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月的长沙正值雨季，看不清雨丝，却密密麻麻，如雾如烟，人的视线就缩短了。乖乖地被人带着踏上书院的台阶，才看清门檐下悬挂着“岳麓书院”的匾额，书院的门楼并不高大，极普通的样式，使它看上去更象一处大户人家的住宅。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想象，按照中国惯有的习俗，凡是有些声望的古迹名胜，总要先有一个高大威严的门楼迎侯着你，即便是先前没有的，随着这里声名的日亦显赫，后人也会主动地增补上去。好象这样才附合中国人的心理，就如一个人衣冠楚楚，哪怕胸无点墨，也能陡增出几分信心来。此刻，它普通的门楼下，那扇洞开的门，正静静地在雨中等待着来客。“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只有门前的这副对联说尽了岳麓书院应有的万千气象，炫耀着这院落内历经千年而绵延不息的清新的书香。

二

中国的古代书院，本来是作为藏书、校书和修书的场所。到了宋代，朝廷为兴办教育，作为官办教育的一种补充，书院才开始具有了教学的功能。宋太祖开保九年，岳麓书院应运而生。这一年是公元976年，因此称它为千年书院是丝毫没有夸张的。就书院的身份而言，这种民办公助的方式，仅是教学的配角，它的社会地位显然是卑微的，当时社会要求它只能潜心读书，莫问政事。看来岳麓书院也真的这样做了，栖于郊野，隐匿山林,只让朗朗的书声透过那低矮的屋宇响彻四方。或许正是这种不含丝毫杂念的潜心读书，才使岳麓书院从创建的那时起就是带着一种韧性，带着一种无束无缚的思考方式溶汇贯通于它的教程，因此这千余年间，中国的官办教育也好，民间的书院也好，生生灭灭，唯独岳麓书院如一位跋山涉水的信客，一代代向后人递传着它的书香。并且时代愈久，愈使它魅力无穷。

如果岳麓书院仅仅作为一所优秀的民间学校而存在，它的历史地位可能要打一个折扣了。在它沉静了近200年之后，终于等来了第一次机遇。1167年，南宋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朱熹访院。或许也是这秋雨绵绵的某个日子，朱熹与当时岳麓书院的主讲张拭端坐在书院的讲堂上声动梁尘，神情飞扬，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论辩。这就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这次会讲使岳麓书院为千余年来已墨守成规的中国文化击起了一层浪波。并且这种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也真让岳麓书院的学生们开了眼界，一时“四方之学者毕至”千余湖湘子弟侧耳聆听着大师的声音。这次会讲已将岳麓书院的教学推向了空前的繁荣。

朱熹自然也被这盛况所感动了。岳麓书院的讲坛，使他更深刻地感受着作为学者作为导师的精神愉悦。讲坛下那一双双求知若饥的眼神让这位大师的学识得到了纵情的释放。在辞别了岳麓书院的许多年里，朱熹一定无时不在怀恋着与张拭会讲的那段时光，怀恋着岳麓书院所特有的那种纯正而浓烈的文化氛围。

终于在等待了27年之后，朱熹第二次到长沙，这次是因为被朝廷任命为湖南安抚使，赶来就职的。这个职位的大小似乎并未引起朱熹的特别关注，据传他的上任还有些出于无奈。他关注的是又可以回到岳麓书院开始登坛讲学了。朱熹的这次赴任更大程度上是带着振兴岳麓书院的目的而来的。果然，朱熹到任不久，急于恢复当年朱张会讲时岳麓书院的盛况,便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利“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房屋100间，食田50顷。”不仅如此，朱熹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赴岳麓书院讲学。有史料记载当时的情景：文公常穷日之力治郡事，夜则与诸生讲论问答，略无倦色，每训以切己务实之学，恳侧周至。从这简短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这位父母官不仅恪守本职，而且白天忙于公务，夜间便急匆匆赶往书院，与学生们答疑解惑，乐此不疲。这次讲学，朱熹无论是学识还是声望自然要高于27年之前了，而此时的身份又是湖南的父母官，受关注的程度自然也不同。岳麓书院很快到了“来学者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的繁荣景象，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中学生最多的书院。

当然，象朱熹这样的学者，应该了解做官与做学问两者之间的那层关系，他本人对学者为官所常见的悲惨结局是有所意料的。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场必然要导致蝇营狗苟，作茧自缚。这便是朱熹一到长沙，就一头钻进岳麓书院，要千方百计振兴书院的主要原因了。他要让后人认识的是端坐在岳麓书院讲坛上的学者朱熹，而不是那位湖南安抚使。

朱熹对岳麓书院的贡献是巨大的，而另一面也正是因为他对岳麓书院的情有独钟，才成就了一位历史所无法忽略的大学者。朱熹是世人所公认的集理学之大成者，他的理学观点，在受当时社会客观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一定意义上就是仰仗了岳麓书院所特有的传播功能。初次访院，朱熹在礼殿内手书“忠孝廉节”四字，这四字道出了封建中国的精神内核，也引导着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数百年。后人虽有发展，有突破，甚至有对朱熹教条的反叛，但对他的敬仰之情却没有过丝毫的怠慢与动摇。

三

显然，岳麓书院的生成和发展，都是植根于中国封建制度这方土壤里的。历经几个朝代数百年的苦心经营，到了清末，岳麓书院已是湖南的最高学府了。但它并没有自我沉醉在这坛陈年的老酒当中，它一旦意识到书院的读书声中少了那种勃发的生机，意识到它飘散的书香里夹杂了某些开始腐朽的气味，它便要寻求文化上的突破与创新。从而，我发现近代中国的命运和岳麓书院的联系更加贴切了。

在一本岳麓书院的简介资料中，我翻到一串长长的书院历代高足生徒的名单，从中间找到这样一个名字：曾国藩。他排列在名单中列位学长的后面，看上去那样乖巧，那样恭敬，俨然一副小学生的面孔。这是一个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人物。都知道是他亲手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原凶。也因此延续了即将倾覆的清王朝的统治，而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看上去这已是一个达到势力颠峰的政治人物了，但他无论是做元凶也罢，做良臣也罢，我们暂不过问这些颇费脑筋的争议，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始终没有忘记在做一个读书人，始终保持着那身书卷气。

曾国藩于1833年入岳麓书院求学，其深厚的文化积淀让这位天资聪慧的青年学生如鱼得水。对岳麓书院的前辈学者，如张拭、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更是精心研读，不敢有半点敷衍。在谈到读朱熹《朱子全书》的体会时，曾国藩曾引用这样一句话：此书最易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易视为浏览之书。可见他已将《朱子全书》作为检修身心的必修之课了。曾国番不愧是岳麓书院的高足，他的一生博览群书，著作颇丰，一部〈〈曾国藩全集〉〉收入的作品就达1500万字，道德文章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推崇为“千古有数”的学者和开一代新风的文学大家。

这样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人，不论从他的作品，还是从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动上，都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他肯定会死抱着列祖列宗的大腿不愿放松的。但他没有，平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他又和岳麓书院的学友左宗棠一起，成了推行洋务运动变革图强的主要代表。这看来与他镇压太平天国的坚定心理有些矛盾，其实不然，这位熟视民族劣根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前程，不只局限于表面的改朝换代，而是要改变因循守旧的文化心态。他积极兴办近代工业，兴办洋务，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派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留学生。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曾国藩要将他们送出国门，去接受西式教育，致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应该说，曾国藩作为岳麓书院的高足,所做所为，恰恰代表了岳麓书院对近代教学的思想革新。也是从这时起，岳麓书院就中国的命运何去何从，与从书院的大门内进进出出的人们进行了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文化探索。

此后的岳麓书院就显的有些忙碌了，谭嗣同、梁启超;蔡锷、陈天华;蔡和森、邓中夏……我们能从这些所熟悉的匆忙离去的背影中，去感触岳麓书院在苍茫间力求学制变革的上下求索及旧中国的风云变幻。

四

岳麓书院就是在这种上下求索的忙碌中，仍没忘记热情接待一位来访的青年学生，他叫毛泽东。当时的书院是不会预想到他会成就为一代伟人的，初到书院的毛泽东只有报国的壮志和求知的焦渴。1918年6月和1919年的8月，毛泽东经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介绍与蔡和森一起两次寓居岳麓书院的半学斋读书。尽管毛泽东在岳麓书院寄读的时间并不长，但岳麓书院整整影响了这位伟人的一生。这段时间，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尽情地沐浴在岳麓书院的书香之中。经过近千年的积累与酝酿，这时的岳麓书院无疑已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他从前辈学者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的学说中吸取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间，他细心研读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并抄写下许多曾国藩的话，对其提出的“言土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大加赞同。曾公所提倡的这种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对毛泽东后来成就一代伟人是有帮助的。

走进岳麓书院的半学斋，这里已将毛泽东当年寓居的房间改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室，里面的陈设及其简陋，仅有一床、一桌、一凳以及两把老式的座椅。这两把座椅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经常在一起谈读论学的地方。学习累了，这两位青年便由书院的后门登上岳麓山，一起进行“空气浴”、“风雨浴”。《毛泽东传》中有一段记载，说毛泽东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雨雷电不迷”的情趣。毛泽东也是一个书生，但他能从书中找到常人所不易发觉的真理，并努力去体检去实施。最终是这种“风雨雷电不迷”的情趣引导毛泽东走向革命的成功。

如果将半学斋的这一间斗室比作培养了伟人的摇篮，或许会有人感到有些牵强附会。我站在这间斗室宽大的木格窗前，透过雾雾蒙蒙的细雨看到书院的讲堂那翘起的房檐，檐前悬挂着一方匾额“实事求是”。这是当时岳麓书院的一位校长手书，并作为校训挂在学堂上的。当年的毛泽东一定时常站在这窗前远眺，这四个溢着墨香的大字会时常映入他的眼帘，印进他的心里，溶汇到他思想的最深层。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将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没想到这一挂再也没有摘下来，并且一直挂到北京，挂到现在，成为人民崇高的信仰。只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又做出了新的解释，丰富发展了它的内涵。

五

我疑惑岳麓书院因何而来这样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千余年来发生在这方土地上的悲欢离合实在太多了，难到岳麓书院在它生命的跋涉中真的没有过苦难与抗争吗？当然不是。在岳麓书院的史志中，一次次记载着由于战火和其它的政治原因屡遭毁坏，又屡次修复，达数十次之多。其中较大规模的摧毁与修复就有七次。我无意用文字再重复这些历史的悲喜，但对历史的回顾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岳麓书院，更贴切的去感受它的真谛。

第一次是绍兴元年，岳麓书院建院150余年，尚属它的少年时期，但它已开始体会世道的沧桑了。1131年金兵南侵，书院被付之一炬，史称“什一仅存”。这次修复是在34年之后，离朱熹访院仅有两年的时间。

第二次被元兵所毁，时隔10年后重建。

第三次毁于元末明初，这次重建事隔100年之久。

第四次毁于李自成起义，时过25年修复。

第五次到了清代，毁于吴三桂叛乱。

第六次太平天国攻打长沙，史称“书院毁半”。

第七次是在1937年，日本军队轰炸岳麓，书院大部分建筑严重毁坏。

从这份语言枯燥的清单中，我们不难在表层上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岳麓书院与中国政权的你争我夺联系的过于紧密，过于无奈，又过于脆弱，脆弱到不堪一击。但我们又不得不佩服岳麓书院惊人的再生能力，在这七次较大的毁与建中，间隔时间最短的4年，最长的竟达100年之久。是什么力量能穿透两个不同的朝代，两种相驳的政局，逾越过100年的荒凉与寂寞，来顺延岳麓书院的生机呢？无疑，是书香。如果缺少了这种书香的熏陶，后来的读书人和统治者都会因为精神的空乏而坐立不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