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处残破的古冢，一把锈蚀的琵琶，恍过阮咸的故影。

他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学作品，他没有任何可堪窥见的文采，然而，在形形色色，醉酒与啸歌中，他的音乐，他的仙姿，却不难窥见一缕神韵。

无法目睹他怀抱琵琶的风姿，无缘聆听他天籁之音，然而，在抗怀物外，不为人役中，那颗任达不勒的心，那段悠久旷远的曲，让世人久久地感怀。

阮咸如同他的琵琶，富有金属般的质地，掷地有声，那把长眠的琵琶，隐藏着他的生灵，无数的旷雅，无数的气息。

【正文】

历史在行进中，有着偶然和必然，它犹如一条远古的河流，必然流淌。然而，它不时地悲鸣和呼啸，不时地平静和清澄。上古，中古，近代，历史在环环相系，因素萦绕中无声无息地走过，然而，里面却有着不可回避的沉重。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辽宋，夏金元，明清，它承载着无数的生灵，呼吸，放任，济世，救国，荒诞和虚无，而这一切都有它的必然。

先秦是一个必然，魏晋是一个必然，隋唐是一个必然，明清是一个必然。而在这样的必然中，老庄，三操，嵇阮，李白，苏轼，曹雪芹……也必然承载。或无为自然，或通脱华丽，或放任不羁，或迈俗旷达，或性灵悲痛，其中的背后必然有着沉重。而魏晋六朝却是沉重中沉重，跌荡与清醒，旷放与沉郁，它承载着无数的名士的个性，独立，自由和放纵。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嵇康临当就命，顾影索琴；向秀酒酣起舞，任率无为；阮咸贞索寡欲，深识清浊……这一切都有它的沉重。

魏晋是一个沉重的时代，是时代的沉重，是学问的沉重，是生活的沉重，是名士的沉重。同时，魏晋又是一个任达的时代，是时代的任达，是学问的任达，是生活的任达，是名士的任达。因此，魏晋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时代。它在任达的背后有沉重，在有无的背后有沉重，在言意的背后有沉重，在名教自然的背后有沉重。当然，阮咸作为一个名士，其神韵、放任、音乐、仙姿必然少不得沉重，是时代的使然，是生活的使然，是阮咸成为阮咸的使然。然而，这些究竟逃不出历史的行进，偶然和必然中。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阮籍之侄，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并称“大小阮”，为人旷达不羁，不拘礼法，善弹琵琶，官历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

当时，魏晋季世，时代动荡，儒学渐隐，玄学渐盛。名士以有无本末，言意之辩，名教自然究天人之域，通古今之理，视宇宙万物，时节如流，瞬息万变，稍纵即逝，恒化无常。因此，在人生易逝的感伤中，在生命觉醒的惶惑中，在生存困沌的彷徨中，将个体放逐于世道，将短暂放逐于永恒，转而由失意颓唐，无所适从变为清谈无为，雅趣悠远。而阮咸以清虚存活于跌宕，以寡欲存活于混浊，其玄谈、任达、酒色和音律的背后必然有着沉重、觉醒、慰藉和困惑。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咸与阮籍居大道之南，阮氏其他家族居大道之北，北阮皆富贵，南阮皆贫贱。旧时农历七月七日，民间有晒衣的习俗。北阮所晒之衣，皆绫罗绸缎，异常粲目。唯独二阮家徒四壁，清贫粗布，无衣可晒。一年，阮咸大举长竿，所晒之衣，却为大布犊鼻，粗制内裤。人见了寒酸，有失身份，阮咸回道，我不能免俗，暂且这样吧。大有自嘲与反讽的意味。

以“未能免俗”自嘲与反讽世道的流俗，是一种在无可奈何之后，悲痛放任甚至是沉重旷达的举措。阮咸放浪形骸，外物不能移的神韵，其在沉重之中，有着名士独立的人格和风骨，是魏晋风度所为人传唱的一种精神，也是阮咸所为人传唱的一种精神。此后，未能免俗遂为成语，金元时，诗人元好问《被撤夜赴邓州幕府》也用了这个典故：“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可见阮咸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当然，未能免俗不同于流俗。少年时的阮咸不拘之心已昭然于世，与“穷途而哭”的阮籍不相上下。《晋书•阮咸》本传写道：“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二阮虽有叔侄辈分差距，但不拘形迹，鄙视礼法却一脉相承。魏晋名士大多崇尚老庄，蔑视礼法，曹操“惟才是举”，不贤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行。殷候“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王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于常流……在这样一个时代，阮咸任达不拘，以个性反抗虚伪的礼教，其决绝中有着时代的必然。阮籍曾愤懑地说：“礼岂为我辈设耶”，而阮咸也同样。阮咸在居母丧期间，借客驴著丧服追鲜卑女婢，道出“人种不可失”的言语，可谓骇世惊俗。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在魏晋重品藻，以孝治天下的时代，阮咸“纵情越礼”，是内心感情的一种流露，无论是自然而然，还是有意为之，均有不为世勒，纵情自我的精神。这是对礼法世事的一大反讽，也是人性独立自觉的一种境界。魏晋名士大多有这样的境界，所谓君子泊然无感，呼吸吐纳，恃神以立。阮咸在通脱，神韵，风骨中将玄学与生活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艺术生活。而这种艺术生活，在“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中，也得以继承，阮瞻“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阮孚“风韵疏诞，少有门风”。多少是受了阮咸的影响，所谓：“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

然而，阮咸长期“沉沦闾巷。逮尽咸宁中，始登王途。”在这些漫长无为、任达的日子里，清醒与沉醉，痛苦与自乐，沉沦与飘逸，均在混噩不堪的世界中，格守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甚至在混浊不堪，格格不入的世道里，醉卧酒坛，手抱琵琶，痛酣狂歌，“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无贵无贫，无长无少，无色无物，齐天地，合万物，达三极，沉于自在自为、自由自痛中，作一个与豕同酣的狂人。

阮咸喝酒，常常兴致所至，忘乎所以，不论酒质好坏，酒杯大小，人在何处，但饮无妨。一日，与族人欢聚长饮，改小杯为大盆，围盆圆坐相向而饮。正当酣畅淋漓之时，群猪欢奔而出，酒香缭人，酒色熏猪，难免群猪拱鼻，与人相争，当时族人嚯嚯驱赶，唯有阮咸直接去上，与猪酣饮。

阮咸“耽酒浮虚”，本性旷雅脱俗，鄙视虚伪，痛恶污浊。因此，酒色与音律也成了孤独中两个慰藉。《晋书•阮咸》本传写道：“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因此，像他这样一个反讽礼法，恣肆纵酒的人，也就被礼法所反讽和恣肆纵横了。山涛《启事》写道：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但是，晋武帝以为阮咸“耽酒浮虚”，不任吏部郎。

在魏晋时期，阮咸反讽礼法本出于愤恨礼法，耽酒浮虚本出于解脱归顿，这是一个双重的禀性，矛盾的实体，无可奈何而为之。但是，他不甘心于沉溺，沉溺于世俗和沉溺于世道，结果凭借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豪气。在柳树旁，小溪边，竹林里与故友谈玄说道，沉寂山水，逍遥纵酒，妙解音律。《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记载：“王澄及阮咸、咸从子修、泰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夷、新蔡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luo体，不以为非。”这种纵情放达，任性所为的品性，在当时甚至在今日必然遭到非议，然而，纵情放达，任性所为终究不仅仅是止于本身，若没有其背后的无奈和沉重也就没有追忆的余地了。当时，能看到名士无奈和沉重的人并不多，能欣赏名士纵情和放达的人也不多。太原郭弈，见阮咸神形心醉，不觉喟然而叹，大概高爽有识量的人有种自然的相通。

阮咸除了耽酒浮虚之外，也妙解音律，善弹琵琶，颜延之《五君咏•阮咸》描述：“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可窥一斑。在七贤之中，阮籍“嗜酒长啸，琴趣萧散”，以泄发《酒狂》，抒写《乐论》闻名；嵇康“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以奏《广陵散》，写《琴赋》，论《声无哀乐》闻名；向秀“酒酣起舞，任率无为”，以舞影零乱闻名；而阮咸妙赏音律，神解玄音，则以乐器流传于世。

盛唐以后乐器中盛行一种琵琶，叫做“阮”，是“阮咸”的减称，是后人对阮咸奏乐高雅清亮，激越清雅，遗风逸响的一种缅怀。阮咸妙赏音律，神解玄音能够做到对乐声高低清浊，抑扬缓急丝毫不差地判断。大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能力，三国时吴国的周瑜，在酒色闲谈中，听乐工演奏，能指出音符错误的出入。音乐天分之高，音律悟性之精，后世能够媲美的并不多，而阮咸堪当一个。

《晋诸公赞》记载，中书监荀勖善解音律，当时称为“闇解”，晋世祖命其依典制定钟律，以合雅乐。自钟律制成之后，每当正会，殿庭奏乐，声音韵合，无不谐韵。当时，阮咸妙赏音律，时人称为“神解”，自宫廷律成之后，每听奏乐，声高而悲凄。然而，“中和”之音“乐而不淫，哀而不怨”深知民困，因此，新制钟律不合德政雅乐，是古今乐尺长短不同的缘故。向来，阮咸为人正直，将音律清雅直言荀勖，荀勖自视甚高，心怀嫉恨，谗言于晋世祖，由此，阮咸贬为始平太守。此后，有村民从田中得到周代玉尺，荀勖用此校对新律，所治的钟鼓、金石、丝竹，都短四分，因此，羞愧难当，自叹不如。

阮咸的音乐天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辨别清雅还是奏乐，高低清浊，风神雅韵，总能使人如饮醇酒，沉醉不已。古典的绘画讲究空灵、轻淡和含蓄，所谓“风范气韵，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所谓“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赋予绘画以一种劲健有力，跌宕飘逸的生命力和神韵感。古典的诗歌也讲究空灵、轻淡和含蓄，所谓“不著以字尽得风流”。所谓“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赋予诗歌以一种平远闲旷，妙趣禅然的生命力和神韵感。当然，古典的音乐同样讲究空灵、轻淡和含蓄，所谓“无声弦指妙”。所谓“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赋予音乐以一种弦外之音，响中有静的生命力和神韵感。而阮咸的音乐虽然无法聆听，但是从少有的史料中不难回味和追忆。

《世说新语》“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晋书》“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五君咏》“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其他诗句“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长啸歌哭说阮籍，阮咸精研音中理”；《竹林七贤图》阮咸手抱琵琶；《乐书》有乐器“阮咸”……身为竹林七之一的阮咸，将酒色融于生命，将音乐融于生命，总有月下玄音，林中挥洒的沉重和任达。同时，在远离尘世喧嚣的竹林中，阮籍“嗜酒长啸，琴趣萧散”；嵇康“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向秀“酒酣起舞，任率无为”；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刘伶“举杯泽野，妙趣寰中”，总有生命力和神韵感。

魏晋名士的生命总在追求一种质地的神韵，阮籍《乐论》写道：“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以此观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这是一种神韵，它使生命有更多的韵味，是人和自然相合的韵味，“味之无极”，“心平气定”，也是阮咸的音乐所赋予的。同时，阮咸也是在这样的韵味里，自然无为，轻弹琵琶，无拘无束地走过历史的天地。他留下了一颗不朽的艺术心灵，也留下了一把伴随艺术心灵长眠的铜琵琶，何等简单何等朴实，何等缠绵何等旷雅，犹如一曲无尽的挽歌。

在阮咸仙逝的几百年后，唐朝武则天时，蜀人蒯朗在古墓中得到一件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阮咸所弹的乐器相似，太常少卿元行冲认定，此为西晋阮咸所善弹的琵琶，由此，命人用木质仿制一把，弹奏声音高雅，乐家遂称为“阮咸”，或有简称“阮”。《新唐书》《旧唐书》《通典》《太平广记》等书关于此条有所记载。然而，在音乐史上，以人名赋予乐器名的，除阮咸之外，古今罕见。同时，另一些史料记载，旧时曾有《阮咸谱》二十卷，《擘阮指法》一卷，《琴阮二弄谱》一卷，如今均已散失。而阮咸的著作《律议》①，琴曲《三峡流泉》是否属实，有待考证。

阮咸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任何可堪窥见的文采，然而，历史过影，年华流逝，世人依稀还可以窥见他的影子，那个“耽酒浮虚”，“善弹琵琶”的老人，在音乐史上，有着他的地位；在魏晋茫茫人海里，有着他的知音，七贤还有手里的琵琶；在千古流化的历史中，有着他的沉重与任达。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有什么意义，什么是意义？魏晋名士多少是想过的。然而，一切的思绪在历史中似乎是多余的，它是必然流淌的，人总是人，生活总是生活，一切不可避免，所以，在沉重与任达中，不如弹奏琵琶来得轻快，尽管它如此的悲凉、委屈却总是美好的。

阮咸的琵琶，四弦，身正圆，汉时称秦琵琶，唐时称阮咸，宋时有五弦阮，名目逐渐繁多，流传逐渐广泛。然而，无论“阮咸”如何流化，它总承载着历史的一个名士，阮咸不会随着历史而减弱，只能更加沉重。生活就是生活，历史就是历史，必然就是必然，一切就这样随他去吧，只要阮咸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便没有什么可讲的。回头看看，“阮咸”正承载着一颗旷世的灵魂横躺着。

注释：

①阮咸无诗文传世，《世说新语•术解》注引《晋诸公赞》，有阮咸关于荀勖所造音律的评议，后人因题名为《律议》。现引于下：

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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