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神经想起有一个关于钱锺书先生的典故，不知道是真是假，说尔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上府拜访他。钱先生就很尖锐地对他说：“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道理吗？”我存疑的原因，是觉得这不像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但这也让我联想起钱先生在他的《读伊索寓言》里说蝙蝠的故事：“蝙蝠磁见鸟就充作鸟，磁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分子：这当然不是蝙蝠，这只是——人。”如果是假的，那编这个典故的人一定看过钱先生这段话的。但1987年1月15日，《联合报》刊登了采访诺贝尔评审委员马悦然先生的文章，这位专攻语言的瑞典汉学家，在提到钱先生时说：“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钱不时引述了些拉丁文、希腊文，存心考考我到底懂多少。”

自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很多很多的中国人，不管是不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有很浓很浓的文学奖情结的，而且人数与渴望均与日俱增。最主要的是，我们邻邦日本与印度都有人获此大奖了，我们的泱泱大国情何以堪呀？但大家别忘了，在专制国家里，诺贝尔文学奖只会颁给那些政治犯，奖金成了他们坐牢的津贴。西班牙的恩里克·巴罗就是。苏联时代的索尔仁尼琴也是，还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反正他曾唱衰过苏联，这就足以令评委们赏心悦目了。而我们中国从来都是没有政治犯的，有的只是一些“反革命分子”因“颠覆国家”而入罪的。所以，就算是把巴金的小说译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那些评委只会问你有没有入过狱。当然，为了掩饰他们这种偏见，入过狱的必须得是作家。而我们作家诸君皆为谦谦君子，言行举止温文尔雅，又非常渴望自由，才不会不体面的去坐牢呢。

据说，中国其实也有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他叫——高行建。从名字上看，他是中国人无疑的，可惜人家护照上写的却是法国籍的！当然，我很同情高先生在中国所受到一切的不公平及不人道的遭遇。但当我听到高先生说，他已在记忆里将中国抹去了时，我的心确实是有了一丝的寒意。一个以中国为耻的人，中国人需要以他为荣吗？所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的感受与任何外国人获此奖时没有不同。记得司马中原先生说过：“在不同时空的中国，你所恐惧的地狱，曾经是我别无选择的天堂！”对比一下，我确实更佩服司马中原。一些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反共[chan*]党连他自己的国家都反去，这是恩怨分明吗？如果不是爱这个国家，那反共[chan*]党还有意义吗？如果你的爱是博爱，那同样也不能把你国家的人民排除在外吧？我知道我对高先生缺乏敬意，我也知道自己应该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令我痛苦的是，我竟同时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虽然很多中国人渴望中国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获奖，而在于深入众人心，古人那些流传至今的不朽篇章，可曾获过什么奖？

2007-07-02

本文已被编辑[圆月弯弓]于2007-7-2 21:23:23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