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戏乡”之称的商洛，继新编现代剧《月亮光光》晋京展演之后，又推出一台新编花鼓古典剧《大云寺》。由商洛市剧团排练。演出之后，好评如潮。观众称赞这是一台清新、高雅、动情的好戏。

《大云寺》这台戏，钩沉的是一段特定历史的一个特殊事件：公元690年，武则天借《大云经》有关“弥勒(佛)下生作女王”之说，改朝称帝，作女皇，诏令两个京名州修大云寺，诵《大云经》，宣扬“君权天授”。15年后，其子李显登基，诏毁天下大云寺。并责令商州司马追回武则天赏赐画师的金带钩，且诬赏为盗，杀人灭口，要就地处死与金带钩有牵连的人。这，就是该剧的历史背景，也是该剧序幕的内容。

“一座寺，一页经，一个故事，一段情”。于是，剧情便紧紧扣住大云寺要不要烧、金带钩要不要献以及对献金带钩的人要不要处死的问题轻轻展开，环环紧扣。

商州太守卢知猷奉旨毁寺，却发现并爱上大云寺戴发修行的小尼唐文惠。这文惠即画师的孙女，画师又把金带钩传给了她。她向太守献策：“烧上寺，保下寺，丢卒保车”，被采纳了。但她为救爷爷和解太守之难而献出金带钩，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于是她决意与上寺同焚。对此，太守自然不肯，但在司马和钦差的监督下，太守也没有回天之力，于是他也决意与小尼一同自焚。一场悲剧眼睁睁地就这样发生。

有趣的是，《大云寺》并不是悲剧，而是一台轻喜剧。原来，那“随寺自焚”的文惠并非真人，而是画师雕造的“木雕文惠披袈娑”。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所采取的那种“移木接花”的手段，经过特别的渲染和特技的表演，竟然产生特殊的心理作用，使文惠的“自焚”暂时瞒过观众，引起情感共鸣与心灵震撼。更有趣的是，这场“移木接花”的设计者，恰恰是被大家以为“踩着人头往上爬”的董司马。这可真是出人意料。

更出人意料的是，钦差的再次到来，司马等人误以为是“烧上保下”和“烧木菩萨”露了破绽，是“圣上降罪来了”。于是同太守争相承担责任，争相“进京伏罪”。而传来圣旨却是“烧则烧矣，未烧则不烧也”和“商州司马寻宝有功，着其进京请赏”。面对这一“迟到的圣旨”，卢太守苦笑出泪，仰天叹道：“世情变常，浮生失主张，商州卢太守，学了汉张良”。他挂冠而去，回到他那“万树桃花月满天”的家乡去了。

诗言志，曲言情。一般地说，大凡好戏也都离不开情。《大云寺》的爱情线设置特别，是太守与小尼一见钟情，而且在佛堂调情。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剧情却安排得合情合理。太守是在大云寺给亡妻三周年做超度法事时发现小尼的，他一见小尼就惊呆了：“呀！这小尼与亡妻一般俊俏，神相似貌相同不差分毫。莫非妻魂转世早，托身小尼度鹊桥？似梦非梦好蹊跷，是真是假我仔细瞧。”他把小尼当作是亡妻转世，言行难免放荡起来。才貌双全的小尼，面对太守的放荡，心里觉得可笑，她“心跳来脸不恼，逗一逗，要教他讨无聊。”就这样，太守在小尼的指挥下，焚香叩头，剧情别开生面，不落俗套。《大云寺》毕竟不是一部描写爱情的戏，太守与小尼的“情”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升华为志同道合的生死之情，这种高雅动人的情，不仅是俗家的追求，佛家也能接受，正如太守所唱：“空门红尘本无染，有情那分天地间”。

《大云寺》的人物不多，剧情也不复杂，时间跨度很短，文化内涵却很丰富。太守、尼姑、司马三个人，围绕“大云寺该不该烧”、“诬赏为盗该不该杀”这两个问题，各展才华，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诸如反对男尊女卑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及参政问题(小尼唱：世上女人占一半，女皇为何不体面？早知把女人下眼看，女娲娘娘只造女人不造男)；要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建立合谐社会问题，如太守白：国家要昌盛，政治要清明，社会要详和，人心要宽容；且不可因人废制，因人废物，因人废言，因人废行；法治以及法制的社会连续性问题，司马言：一个师傅一个法，真叫下边没办法。小尼唱：既然礼法比天大，却怎么不抵皇上一句话？因人废物也算法，岂不是前人栽树后人拔？等等。这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在封建社会显然不可能解决，甚至也找不到正确答案；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但真正实施起来，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正是《大云寺》一戏的文化价值所在。

商洛花鼓戏《大云寺》是情与理、是与非撞击一腔豪情正义；是权与法、新与旧交织成一曲醒世清音。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4-22 16:19:4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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