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人口计生情结

-杨才学-

在父亲的那一代，还是秉承了中华五千年养儿防老的人口传统思想。我们这一代有五姊妹，在寨邻中不是最多的，可也排得上中等偏上。

父亲从来是遵纪守法的人，为人忠厚笃实，可就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父亲却豁出去实实在在地违反了一回国法。我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在土地下放那年，生产队分田地的时候，我的到来为家中多争取了一个名额的土地，父亲常常因此而感到骄傲。父亲似乎是想把这样的骄傲继续延续，在我出生后不久，当得知公社要开展计划生育大突击的消息时，他拿出了爷爷在逃荒躲难年月举家迁徙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小村的那种坚韧和干劲，将大哥二哥丢给爷奶后，就带着母亲牵着大姐背着我开始在深山老林、三亲六戚们家东躲西藏，千方百计地逃避计划生育政策。

母亲说，她和父亲是在乡计生工作组进村的那天早上天还不亮逃出村子的。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在路上遭遇计生工作人员，他们走到村东羊场大坡的茶叶林后就决定分两路走。父亲带着姐姐走织金县白泥乡，去投靠爷爷以前老家那里一个在白泥公社当武装部长的叔父，而母亲则背着我去十里开外的外婆家临时躲避。临走的时候，父亲叮嘱目母亲，要尽量走小路，遇着陌生人，别人问什么，千万别说话。与父亲分手后，母亲背着我穿过一片又一片的苞谷林，从羊场大坡抄小路走大水窑下周家坝，打算从黄家屋基翻上纳雍支茶叶坡假装去采茶叶，等天黑后再趁机摸进外婆家。走到周家坝的时候，母亲在小路与去鸡场坡公社公路的交叉口遇到了一个衣着整齐、块头高大的男人，那个男人操的是普通话，在今天看来也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他问母亲：“赶鸡场坡的大路怎么走”，母亲哪里听过普通话，对方别声倒气说话的口音让她误认为是“扛机枪大炮的路咋个走”，心里不由一凉，她想肯定是计生工作组的人进村抓计划生育后，见到村民们不听话要逃走，就叫公社的人拉机枪大炮去镇压。这么一想母亲又觉得很幸运，她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跑了出来，但哪里还敢再跟那人搭话，生巴巴地丢下一句　“不晓得”后，就背着我沿公路侧边的一条小路一趟小跑溜进了一片苞谷林，却不敢再走之前计划的路线，深怕被别人识破了行踪。母亲背着我往外婆家相反方向的弯子头跑，穿过一片田坝翻上了何家寨垭口，又从五指山脚顺着一条小河沟爬上了屯背后，足足多走了十四五公里的山路才绕到了纳雍支村，月亮当空的时候悄悄地摸进了外婆的家门。这一天，母亲只是早上出来的时候啃了一个苞谷粑，中途行走的时候除了就地喝几口山泉就再没有进过一颗粮食。好在那时我闷头闷脑整天只知道酣睡，母亲说中途我只哭过一回吃的，没有奶水母亲就顺手掰了一根饱满的苞谷杆嚼烂吐汁来喂我，那一顿后，我就不再作声一直陪母亲挺着挨到了外婆家，结果一口气舔光了外婆熬给我们母子俩的三碗米汤稀饭中的满满的一碗。

父亲和姐姐走到白泥街上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早饭后的事了，不过他们的境况比我们母子俩的好多了，虽然路途要遥远得多，但是父亲以前平日里为人家念经办灵、看地埋人的行当为他在方圆几十百把里的地盘上赚尽了人缘，一路走去并不愁找个人家驻留歇脚。父亲更谨慎，除了只走小路外，他还把行走的时间选择在早上六点至八点，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这个时候一般都很少有人活动；晚上走黑路不安全，父亲是不会趁黑赶路的。下午两三点钟走到一个寨子的时候，他会选择一户熟悉的人家登门拜访，由于以前为人家办过事，在我们那一带从事他这个行业的人都被尊称为大先生，大先生亲临主人家自然要热情招呼，不出半个小时就会做出晌午饭来招待父亲和姐姐，吃了，就邀父亲爬山给他家看看祖坟，或改一下住宅的路口风水。晚上，饭桌上会有油啧啧的腊肉或炖得火候恰当的香喷喷的土鸡，还会有一海碗火火的辣辣的烈烈的苞谷酒。喝了、吃了、歇了，辣辣的烈酒舒服得父亲全身酥酥软软的，所有的困意在畅酣淋漓的鼾声中退去，二天起早又走。就这样，原本半天的路程，父亲一路走走停停，前后竟然用了两天的时间，不像是他所说的逃荒躲难，倒像是一次悠哉游哉的轻松旅行。

公社的计生工作组进村后，自然没有找到我的父母。跟我父母一样外逃的还有很多人家，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全都被两个以上工作组的人员陪送到乡里做了结扎手术。结扎手术咋个做，做与不做有什么不同？这个陌生的词语令大家感到害怕而又好奇。于是就有人观察去做了回来的人的反应，结果发觉做了手术回来的人一个个都像霜打的秋茄一样无精打采，整天像丢失了什么要命的东西一样失魂落魄。也有好事的就去问，去做手术是割哪里，割了以后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个个好端端的人去了回来说焉就变焉了呢？问归问，那些手术过的人大都闭口不言，只是说刀口疼精神不好。也有观察比较持久细心的，发觉大多做手术回来的人十天半月都能下地干活，那牛劲不比平时差了多少，根本不像少过一根筋掉过一块肉的样子，只是遇到大家开男女玩笑的时候，这些人不再像以前吃了兴奋剂那般来劲的喜欢参与和搅和，有的甚至默默走开或叉开话题。事情的真相终究还是被油壶耶（叔）道出了天机，油壶耶肠子直，去做了手术回来就在村里嚷嚷开了，说狗日的怪不得大家去做回来都怕见不得人，那玩意挨个一刀两刀也就算了，关键是男人把那棵根根的筋割了还叫男人吗？这下大家对于结扎手术的好奇心都全部解开了，继而仅存的就只有恐慌和害怕。全寨子的人都躁动起来，说父亲们那些出去躲的人都躲好了，根根可是祖宗几千年传宗接代延续下来的，没有根根就没有今天的任何人，怎么能说割就割了呢？在村中，以前大家邻里闹矛盾，诅咒对方最绝的话就是“断子绝孙”，今天怎么这样的事都变成了现实降临在大家的头上了呢？还有些人毫无根据的担心，割了那玩意儿，声音会不会像老人们说的那些被骟了的太监一样变成了娘娘腔？不行，绝对不能被抓去做结扎手术！于是大家都疯狂地逃离，即使是传宗接代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的人家，也一个劲拼命地躲避着计生政策的追究。和父亲一样躲避计划生育的安全耶，在逃离的路上不幸遭遇计生干部被认了出来，抓住送往公社去做结扎手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坦然的，心想都怪自己的运气差，栽了就栽了，反正自己的姑娘儿子已经有六七个，做手术大不了就是割两刀。可是走着走着，安全耶想起了油壶耶关于结扎手术的那段描述，下身立马就变得凉阴阴的，再往深处想，背心骨就好像被人抽了似的不再挺拔，腿脚也逐渐滞重起来。终于，安全耶停住了脚步，憨憨地说我要跑了，我还要做男人。计生员一愣，说我们两三个人扭起你，你咋个跑？这话还没说完，安全耶左手一抡，右手一甩，三个计生人员随即身后倒成一片。紧接着他一个健步，跳下来一丈来高的地砍，再一个健步，已经跳到那坝地最落坑的一块，并很快地爬上对门的一片苞谷地，转眼间消失在几个计生员还没回过神来的惊愕的目光中。

由于村民们不主动配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工作组的工作进展很不顺利。不顺利就要下硬功夫，于是工作组决定在村里安营扎寨，一边做手术对象亲属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劝自己的亲人回来做手术，一边杀鸡给猴看，抬走了很多人家的粮食和家具，还赶走了猪牛。但手段归手段，主动回来做手术的人依然寥寥。当时村里的妇女主任是我现在的亲幺奶，她对于自己大侄子和侄儿媳逃避国家计生政策的做法显然大为肝火，在叫奶奶火速联系我的父母回来履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她将工作组的营地安扎在了我家。那时我的父母经过多年辛苦经营起来的小家庭倒还殷实，每年除了楼上的粮仓足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外，还可以余些粮食喂一头过年猪，因此天楼的篱笆上经常都会挂着一些腊肉。工作组进驻我家后，幺奶就叫人用我家的锅碗瓢盆，加我家的油盐柴米，辅以篱笆上取下的陈年腊肉，像办伙食堂一样的在我家开起了大众伙食。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由于计生政策在农村在刚刚推进不久，宣教工作还很不到位，国家计生政策与群众传统的道德和生育观念的强烈碰撞，造成了很多人对计生政策以讹传讹的误解，加之最初的工作方式相对简单，工作机制还不健全，计生工作竟然成了农村手术对象人人谈之色变的事情，以至于“逮计划生育的人来了”这样的话语，竟然成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治疗小儿夜哭又一独具特效的偏方。我们那时的娃娃，只要一听到抓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进村，就都像小鸡在老鹰来的时候，听到了母鸡　“咯咯”　的预警声就立刻全都躲进篱笆草丛下一样，迅速地串进村后的树林，直到去打听“敌情”的小伙伴们回来说工作组的人走了，大家才又回到寨子中玩耍。一些大人教导孩子，说寨子里如果遇到陌生人问你是哪家的娃娃时，千万不要搭话，抓计划生育的人不敢拿小娃娃怎样的。

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本事，很多跟他一样逃离出去的人，后来偷偷跑回来的时候，不论是半夜里起来解手被计生人员拦在了上厕所的路上，还是一开门就被从天而降的计生人员赤luo裸的逮住，都一个一个地被抓去做了结扎手术。只有父亲，逃出去一个多星期后，却大摇大摆地带着母亲拖着姐姐和我回到了家中。回到家中工作组的人以为父亲是回心转意回来做手术的，就对父亲说再不回来就要抬走你爷爷奶奶的老木（为老人去世后备用的棺材）了，父亲却说自己已经在织金县白泥公社做过了结扎手术，接着拿出了一张盖有白泥公社大红印章的手术证明书。公章就是铁证，公章就是圣旨，黑字红章面前，证实了父亲也是遵守国家计生政策的好公民，搞得工作组的人很被动很尴尬，连连对父亲说想不到你们是去外面自觉做结扎手术了，为在我们家打搅了很多天而深感歉意。下午，安扎在我家的计生工作组撤除，父母的生活从此又恢复了平静。

父亲生活的再一次不平静是在六年后，四弟的出生让父亲的一纸手术证明成了不攻自破的谎言。寨邻们都议论纷纷，说父亲为什么做了结扎手术还能生育。有明白的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做了结扎手术还能生育那做的就一定是假手术。父亲当年做的的确是假手术。四弟出生后，父亲坦然地说出了他隐藏六年的秘密，六年前所谓的手术证明，不过是我那位在白泥公社当武装部长的同宗老祖公的举手之劳，看来那时他虽为国家工作人员，但也很希望自己的家族人脉兴旺，儿孙满堂。父亲开手术证明后又超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乡计生站，不过这一次父亲没有再选择逃避，还不等计生人员上门就主动去做了结扎手续。下晚的时候，父亲杵着一根生柴棍子佝偻着腰没有一个人陪就回到了家中，那个时候的结扎手术已经不再像六年前那样的令人感到恐惧和不可启齿，尽管刀口不时还会隐隐作痛，可父亲始终没有发出哪怕一声的呻吟，在家中修养一个星期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

对于自己第五个孩子的到来，父亲无疑是高兴和满足的。然而手术之后，父亲对于传宗接代与子女的抚养教育的理解确有了天壤之别的转变，他甚至对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也开始极力的拥护，闲暇的时候跟邻居们吹牛聊天说起计划生育的时候，他站的角度很高，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主要还是为了大家好，没有节制的生育二天拿什么养活孩子。他拿老辈人们的例子打比方，说以前的老辈人们哪家都生过十几个孩子，但最终存活下来抚养长大的却没有好几个。就拿奶奶来说，一生膝下共生育七个子女，但最终除了父亲、小叔、小姑长大成人外，其余我的那些伯父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都在饥饿和疾病中相继夭折离去。“生得不如养得，养得不如抚得”，父亲常常在寨邻们的面前阐述自己对生养子女的观点。也许是五个孩子的抚养压力，让父亲更深刻地理解了传宗接代与生存和生活的内涵，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将心态放归平和自然，毅然地承担起抚养和教育我们五姊妹长大成人的艰难重任，开始了一生步履沉重生活。

我们五兄妹，加上父亲、母亲，还有爷爷、奶奶，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九口人的大家庭。俗话说：“人多好种田”，我们家的人很多，但种田却几乎只是靠父亲和母亲的劳动力，爷爷奶奶的年事已大，顶多只能帮忙打理家务，而我们五兄妹，父亲给我们的任务除了大的哥哥们照料好小的妹弟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读书了的就要一门心思搞好学习，只有周末或空闲的时候，才帮忙放一下牛或者割一些猪草。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四五姊妹，不好好读书以后有点出路，二天全都窝在家里，我这几根老骨头分来都不够你们啃”。当然，我的哥哥和姐姐们都不是那种父母给了一个理由就不顾家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对学习管理严格，下午一个个放学回家后，就埋头赶紧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估计到五几点钟的时候，留下我在家照管小弟，他们三个就提薅刀的提薅刀，背箩筐的背箩筐，风一阵地往父母劳动的地里赶去。父亲也不责备我们，心里知道这些孩子的董事，只是在大哥和二哥抢着要比谁的劳力大、背的东西多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干扰几句，叫他们背轻点，多背几回，怕把腰杆背劳伤，结果大哥和二哥装满的箩筐都被父亲掏空了一半。由于背得轻，哥姐们一个个脚下生风，到七八点钟收工的时候，能够帮助父母背四五个来回的粮食回家，这样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后，父亲就可以挤出享受一袋旱烟的功夫，而不急于顶着中午时段最火辣的烈日出工。

父母都是踏实的庄稼人，每年竭尽全力在土地上劳作收获的粮食，即使是只吃大米，也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口粮。最令父亲感到吃力的其实不是沉重的农活，而是我们姊妹相继长大入学后带来的庞大开支。农村的娃娃胃口好，吃的我们从来不计较，只要吃饱就行；穿的衣服也不讲究款式和破旧，大哥穿了的衣服二哥捡着穿，二哥穿了姐姐穿，这样一些布料结实的衣服，缝缝补补一直可以穿到四弟逐渐长大，中途再适当给我们每个人添一件新衣，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顶多是每人多买两双几块钱一对的胶鞋，就可以一年磨到头了。可是父亲对我们的期望不只是停留在吃和穿的上面，他要供我们上学，他要我们将来长大后知书达理有出息。于是父亲就决定将比较值钱的大米背一部分去卖了换钱，来交我们一年读书所需的学费。这样米就不够吃了，不够吃也不要紧，用苞谷磨来的苞谷面少量的夹杂在大米中，做成的饭反而更喷香更好吃，每顿满满的一大甑饭，我们一般都能一次性就吃个底朝天，不会把它留到下顿。后来，我们一个接一个长大，以前读小学的哥姐们升到了初中，以前没读书我和四弟也一个跟一个进了学堂，读书的开支一下子增长了几倍。这时父亲除了需要卖更多的大米去换更多的学费外，他决定多养些猪和鸡来增加家庭的经济来源。以前父母养的猪，基本都是为了薰腊肉过年，可自从家庭的压力增大后，我家再也没有杀过年猪，尽管每年我家是全村养猪最多的人家。猪和鸡养多了，它们总不能只吃草就长大，那样父亲等不及，于是在煮猪食的时候父亲就会往锅里多放两瓢苞谷面，这样在我们吃的大米大部分被卖了的情况下，那些猪和鸡又跟我们争去了很大一部分的苞谷，而我们吃的饭，也从之前的少部分苞谷造大米变成了后来的少部分大米造苞谷。父亲对于生活的计划掐捏得很准，留给一家人的口粮，只要基本吃接着二年嫩苞谷啃得到时候就完了，每年五六月间，我们成天就煮嫩苞谷啃吃。五六月间的嫩苞谷香香的甜甜的嫩嫩的，吃在嘴里余味回甜，不像苞谷饭，粗粗的糙糙的不小心咽一粒呛进气管，眼泪花子连着嘴角要半天才能喘过气来。就这样，我们徜徉在嫩苞谷的余香中走到了八月的尽头，直到将沉甸甸的苞谷背回家。九月，金灿灿的稻谷黄了，香喷喷的大米饭又来了。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长时间的吃苞谷而营养不良，相反，一个个都长得黝黑精壮，这是父亲感到最欣慰的。父亲常鼓励我们说吃苞谷饭好，一看镰刀把粗的苞谷杆和香签棍细的稻草，就知道吃苞谷饭养人。

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父亲和母亲每年喂鸡养猪，除了供了供我们五姊妹上学读书、解决生活外，还要勒紧腰带存一些积蓄。父亲说不紧手点不行，得为娃娃们的长远作点打算，如果以几个娃娃长大没有出息走不出去，成家立业分家的时候每人至少要分给他一格住房。于是父母决定建新房，可就在动工建房的时候，乡计生办的人员再一次上门找到了父亲。这一次不是因为父亲的手术有假，而是因为国家对于超生的孩子要征收超生子女费，而四弟，属于超生费征收管理的对象。父亲没有辩解什么，也没有讨价还价请求计生人员给予减免，他说既然是国家政策，违反了就应该按规定接受处罚。第二天，他喊猪贩子来家将所有的猪都卖光了，连同家里不多的积蓄将一次性交清了四弟的超生费，回来后神情轻松，说他心里终于踏实，只管安心将他的孩子们抚养成人了。

房子是暂时砌不成了，可父亲一刻也不想歇着，他一边继续喂鸡养猪，一边找几个亲戚朋友来帮忙挖房子的地基。就在一个圈坑的基脚挖到一丈多深的时候，由于泥土疏松，父亲在挖土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支撑墙土的安全措施，圈坑的一壁泥土突然塌方，泥土顷刻间将他埋在下面填满了半个圈坑。寨邻们将他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所幸被埋的瞬间，几块大石头为他支空了面部，才留得以残留一口气喘息回到世上，然而一只脚杆却已打断，全家人的顶梁柱轰然坍塌。没办法，那年初中毕业没考取学校的大哥，没有选择再去复读，回到了家里帮助母亲打理沉重的家务。二哥也想退学，被父亲唬骂了一顿，抹着鼻涕眼泪回到了学校。父亲的伤在床上吃草药养了半年始终不见好转，反而愈渐严重，受伤的腿开始枯萎，骨折处的肌肉青一块紫一块。不能再拖了，再拖脚杆就废了，寨邻们都说。母亲就去向寨邻亲戚们借钱，好不容易凑齐了医疗费，终于将父亲送进了县医院接受正规治疗。结果可想而知，由于最佳手术治疗期已经延误，父亲大腿与髋关节结合部的部分骨骼已经坏死，只能用一根钢钉将大腿骨与髋关节固定，从此那只大腿再也不能弯曲。

父亲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后，杵着拐杖终于一瘸一拐站了起来。他还得操心他的儿女，他不能拖着拐杖就这样靠全家人养活他后半辈子，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继续养活一家人。他又从新操起了由于家事繁重而搁置了很多年没干的风水先生的行当，一瘸一拐地跟远的近的慕名找他而来的人们去为人家看地、埋人、改风水。那行当赚不了大钱，但根据主人家对于祖宗的尊敬和神灵的崇拜程度，父亲每次在为人家看阴地或阳宅屋基的风水后，罗盘下边都会有一个垫盘子的红包。那个红包在用完事后自然无条件是属于父亲的，有时遇到熟人父亲要客套几句，主人家就会诚恐诚惶使劲地往父亲兜里塞，说古老古代的规矩不收不行，不收盘子钱就等于主人家没有诚意，那钱是孝敬神而不是孝敬父亲的，父亲也就不再推辞，从容收下。有时遇到阔绰的人家，红包里面会最多有几十元钱，一般的都是八块、十二块的吉利数字，也有只封一块二角钱的，但父亲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找了他，他不会像街头场坝上的那些算命子先生们讨价还价。那些算命子先生有时为了多套人家几个欢喜钱，就恭维来算命的人说人家的八字大，命越贵的人值的钱就越多，钱出少了神就不显灵，于是谁都不愿自己是贱命，就心甘情愿舒舒服服地掏钱。父亲学的是道家和测家，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属传统的几大名门正教之一，并与博大精深的易经文化融会贯通。他有他的行规，不管贫富贵贱，有事来找的，他都会尽最大的行道精神努力去满足和了却主人家的心愿，让心中信神信鬼信祖宗的主人家心头舒畅后，干事创业就精神百倍，人财双收。于是就有人从唯心上把他们家发家致富的一部分功劳归结于父亲，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父亲在那一行业的名声在方圆百十里传得很响亮，前来请他办法事看风水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为人家做法事还带回了干鸡或羊把腿，使全家人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

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在他的艰辛抚养下，终于长大成家立业，十八岁那年，大哥结婚了。大哥结婚后的第二年，为父亲生了一个孙子，父亲高兴得活不拢嘴，一向不太有心肠做家务的他，为儿媳妇整整炖了一个月鸡汤。又过了两年，大哥又为父亲添了一个孙子。这时父亲对大哥大嫂说，如果抓计划生育的人来了，就去把手术做了，回来好好的奔前程，不要再因为躲计划生育搞得抛家失业。然而这次计生站的工作人员却没来，不知是还不知道我的大哥已经结婚生子，还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没有将他列入计生监管对象，时间一长，父亲也忘记了大哥们做没有做节育手术的事。后来大哥家又为父亲带来了一个孙女。前两个都是男孙，这次增添了一个孙女，父亲觉得这事是再美满不过的锦上添花。他没有太责怪大哥们超生的事，由于信教，他相信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既然计生站的人之前没有让大哥们去做结扎手术，那么这个可爱的孙女就是上天送来孝敬他的。但这次他对大哥大嫂去做结扎手续的事却非常认真和重视，孙女才满月，大哥和大嫂招架不住父亲的催促，就主动去乡计生站把节育手术作了，并分期缴纳了超生社会抚养费。后来我大姐也结婚了，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主动去做节育手术的。小两口带着两个孩子在街上开了间理发店，闲暇又喂了三只母猪带十几头肥猪，遇到母猪集中在一段时间下崽的时候，大大小小有将近五六十头猪，像白色的珍珠一样挤满了他们后院的养殖场，一年下来平均有四五万块钱的收入，日子过得幸福温馨而又火火红红。

父亲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他另外的三个孩子结婚生子，他病重期间牵挂和放心不下的，就是说他自己没有福分，不能再为我们还有结婚的三个孩子抱抱孙子，并将这样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母亲，还不忘了叮嘱我们，希望我们以后不管生男生女，都要当成是命根子来看待，不准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九九年五月，父亲带着一生积劳成疾的伤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才五十五岁。但他已经竭尽了一生之所能，甚至走到了死亡的半路上又折回来，用尽所有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只能将我们抚养教育到这一步了。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二哥、我和四弟也都相继完婚，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二哥和我，父亲在天堂大可不必担心我们会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现在都已拥有了自己一生唯一的孩子。在我们的心目中，孩子们永远是唯一的心肝宝贝，我们将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他们，他们在我们爱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再也体验不到我们这一代人儿多母苦的艰辛和磨难了。跟父亲对我们的期望一样，我们也期望孩子们不仅仅只是长大成人，还必须要成才，去实现我们这代人在家乡的土地上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些梦想。至于四弟，已经在今年“六一”完婚。他是一家最小的老幺，我们在祝福的时候取笑他跟弟媳，祝他们俩儿童节快乐。四弟却有自己的说法，“六一”是孩子们最幸福的节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幸福快乐，健康成长。大嫂调侃问他以后要躲几个孩子，他说最多两个，总之不会学习大哥大嫂，他们是我们几姊妹中唯一超生被交社会抚养费的。

如果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们现在单纯而又幸福的生活，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那个时代所经历的疾风暴雨的计划生育，现在已经变成了和风细雨的惠民政策。村里的几个孤寡老人和独生子女户家庭，现在每年都能领到固定的生活保障金，生活的后顾之忧不再像那个年代没有子女那般的强烈。村里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很多结婚出门几年后生了一两个孩子，就回来主动做手术，然后再出去，挣多多的钱回来盖房子，养老人，供孩子上学。因为大家都觉得，在这个国家各种优惠政策遍地开花的时代，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作者：杨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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