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辆孤独的马车，在如盖的苍穹下，在一条荒僻的小道上，摇摇晃晃地逶迤前行。一个忧郁而微醉的驾驭者，手中并没有缰绳，而是满盈欲洒的酒杯。他不知去何处，也不知何处可去，一个人在颠荡的车身中，酒语喧盈。最后，车轮终于停了，路到了尽头，无处可去。于是，这位驾驭者，魏晋时著名的诗人，放声嚎哭。他驱车而返，直至率意地再踏上另一条路，重复着另一次的颠荡与微醉，穿过历史的天空望着他，他不是别人，而是“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阮籍。

【正文】

不知道阮籍是什么时候穷途而哭的，但作为历史上一个最令人久久难忘的史实，它道出了阮籍一个风流放诞傲世的名士背后隐藏着一个无奈痛苦凄怆的形象。阮籍这个生活在正始，沉浮如同风雨飘摇，生命如同朝露秋霜的年代之杰出的诗人，思想家，他在人生奇崛的小道上，走着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路。

阮籍，字嗣宗，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中阮瑀之子。史书记载阮籍“容貌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经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作为一个有济世之志，有治国之才的人，最终变得“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得意时“忽忘形骸”，阮籍是有其难言之隐的。身处在正始这个所谓分就必合，合久必分，经大汉数百年治世之后，位于长期乱世上扬的阶段，社会总令人忧恐、惊惧和不安。无论正始人士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还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他们的背后都有着强烈的忧生之嗟。

《晋书》记载，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并且做过许多官，尚书郎，从事中郎，东平相，步兵校尉等等，但是，在仕途上，尤其是在司马王室当政期间，他并不痛快，甚至与司马王室有着相当大的矛盾。阮籍的父亲阮瑀是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管书记”，才华出众，文词英拔，与曹丕，曹植有着良好的关系，而阮籍也沉于玄学，与何晏、王弼相似，曾担任曹爽的参军。然而，曹魏政权在昏庸中日益衰弱，司马王室在时机中日益渐长，历史又一次上演了曹魏代刘汉的局面，何晏，曹爽等人共谋复兴曹魏，事败被杀。

此时，王朝不断更替，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被卷进上层的政治漩涡，一批又一批的名士被送上断头台。所谓：“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阮籍亲眼见到一代大哲学家何晏被诛门灭族，自己的好友旷古的思想家嵇康惨遭杀戮，这不能不使他不寒而栗，强烈救世之心，沦为幻灭。于是，他的人生在潇洒风流，放诞傲世里隐藏着无边忧惧与哀愁，他只能以混沌世事，曲笔为文，存活于世，抒发感慨。因此，无论他外表如何的轻视礼教，洒脱不凡，内心世界始终执著着悲舛的人生，执著着痛苦的命途。

史书记载，阮籍时常登高临远，嗜酒长啸。他曾在群山万壑之间，面对奇峰异石，感受天地悠远的气息，他曾攀上万丈山巅，下抚千丈白云，感受虚无飘忽的寰宇，他曾促足于古木苍天之外，孤高远眺、感受自然的簇拥。由此他放声长啸，啸声犹如洪涛决堤，仿佛孤鹤远鸣，顿时之间，长期郁积在心中的苦闷，倾泻而出。而四周的群山，一呼百应，阵阵的回响，激荡天宇。此时，他站在群峰之巅，站在山光水色之中，倾听着深沉悠长的回响，心中无比舒畅。

一个生逢乱世的人，总在寻找生活的慰藉，而登高临远，嗜酒长啸成了阮籍最慰藉的生存方式，阮籍也曾远登广武高处，观览楚、汉之战悠远的胜地，古风依旧无边的萧萧飒飒，他不禁高声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多少个日夜以来积压在心中的烦躁，随着石破天惊的言语，崩泻而出，声音之清越，气势之雄浑，在使后人悲叹的同时，也使前人功败垂成的英勇和天命所向的竖子为之惊醒，而阮籍在人世困惑不解之后，也有了一种颓放的超然，

也正因为如此，阮籍无论是颓放的超然，痛苦的凄怆，还是洒脱的放诞都有人生最沉重的积淀，这也为许多后人所感伤，将他作为魏晋风度中凄凉悲怆与晦涩傲古的典范。阮籍的超然集中体现在他的登高临远，嗜酒长啸上，而阮籍的放诞集中体现在他对正统礼教的轻视上，当时司马王室借正统礼教“以孝治天下”来谋取自身的统治，以礼教的众多规矩来束缚人性，因此，阮籍凭借自己脱俗的性情超越人伦纲常的制束，实现自己完整的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

《晋书》记载，阮籍丧母时，“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也不敢做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在阮籍这里却如此的平静自然。鲁迅文章中也大体写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往往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而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崇奉礼教者，是用以自利，是偶然崇奉，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于是，有些人见如此利用礼教，是对礼教的亵黩，不平之极，无计可施，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而阮籍也正是如此，其实，阮籍的骨子里何尝不对丧母痛哭，《晋书》记载，阮籍生性至孝，丧母时“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世说新语》记载，阮籍葬母时，吐血数升，“废顿良久”。这一切的至孝，在阮籍这里，在于心而不在形，心里的痛哭胜过形式的至孝。

当然，在乱世这个风云变迁的年代，贤士和俗士并存，达者与旷者同在，阮籍在不被理解的同时，也有着被理解的可能。阮籍丧母期间，裴令公前往哭吊，他望见阮籍正在醉酒中，披头散发坐在床沿上，两腿伸直，没有哭泣。阮籍望见裴令公，只是离席下地也没有致敬。裴令公哭吊之后，只顾自己走了，有人曾问：“凡哭吊死者，主人先哭，客人后行礼致哀，阮籍既然不哭，公何必要哭？”其实，裴令公明白阮籍的心境，他的心境早已在礼法之外，作为一个方外之人，不是世俗之人所能想象的。裴令公回答说：“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尊礼制，我们是世俗之人，以礼法自居”。由此可见，无论是世俗之人还是方外之人，都在实践自己的思想，完成自己的人格，两者之间有着一种交融，是心境上的一种旷达，友谊上的和谐和洒脱。

从史书上看，阮籍与孙登的交融，最能体现方外之人心境上的一种旷达和洒脱，《世说新语》栖逸中记载，阮籍曾在苏门山遇见孙登，当时，孙登拥膝于岩石之侧，阮籍上前箕踞相对，与他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然而，孙登木然不发，凝瞩不转。阮籍无奈之下，只好长啸而退，行至半岭上，忽然听见寰宇边际有长啸之声，犹如鸾凤之音，回彻于幽谷之间，阮籍顿时觉得天地混沌已开，荒谬命运在高亢悠远，清越飘逸，涤荡人心，超凡出尘的天籁之中，仿佛一拱天虹，清澈澄明。于是，阮籍归来之后，著有《大人先生传》，发出“君子处于寰区之内，行同虱子处于裈袖之中”的感慨。他追求的是一种“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处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的境界。

从这种境界上看，在魏晋时期，尽管名士林立，而正真能与阮籍媲美的寥寥无几。陈留的阮籍，谯郡的嵇康，河内的山涛，沛国的刘伶，陈留的阮咸，河内的向秀，瑯琊的王戎世称“竹林七贤”，常聚于竹林之下，喝酒谈玄，赋诗弄曲，但是，论怨愤、清拔、孤傲、飘逸也只有嵇康有此极致的境地。无外于后人时常以阮籍、嵇康并论，也无外于山涛之妻韩氏对山涛说道，他们的德行远远在你之上。

当时，阮籍、嵇康和山涛一见如故，友谊固若金石、芬芳如兰。前两者是方外之人后者是世俗之人，却有一种投合的情意，旷达的心境，一次，山涛之妻韩氏发觉山涛和阮籍、嵇康的交往非比寻常，问其原因，山涛深为感慨，人生在世，能够交往且值得交往的当数阮籍和嵇康了。尽管彼此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在这个欲求解脱而不能，逆来顺受而不愿，痛恶时世，蔑视现实，却不得不低头顺时，以全性命的环境中，名士活着总有一种内在的相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于是，韩氏从暗中细细打量留宿家中的阮籍和嵇康，第二天，回头告诉山涛，他们的德行远远在你之上，而你只是渊博的见识和恢弘的气度比他们高。当然，名士的交往不在于志向，也不在于气度的高低，所谓“人各有志，无可厚非”，“真名士自风流”，他们重在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

魏晋玄学中关于人的才性，有离、合、异、同之分，而在阮籍、嵇康、山涛这里，才性是相合的，所谓：“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安身”。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仅体现于人生生活，也体现于玄学文章，而这一切在阴暗的社会里，也显得晦涩。大体活着的人或沉于玄虚，借以逃避祸端，或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同时，大体活着的人或难以忘怀时世，或难以超越事外，因此像阮籍这样的人，必然有着巨大的矛盾和困惑，最终只能在敷衍世事，应和顺变中立身安命，寻求自由的人格。

阮籍敷衍世事的行为莫过于纵酒昏酣，遗落尘俗与言皆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世说新语》记载，晋文王称阮籍为人谨慎，发言玄远，每次与之谈论，言辞清妙高远，从不臧否人物。当时，晋文王深知阮籍对司马王室并非一心一意，却也不知道分歧到了何种程度，因此，多次找阮籍闲谈喝酒，想了解他的政治态度。而阮籍的言辞清妙高远，所讲玄之又玄，虚无飘渺，未曾评论时事，褒贬人物。晋文王在其闲谈醉酒中听得含含糊糊，不曾弄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

与此同时，司徒钟会也有同样的遭遇，钟会是晋文王的重要谋士，为人聪明非常却也投机钻营为名，曾是《广陵散》绝唱的促使者，深为阮籍所痛恶，钟会时常来阮籍家做客，以此来探听阮籍的虚实。阮籍时常置酒相待，开怀痛饮，对政事一言不发，钟会只得怏怏而归。所谓，祸从口出，这是古人劝戒谨言慎行的话。魏晋时期，政治紊乱，内祸外患，接踵而至，尤其是在政派对立与篡夺频繁的局面下，文人动辄得咎，命如鸡犬。史书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或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寻求山水、安息精神，而阮籍言皆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以此立身安命。

当然，阮籍在口不臧否人物之外，也曾以青眼、白眼对人，对志趣不相投的人，以白眼相待，表示不屑，对情投意合的人，以青眼相看，表示尊重，这大概是在阮籍生活的早期，当时，阮籍丧母，嵇喜前来吊唁，阮籍翻着白眼，致使嵇喜怏怏而去。当嵇康听说之后，提着酒坛挟着古琴去看他，结果阮籍高兴非常。这对重礼法的人而言，有违伦理，但是对蔑视礼法的阮籍而言，在爱憎分明之内自然有他的是非曲直的标准，阮籍资质甚高，非常自信，时常登高望远，胸怀寰宇。自然对那些拘泥礼法，形如虱处的人有种不屑。然而，阮籍也曾为此受到当面指责。

儒家文化在千百年来，有着自己派生的条件，只是经过时代的变迁，派生的条件一再发生变化，合理的与不合理的，正常的与反常的一起存留，而晋司隶何曾多少是在儒家文化中熏陶出来的，看到阮籍在丧母期间，我行我素，参加晋文王的筵席，饮酒吃肉，实在看不过去，建议晋文王将阮籍放逐四海之外，用以端正教化。而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晋文王实为通脱，也非拘泥礼法之人，见阮籍心中悲伤，形体损毁，精神委顿，人当与他同忧同戚，饮酒吃肉，早在丧礼之中。回头望望阮籍依旧不停地吃喝，神情自若，不禁使人心生敬佩。

因此，后来的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但是，在他的骨子里，那种傲世的情性，始终无法迁移，喝酒则依然喝酒，放诞则依然放诞，洒脱则依然洒脱。在阮籍敷衍世事，纵酒昏酣，遗落尘俗的背后，最能见到的是他轻视礼教，沉着痛苦的命运。在司马懿当权时期，阮籍曾任从事郎中，不久迁散骑常侍，在这种违背心志的环境里，他极端痛苦、无奈、迷茫还有彷徨，时常借酒浇愁，逃避世事，他喝酒毫无节制，或狂饮大醉，或长醉不愿醒，人生在于他也变得醉生梦死。

然而，阮籍在醉生梦死的同时，也能将醉酒痴狂之态融于琴道，借以抒发深深掩埋在心中的苦闷。“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可谓痴狂之致。相传琴曲《酒狂》是阮籍感怀之作，琴者通过描绘混沌的情态，泄发内心积郁的不平之气，音乐内在含蓄，寓意深刻。《酒狂》全曲以三拍节奏，大跳音程，轻重拍颠倒的韵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阮籍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形象。《神奇秘谱》关于《酒狂》解题写道：“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妙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酒狂》在一连串同音反复中，流动如注，将一腔幽怨尽泄于外，也表现了阮籍酒醉佯狂，内心疾恶如仇的意境。

同时，后代古琴家曾根据《神奇秘谱》中的《酒狂》谱为兰本，参照《西麓堂琴统》谱整理打谱，把乐曲处理成在古琴乐曲中罕见的八分之六拍子，由于弱拍常出现沉重的低音或长音，造成音乐的不稳定感，正适于表达阮籍痛苦的狂态和混沌的情貌，因此，乐曲含蓄，寓意深刻，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古琴曲目。此外，阮籍也曾著有《乐论》，其中“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强调圣人作乐法“自然之道”，“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与自然相通，具有鲜明的老庄风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