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想当年山阴竹林之会，谈笑风声，到而今却人去楼空，年华追忆，奈何世事不由人。嵇康顾影索琴，琴声依旧，吕安灌园山阳，道骨仙风。可而今穷巷空庐，惟有一个孤影对穷冢，世道之残喘，尘俗之匆匆，横隔千古，依稀眼前。追伪心之所愿，愧对故人，愧对子期。

【正文】

自古“物极必反”，儒家思想经汉朝数百年的大一统之后，其修身，治世的理论渐渐地被人为地利用，其派生条件一再发生变化，已失去了真正的面目。曹操杀孔融，司马氏杀嵇康，都因不孝，而他们自身也未必就孝。因此，清醒的人士开始排击儒教，排击那些虚伪的束缚，那些人为的礼法制度，其实，他们在形名与清谈之中排击的不是儒教，而是新生的派延条件。他们用自然、个性的道家思想，将一切从礼法中释放出来，在怀疑和苦闷中，随心所欲，物我合一，寻求心灵寄托和慰藉。

而竹林七贤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走进了一方圣地，开怀畅饮，放浪形骸，酩酊大醉，全自保身，“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刘伶“举杯泽野，妙趣寰中”，他们在远离尘世喧嚣的竹林中，抒发情臆、排遣苦闷，涤荡心志，寄托生命，阮籍“嗜酒长啸，琴趣萧散”，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嵇康“博宗伎艺，丝竹特妙”，向秀“酒酣起舞，任率无为”。醉酣、吟诗、为文、辩玄、琴啸使一段段忧愤的缠绵，飘然尘俗。于是，琴声徐徐，琵琶阵阵，清啸声声从茂林修竹之间飘然而出，那种清峻遥深的旷味寓时长流。

然而，在以后的多少时日里，当向秀“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日薄虞泉，寒冰凄然”之中，再次来到山阳旧居，当年的竹林之游，那一方圣土，已经万事空了。嵇康的穷巷空庐依在，然而，临刑就命，顾影索琴的风姿，与那徐徐的琴声，七子的醉酣已经随风而去了。如今，幽咽的溪水依在，嘹亮的笛声依旧，惟有人世难留。而向秀又何止是怀古伤今，感怀沧桑，那“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那山阳灌园，洛邑偶锻，那曩昔游宴之好，均在婉转哀怨，情辞深痛中，寄寓了不尽的无奈，从前的洒脱而今的违心，一切多在无声的泪水中流淌。

向秀在嵇康与吕安被杀之后，抱着“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的态度，应仕洛阳，途中经过或者有意再往那片“道骨仙风”的旧林，在旷野萧条，穷巷空庐之中，践二子之遗迹，不免有《黍离》之愍，《麦秀》之悲，就在追昔怀今，徘徊踌躇之际，忽闻笛声萦回山间，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笛声依稀，翠竹依旧。然而，曾经与嵇康纵情竹林的回忆，是多么的切近又是多么的遥远，如今斯人已去，雅集难再，物是人非，不禁悲从心来，于是，援翰写心，著成《思旧赋》，千古咏唱。它寄于了人世无限沧桑；寄于了怀古伤今无限情怀，也寄于了对亡友无限思念，在彻悟命运与豁达从容之间，有着“鸣笛之慷慨”。

后世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最后引用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几句话，是对暗无天日的社会的控诉，也是对死者最真挚的缅怀。大抵同病相怜，这也映衬了向秀的心声，无外乎“民国的子弹”使先生读懂了向秀的《思旧赋》，在那躲躲闪闪的文字后面，可以感到一种近乎心死的悲哀，它比有声的哭泣更强烈，更令人震撼。在正始这个动乱无为的年代，《思旧赋》在隐晦曲折的笔法中有着西风残照的悲凉，嵇康已逝，竹林七贤已散，一切从有形归于无形，万物凋零。可是，那片竹林、那间旧庐、那条小溪、那抹斜阳和着那缕笛声犹如荒冢一样凄凉，更有那片竹林之下蕴藏着一个个萧散的灵魂。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晋书》记载：“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向秀别传》记载：“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向秀甘于淡薄，深心托于豪素，不减竹林之风。在竹林七贤中，嵇康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或“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吕安“放逸迈俗”，心志旷达，而向秀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知己之交。因此，无外乎于嵇康、吕安死后，向秀“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

向秀与山涛同郡，少年时文章已闻名乡里，弱冠时，著有《儒道论》，后弃而不著。有好事者存之，以为“族人所作，困于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此外，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对《庄子》颇有心得，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因此，后为山涛所知，成为忘年之交。向秀在山涛的引见下，结识嵇康、阮籍以及吕安等人，同为“竹林之游”。而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常聚于竹林之下，饮酒谈玄，赋诗弄曲，遂成“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而饮酒读《骚》也是七贤的游乐之一，所谓“酒，正使人人自远”；“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为得“自远”、“形神相亲”与全自保身，放浪形骸，七贤在酩酊大醉中得以自在自为。《晋书》王戎传写道：王戎“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这在人世苍茫中，对往事有着一种轻盈的缅怀和伤感，而往昔刘伶“举杯泽野，妙趣寰中”，阮籍“嗜酒长啸，琴趣萧散”，向秀“酒酣起舞，任率无为”也只能在追忆之中了。

七贤的游乐在饮酒读《骚》之外也少不得音律和辩玄，而在两者中向秀尽其情性，得其玄远。向秀在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嵇康“博宗伎艺，丝竹特妙”之间“酒酣起舞，任率无为”，使无数的后人为之怀念。《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可窥一斑。而向秀在嵇康《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之间，发己深思，著《难养生论》相互唱答，渗透着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其中，辞难往复，《难养生论》“养生非求过分，全理尽年而已”，“自然寿命”可谓，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而学术氛围之激烈自由，也可窥魏晋名士浪漫自在的风骨。

其实，名士并非是完人，面对命运，被生活被仕途倾榨被时间挫败梦想淡化，人人都是一日日更老了更知命了更无奈了，人人都不能保证自己命运的趋向，可是，往昔竹林之游的自在，必尽其情性，得其玄远地游乐，因为，这在生命中太短暂，太难得，尤其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所以，阮籍尽情地嗜酒，尽情地长啸，琴趣萧散；嵇康尽情地抚曲，尽情地为文，丝竹特妙；而向秀自然是尽情地起舞，尽情地酬唱，清悟远识。而这一切也必定在故友亡世之后，得以追忆，得以沉淀，得以酸楚。向秀落寞独行，在残照的空庐旁，旧日的游乐浸染着萦回的凉意。

当然，向秀的游乐也有洛邑偶锻的欣然，山阳灌园的洒脱。《晋书》记载：“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向秀、嵇康、吕安三人情投意合，偶锻灌园，“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浪游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彼此于自在自为中得一方之灵气，道骨仙风，与天同化。但是，无论是偶锻还是灌园，终究短暂，人终归在生活里。《世说新语》简傲写道：“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而这场微妙的言答，终成了嵇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的一个前奏；也终成了“竹林之游”人去楼空的一个必然。

向秀是嵇康的挚友，同为“竹林七贤”之一，但其声望与史料似乎过于单薄，他平平淡淡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死去，甚至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是，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文学上看，向秀不该亚于“龙性难驯”的嵇康。作为哲人文人，他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是问鼎之作，《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难养生论》“辞难往复，欲发嵇康之高致”；《思旧赋》堪称绝唱，魏晋《赋》之冠冕。此外，向秀好读书，《向秀别传》写道：“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其实，二子何尝不读书，只是向秀更“痴”。

向秀注《庄子》之初，曾与嵇康、吕安两人言及思绪，两人颇有反对的意味，注书总不如作乐来得痛快，何况《庄子》注本已有数十家，莫能通其旨要。文章恣肆纵横，灵性散逸，遣人顿悟，而注本画地为牢，僵滞无比，不如不注。然而，向秀《庄子注》“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嵇康对此大为叹服，吕安称其“庄周不死”。但是，向秀的注本全书散佚，仅有少量保存于张湛《列子注》、陶弘景《养生延命录》、陆德明《经典释文》、李善《文选注》等著作中。惠帝时，郭象曾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此外，向秀也曾注《周易》，“大义可观，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但“未若隐《庄》之绝伦”，该注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有部分佚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也有辑本。

在“广陵散于今绝矣”即嵇康、吕安亡死之后，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更为彻悟，心境日趋淡泊，他到洛阳之后，沉静在《庄子》的感悟中，闭门谢客，潜心作注，阐发庄子的幽思。但遗憾的是《秋水》、《至乐》两篇尚未注完，便去世了。当时，向秀儿子年幼，注本也渐渐地零落。《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如今，《庄子》郭注是否曾窃向注，很难知晓，但是旨要两者相似，向、郭注《庄子》整个看法重在“内圣外王之义”。所谓：“圣人无心玄应，惟感之从。会通万物之性，而陶铸天下之化。顺万物之性分而正之，则物咸自正。”“夫与物冥而无不顺，心无为而过于为，天下遂以不治治之”。因此，向、郭两人主张名教与自然为一，即“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孔子贵于名教，老庄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所以养性命，故合二为一统于圣人。于是，内圣之德可以不同，治国之术可以有殊，然而，正陛下之心乃能正天下之心不异。因此，内圣外王之义，名教与自然为一，以老庄为本，儒家为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渊嘿”；圣人凄然似秋，秋霜零落，自然不怨；暖然似春，万物自和，蒙泽不谢。自然而然，王化天下。

《世说新语》文学注释，向秀、郭象于《逍遥游》言：“大鹏之上九万，尺晏鸟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循此思路，至人的逍遥，虽为无待而逍遥，但又能顺有待而同于大通。同时，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侍，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因此，至上境界而逍遥自得，并非无视儒家伦理，更无需弃世离俗，必在尘俗中顺应有待，与物相冥，玄同彼我，得以逍遥自在。

从《庄子》注中原可以窥见，向秀在嵇康、吕安死后，举郡计入洛阳，合乎平生的主张。但是，从《思旧赋》“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等句子中见到的向秀并未淡泊宁静，而有着强烈的萦回的悲悯。这大抵是著说与生活不同的缘故，人始终存活在人世里，存活在这个令人残喘的世界上，孤独，无奈无时不在呼啸。穷恶的困境使名士的志气尽丧，他们从春日的骄阳走向冬日的地狱，开始痛苦和绝望，在黑暗和屠杀中，落入寂灭，原有的济时救世成了荒诞，一个个惟有苦恼和悲凉。他们极端的怀疑，渐渐地仕途不再有益；他们极端的顿悟，渐渐地生死同一；他们极端的无奈，渐渐地游戏仕途、游戏人生。“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泰山不再大，秋毫不再小；济时救世；内圣外王，人世原本如此。

向秀入洛阳后，晋文帝引进，问：“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道：“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此时，竹林之游已尽，嵇康、吕安魂归山丘，向秀在《黍离》之愍，《麦秀》之悲之后，独自面对皇权独当的帝王，往日的谈笑风声，依稀眼前却横隔千古。巢父和许由何许人，不过是往日的七子，不达尧帝求贤若渴之心。一句“岂足多慕”，换来了满坐皆悦，七子的凋零，也换来了伪心所愿，愧对故人，愧对子期。一切如同浮尘一样飘渺，一切均在“容迹而已”中沉消。向秀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卒于位。

陈寅恪先生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那么，让一切回归自然，让该来的来，让该去的去，让纵横幽玄的纵横幽玄，让内圣外王的内圣外王，让一切这样发生，让事情回到本体，让向秀得到无奈的安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