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录这一段段“亲情”的时候，最大的难题就因时间久远，模糊的记忆常常阻止笔尖的前行。我曾经多次给乡下的父亲打电话求援，因为他不仅记忆力好，更重要的是有一本关于家族的手写“编年史”。

这个“编年史”就是一本小小的日记，那里面记录的内容之多、时间之准、层次之清、年代之长，是令人叹服的。

记录历史的人，应该得到后人的敬仰。

父亲是十里八村的文化人，是响当当的大队会计：“17岁，当上了初级社的会计；18岁，当上了高级社会计；22岁，当上了管理区会计；24岁，当上了大队会计……”

这都是在我父亲的“编年史”上查找到的。

丁家老少搬迁记录更为详尽。从父母的搬迁到6个儿女的搬迁，时间、地点都记录得相当准确。关于我的搬迁，父亲的“编年史”是这样记录的：

“丁利：1986年9月20日，从大段搬到四平山学校；1989年3月13日，由四平山学校搬到羊井乡路南屯；1993年5月19日，由羊井乡搬到丁福房（我堂兄）；1994年5月2日，由丁福房搬迁到新买的砖平房；2000年11月13日，由砖平房搬到楼房。”

没有父亲的“编年史”，我自己是无法记清的。

漫漫人生，谁还不得个头疼脑热的。父亲的“编年史”从大人到小孩，谁得了什么病，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看的，也是条理分明。这里摘抄关于我的“病史”记录：

“丁利：1969年5月，7岁，到白城看病；1976年8月，14岁，在八面乡做阑尾炎手术，贷款160元；1979年7月，白城看眼睛，贷款90元，实花325元；2000年4月11日，县医院扁桃体手术，住院15天，4月25日出院……”

孩子多大年龄上学，什么时间毕业，什么时间参加劳动，什么时间订婚，什么时间结婚，下一代什么时间出生等等，在“编年史”中，父亲精心绘制了表格，一看都一目了然：

“丁利：1971年入学，9岁；1980年初中毕业，18岁；1980年考上民师，18岁；1984年，考上师范，22岁；1983年，21岁，订婚；1985年，23岁结婚；1986年10月，孙子洪男出生……”

我写的比较简单，父亲记录的时间非常之细，就连地点及阳历、阴历都标记的清清楚楚。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联产承包之后，父亲把自己家的承包地、口粮地、林地、饲料地、机动地等，都建立了“档案”：地块位置、上下挨着谁家、面积、种植品种、投肥多少、产量多少、粮食自留多少、卖了多少、收入多少，就连年年种植品种的换茬情况，垄半儿在哪儿边留，都有详细记载。怪不得别人家都为“垄半儿”争吵打架时，我们家从来没有与别人家发生过矛盾呢？那可多亏了爸爸建立的土地“档案”。同时，有了这个记录，也对我们家哪块地适合种什么品种、种什么不重茬，起到了决策和参考作用，为农业稳产、高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投入和产出算了一笔经济帐。其实父亲不懂农业，但它的准确而可靠的数据，就是一笔笔财富。

父亲这本“编年史”年度之长，上自四辈故去的先祖；下至后一代的呱呱坠地；内容之广：人物、土地、事件，大到亲人、朋友的生老病故、工作调转，小到一个垄半儿、一块电表、一口老井。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会计，优秀的统计，只可惜，命运之神，硬是夺下了他手里的算盘和笔，交给他一把鞭和一副犁，然而他一辈子也没有把马鞭甩响，没有把牛犁扶走。

当我看到父亲这一本本“编年史”时，心头一震，我含着泪水一页一页把它拜读，绝不亚于拜读名家大作。其实父亲并没有放下手中笔，他一直把笔作犁，自寻其乐，默默的与命运抗争，耕耘着这方属于自己的生命绿洲。

这本本“编年史”里记录的不是“流水帐”，里面有他的骨肉亲情，有他血浓于水的深爱；里面有他面对儿孙成长的喜悦和骄傲；里面也有他失去亲人的阵痛和悲哀……

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的喜、所有的怒，所有的苦、所有的甜，都应该牢记。父亲的“编年史”告诉儿孙们：他深爱这个家，深爱他的孩子们，深爱生养他的故土！　

本文已被编辑[王先林]于2008-3-4 14:35:3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