
大前提:聪明而且感兴趣的人读自己喜欢的专业绝对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开疆拓土,其成就决不比读理科差.
小前提:我符合聪明和感兴趣的条件(这一点父亲不能推翻)。
结论 :我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读自己喜欢的美术专业.
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战役中一点一滴的收复自己的领土.当然,父亲的抵抗从来没有退缩过,他是读过圣贤书的人,这使我们之间的战争有了些文化含量.我们常常支持反的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然后两人一起丢下饭碗各自冲进自己的卧室.我和父亲读有自己的书柜,一阵哗啦啦拉开门的声音之后,我们俩各持一卷冲杀过来.我在历史方面不如父亲,不过有些东西我个人偏执的认为:不知亦不为耻.父亲的劣势在于知识构成过于单一,对方位上过于偏西方和年代上偏当代的东西近于无知.这让我有了耀武扬威的天地.
有一次,父亲在饭桌上说起余杰骂余秋雨的文章,一边摇头一边感叹:“蚂蚁蛀大树,可笑不自量力!”父亲是喜欢余秋雨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当时正是余杰的狂热崇拜者.我问:“你有没有看过余杰的书?”父亲说没有.我说:“没有看过就不要乱说!”得胜的感觉至今想来都不胜快哉.
吵架之后,我门都知道彼此心理牵挂着对方,却都不肯低头谦和,虽然知道彼此都只是嘴上说说心理更是没有仇视.只是心照不喧的依旧是着这项“活动”.
我是从海南回家才知道父亲原来已经生病了,在床上躺了几天.父亲见我劈头就问:“这半年都干了些什么,工作情况怎么样,全部向我汇报!”我一边给他剥橘子,一边说:“凶啥子凶啊!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打赢我不成?”父亲说:“来嘛!你还嫩的很!想当年那个时候……”母亲在一旁默默的看着血压计,笑了。
我端着可口的饭菜坐到父亲的床边,父亲趁母亲不在悄悄对我说:“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辣椒芍出来,扔掉,盛起一个嫩肉丸子塞到父亲的嘴里,说:“你也有今天呀!”
本文已被编辑[帘外落花]于2006-9-15 19:41:11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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