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打球的时候，师妹提了几个鸡蛋，皮已经剥好，白白的，说，清明吃鸡蛋，清目啊。似乎才想起，哟，原来是清明啊，清明也有它特定的仪式噢！而在此刻之前，只把它当成一般的休闲娱乐期看待，比平时的周末多了一天而已。

在我二十多年的记忆中，扫墓是从春分那天开始的，待到清明，已经基本结束，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到清明那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我们也不把它当节日看待。“清明”两字在我真实的生活中并无特殊含义。按习惯，墓一般不叫“墓”，而叫“地”（忽然想起，墓地墓地，是不是在古代，墓、地本为同义词？），扫墓也不叫扫墓，而叫“醮地”或者“醮墓”，我所在的村子叫“醮地”。

客家人信奉“祭如在”。他们普遍认为，斯人已逝，灵魂长在，一直活动在生前活动之所，只是生者看不见他们罢了。记忆中，每逢家里做豆腐，做粄（一种米粉做成的东西），凡是比较隆重的需要特意花费一定精力金钱的东西，母亲总是吩咐我们早早准备好几个碗，等东西一做好，第一想到的总是每碗放几个，然后吩咐我们分别把这些碗放到房子大门前、厅堂大桌和爷爷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放在大门外是祭天地，之外的都是为先人准备的，认为先人们回来了要“吃”。先让给他们“吃”后我们小孩才能动口。杀猪杀鸡的时候，总要把最先洒出的血溅一部分到草纸上，挂在大厅门梁前，风干，然后烧成灰烬。在我们眼里，烧了先人就能吃到（肉）了。逢年过节，总要多放一些椅子，碗筷，碗里倒上客家米酒，父亲总把上座空出，意味着让给逝去的我爷爷坐，再夹上几块好肉放在碗里，母亲还郑重叮嘱：“过年（过节）了，好好吃，吃了保佑航航毕毕大哦！”（航航，哥哥的儿子，三四岁；毕毕，客家语，快速的意思。）此外还要拜祖，祭品一般是一只宰好的整鸡、一条整鱼、一块肉，即所谓的“三牲”，都要烧熟；再加上一碗客家米酒，一碗煎粄，几块长条豆腐，几种时令水果等。把“三牲”摆于神牌前，然后点烛焚香拜祭，烧纸钱放鞭炮。这些祭祀都只须在家进行，除夕那天比较特殊，除了在家焚香祭拜，还在在当天晚饭前，一般是下午两三点，由当家主人挑着祭品去一趟家族祠堂隆重祭拜。

醮地是其中最隆重的祭祖仪式，这时，后辈们必须亲自到每个祖先坟前祭祀。祭品和平时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带去的淋了血的草纸并不烧，而是一直挂在坟前，作用类似于我们过年在门梁上帖春联。

醮地分为好几波，在我们那是四波。先是由族长牵头，在春分这天祭奠全村同姓的共同远祖；再是同自然村的大家族祭奠同祖；再是分堂祭祀，我们是整个白鹭堂成员祭祀同堂先祖；最后是一个小家族祭奠同祖父辈或父辈的亲人。这样，就把所有的坟地都醮了一遍，并且不重复。每拨都按一定顺序，每家轮流“做头”，轮到的负责准备祭祖所需的一切东西和食物。大致说来，全村、全自然村醮地的时候因为人数太多，一般只是一家派一代表参加，祭奠完的当天晚上代表聚到“做头”的那家吃个饭，然后带回一两个月亮大小的糍粑----这样的热闹与我无关；小家族的祭奠虽然有我们小孩的份，但是因为人数不多，印象不够深刻；我最喜欢的是整个白鹭堂一起祭祖的日子。这时候，大人被分成好多拨，分别去不同的墓地。小孩子在人群中来回穿动，手里团着个热乎乎的糍粑，嘴角粘乎乎的，沾着一圈灰灰的豆末。

村头有个山头，是村中的坟墓集中处，我们把它叫“大邙岭”。百度了一下，说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北邙岗。在古汉语和我们的方言里，“岭”、“岗”本是同义词，均指山头，从这点讲，我们的叫法并不算出格。这个“大邙岭”离我们村子特别近，就在我们小学的背后，确切地说，是我们小学就在这座山的山脚下。

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曾在上课期间溜出教室，跟着大人一起，到“大邙岭”坟前。大人们一人一把镰刀，把坟边的野草小枝桠贴地皮一砍而尽，以免坟地被掩盖，顺便就带出些地底新鲜的黄泥来；把祭品摆好，插几柱香，把纸钱等认为先人们用得上的东西一一烧尽，燃放爆竹。似乎就算把墓醮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墓地都离我们这么近。家族里有几座墓在很远的地方，去醮地要爬半天的山路才能到。去的人都是负责人精心挑选的。按理说没有人愿意爬这么远的山路，可是去远地往往能比去近地的多分些糍粑，去的人很踊跃，那些人的老父母也因此面露喜色。

醮地时我们打糍粑，客家人叫“打”而不叫“做”。这是醮地期间最隆重的事。全家族男女老少都聚在一起，女的炒黄豆，磨成香香的豆粉；饭甑早已准备好，蒸上好几斗糯米，一蒸熟，就倒进早已准备好的几个石槽里（我们叫粄臼），青壮男丁两人一组，一人一个木臼，像上好了螺旋，你一下我一下，使劲往下砸，，每抡一下大“嗨”一声，把所有的劲都灌注到了槽里逐渐成型的糍粑上。小孩子们手里抓着未下槽就团起的糯米饭，像泥鳅一样，在各组人中滑来滑去。

糍粑打好了。热热的，男人们用沾了水的手，反反复复翻着槽里的糍粑，使得糍粑与石槽逐渐脱离，忽然“嗨”一声，白白的糍粑从槽中腾起，“啪”一下扔到早已准备好的簸箕上。女人们赶紧紧张地团起了糍粑。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对醮地的糍粑充满了感情，按照传统，每到这一天，族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吃，因此前几槽的糍粑都团成小笼包大小，沾上糖或者豆粉，吃完一碗又团一碗。小孩子早被饭团撑饱，食量有限；女人们没吃几个往往开始觉得太腻，最具实力的是那些二三十岁的男子，他们一口一个，一口气吃上十几二十个。是一大风景。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女人们开始把糍粑团成月亮大小，准备祭完后按每家参加醮地的人丁往下分。这分下来的糍粑又成了另一番值得我们期待的口味。每年老妈都先把这些分来的糍粑放上两三天，然后切成旺仔馒头大小的方块，放进铁锅用油一炸，糍粑变得黄灿灿的，不软不硬，香甜不腻又劲道，世间再无此美味。

前阵时间家里醮地，打了个电话回去。老爸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的打工，工作的工作，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再也凑不齐打糍粑的人手了。再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初大家凑在一起吃糍粑分糍粑的乐趣已经不断稀释，终于觉得操作的麻烦程度超过了享受糍粑的乐趣，于是渐渐地，有人开始以市上买的圆饼代替糍粑摆在墓地上。开始是一两家，后来越来越多，渐成定势；从前一整套的祭祖仪式和程序，现在都简化成谁家“做头”，谁准备鞭炮、公鸡、草纸什么的，祭完就算完了。祭完当晚，大家也不再一起吃饭。再没了以前的辛苦。可是醮地越来越简洁的老爸心里不觉舒坦，反倒空落落的，还有点憋屈，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电话中说他要打点糍粑来吃。我不赞成。老爸前几年左手腕粉碎性骨折，后来左膝盖骨又破裂，年事又高，打糍粑可是又要手劲又要站功的事，怎能说做就做？可是老爸很坚持，说，你说这醮地的事，没有糍粑那还能叫醮地吗？我说你这样，怎么做？老爸说没事，我就一下一下地，慢慢砸，总会打好的。老爸还说，你四叔他们也说要做一点糍粑吃呢。

我不再坚持了。年轻时候，小笼包子大小的糍粑，老爸一口气能吃十几个，他对糍粑的感情绝对比我深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不在这。老爸，四叔，这种年纪的人，但凡有点空闲的，都在说要打点糍粑来吃。在他们那一代人的眼里，无论怎么简化醮地仪式，心里始终觉得有糍粑的醮地才算真正的醮地吧。

其实岂止是父亲他们呢，连我都在怀念先时的气氛。童年的我并不喜欢刚做好的热糍粑，在我看来，任何用米粉加其他材料做成的东西都比这清爽美味。长大以后，在外求学上班，再也没了先时的口福。不知何时起，忽然就喜欢上了跟糍粑类似的年糕，吃麻辣烫往往要点上一串，谁把它捞了吃就跟谁急；有阵时间，韩国砸糕火得不得了，我尝了一点后再不动心：什么嘛，一点都没我们老家的劲道！老家的糍粑经过岁月的淘洗，渐渐成了一个文化象征，沉淀了我关于祭祖的美好记忆。

如今这社会，一切都追求简化，无论什么事，操作越简单越好，之前繁琐的准备程序，能省则省；要用的东西，有卖就买，不能买也想办法用买的东西代替。问题是，当一个特殊的日子简化到跟平时的日子已经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候，它还算是特殊的日子吗？在漫长的岁月之河中，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把它们记起？而处在不具任何特殊性的节日里的我们的后代，又该以怎样的动力把这些节日延续？有一则调查说明，在某校1000余名的大学生中，知道清明节的祭祖含义的只有400多人。看来我们要想让我们的后代把清明文化传承下去，把节日法定化，只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