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也就是思想家们所说的“终极关怀”。这是一个人们无法绕过的命题。
笔者将近耄耋之年,生活于20世纪初到今天21世纪的开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大震荡、大改组、大惊愕、大焦虑而又大开心、大欢喜、大庆幸,威武雄壮活剧不断交替出现的伟大时代。我辈如今虽说也成了社会边缘人、闲暇老朽,但回忆、思考却是无法禁锢的。历经如此沧桑,感慨良多,有话要说,不吐不快就自然得很了。
以下就先从理清这大半生思想认识发展的脉络开始。
一、两个转折点构成三个认识阶段
探索我们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脉络,离不开两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就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点。这两个转折点的前后,就自然地形成了思想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以下就是这一发展脉络的具体表述。
我们的少年阶段,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建国前渡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思想倾向、人生观念是受什么制约和支配的呢?就是宿命论。老一代的父辈、师长们,由于受到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影响,灌输给我们的观念都是“举头三尺有神灵”;“一切都是天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宿命论说教。这些观念都是通过旧戏曲、小说、民间唱本、口头传说、寺庙文化、姻丧习俗、乃至于教育(特别是乡村私塾)来嵌入我们幼小心灵的,因而十分牢固。对死后地狱酷刑的恐惧;或转生来世后,因积善而成达官贵人;因作恶而变牛做马偿还孽债等的善恶昭彰都深信不疑。这种深深的意识形态的教化与控制就成了维护旧秩序的规范和枷锁,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我们少年时代思想认识的大体定位,很有代表性,特别是生活在封闭的农村或边远地区的人们。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成了人们(特别是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们)思想认识的一个转折点——由宿命论转向了朴素的唯物论。特别是经过镇反、土改、抗美援朝等运动后,才大吃一惊,开了眼界!认识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原来是一个大骗局。中国社会之所以乱糟糟是因为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盘剥,阶级压迫和剥削才是我们社会一贫如洗的根源。共[chan*]党、毛主[xi]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们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才是拯救中国乃至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良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听毛主[xi]的话跟共[chan*]党走,那是无容置疑的。经过这个转折点的震撼与洗礼,我们的思想就产生了升华: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朴素的感恩思想,朴素的阶级感情就此奠定,也就自然地告别了愚昧的宿命论。相信经过群体的努力,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因而无条件地拥戴新中国。有机会升入中学大学后,又比较系统但粗浅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等课程,更强化了拥戴新社会、新思潮的理性认识,不断地爆发出持续的政治热情。对先后紧接着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也都积极拥护,深信不疑,而且自以为是走在一条独特的康庄大道上。然而违反科学的认识论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乌托邦思想,终究碰在了南墙上——三年的大饥荒终于来临。但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挫折并没有动摇我们新建立起来的前述信念,即使饿肚子也要革命到底。深究其原因,其坚定性是因为:
(一)、深信党的体系、新中国的本质仍然是好的,并不存在腐朽没落的衰败景象。党政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与人民共济时艰,上下同心,不搞特殊化。较之国民党政府崩溃时令人心寒的乌烟瘴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中央到地方对于大跃进等违反经济规律的错误也在边纠偏边整改。古语谓:“无心作恶,虽恶不惩。”好心办坏事,且无经验借鉴,可以原谅,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有望。
(二)、理性地认识客观形势的险恶是造成当时饥饿的直接原因。国际反华势力(以帝国主义国家为首)的封锁,苏联的背信弃义,国内长时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一句话将主要责任都推给了帝修反及老天爷。而我们呢,倒应把这些暂时困难变成对自己革命意志坚强与否的考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大庆油田的开发;两弹成功的震撼,不是都先后产生于这段时间么?自然就成了我们强化已有信念的动力!
(三)、党承认了政策的失误。由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先后不同程度地作了思想上、政策上、作风上的反思,并行文纠偏,或向受委曲的同志道歉、赔偿。当然远不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得深刻和彻底。但即使这样也取得了广大群众的谅解和信任——我们的人民具有多么宽容忠厚的性格呵!
然而折腾并未因此而停止,文化大革命反而变本加厉,使极左思潮达于极点,特别是四人帮及林彪集团。文革后期整个国家因前后积累20余年的折腾,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几近崩溃!文化、教育、科技及其精英人才的摧残骇人听闻!经济濒于崩溃的边沿,国穷民困,问题重重。这两个反革命集团重重黑幕的揭露,更让人大吃一惊——原来共和国内还有这样的一群丑类!更兼之发酵已久的苏联问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于瓦解。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使相当一部分人暂时处于迷茫、观望、怀疑、动摇或想重新探索改弦更张的痛苦思索之中,那就不足为怪了。其时,我们已进入壮年,所谓40而不惑,那只能是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的过时经验,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那再也不足为凭了。于是出现了一时间的彷徨——今后该怎么办呢?
但绝处逢生,力挽狂澜者仍然是中国共[chan*]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切重新进入正常轨道,结束了短时间的迷茫,重塑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信心。而且历经磨难,思想认识得到了新的升华,进入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入门期。国门打开,思想解放,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我们20多年折腾的教训有多沉痛!原来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按经济规律办事才是成功的要诀;多元化文化的共存才能使各种群体和谐相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围,市场经济的扩大,很快地对生产力解放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30年走过了有些发达国家200年的历程,历史得到了充分补偿,人们的思想认识自然也就与时俱进了。
综上所述,就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认识过程:
宿命论→(以1949年前后为转折点)朴素的唯物主义→(以1978年前后为转折点)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这个简单的人生历程和认识过程,是代表个人呢,还是部分人,亦或多数人,见仁见智,既不强求一律,也无对号入座的必要。但于我则构成了观察当今世界的一个出发点。
二、揭穿几个伪命题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趋势怎样把握,功过是非如何评估,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成败得失,祸福交替都要靠本民族自己去探索、去创造、去承受、去回答、去总结。其他人是代替不了的。更何况我们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民族。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多么深刻!须知这是血泪结成的呵!由是我们国人就形成了独特的、敏感的、观察现代世界的参照系与视角。这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也不敢忘怀的。而今国际上谁对我们具有善意;谁对我们具有恶意;谁对我们还暂时不了解;他们的指责或狐疑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都能根据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作出敏感的判断,当然也逐渐地学会了有效的应对方式。
这样说并非提倡闭关锁国政策,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拒绝全球化趋势,反对国家和民族的友好交往与借鉴,而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是不能被忽视或取代的。特别是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民族关系复杂的文明古国。然而国际上却有这样一批自以为得到了包医百病的良方,能拯救世界的人、这些人自以为是而又居心叵测,他们在各地制造种种事端,臆想出几个伪命题,唯恐天下不乱,以便火中取栗。这看似害人,实则损已。这“侵犯西藏人权”就是这些伪命题中的一个。
真正地具有理性的科学精神,能客观公正地面对西藏发展历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近60年西藏的进步,成就是新中国辉煌历史中一个值得骄傲的亮点!无论在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宗教信仰自由,文化发扬光大,经济建设成就,地方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等等,特别是近30年都创造了空前的业绩。这在西藏历史上亘古未有,就是在世界各后发民族历史上也属罕见,而值得大书特书!然而这个亮点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成污点,据说是因为“侵犯了人权”。难道农奴被剜眼睛刖手足就等于“人权”,废弃此类酷刑就是“侵犯人权”?这里暂且不去谈那些人们亲眼目睹的生动现实与统计数据,只谈谈“人权卫士”们的浅薄表现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身为一个大国家总统,在一个严肃的公开场合,当论及西藏问题时,侃侃而谈,但他用目所视、用手所指的世界地图,西藏的位置却跑到中东去了!……数年后又是该国另一位总统来中国访问时,也十分关注“西藏人权”,并谈及“60万藏民……”,当即我国一位陪同官员礼貌在纠下他说,藏民人数是200万,不是60万……。这些一时间传为国际笑谈。但我们宽厚好客的民族性格,都没有把这些用作相声材料。
他们的国会多次通过“遣责侵犯西藏人权”的决议,但又有几个议员亲自到过西藏呢?更不用说进一步去了解、研究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了!由1951年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十七条协定起,直到现在我历届政府及中央领导人多次对达赖仁至义尽的宽容、等待、教诲、企盼,你们了解吗?达赖与麻原彰晃的沆瀣一气,你们在决议中是否也应该赞扬一句,才符合你们的人权原则呢?
奥运圣火在国外传递时,更有那些新闻媒体人物专门跟踪少数藏*分子,煽风点火,呐喊助威,这算不算苍蝇逐臭?而对成千上万,声势浩大的反藏*游行队伍,为何视而不见。甚至移花接木,伪造新闻图片,抹黑西藏现实。真没想到国际反华势力所施舍的牙慧,竟会使号称客观、公正、透明的媒体人能如此地把廉耻丧失殆尽!
记忆犹新,几十年就在国外帮助农奴主们训练空降特务,不择手段资助武装叛乱,设立蛊惑人心的藏*电台……。用心险恶的反华势力,他们秉持帝国心志,愿人穷,恨人富,唯恐天下不乱。偏见强化无知,无知又反过来强化偏见,形成恶性循环,加深分裂仇恨,以图恢复农奴主们失去的“天堂”!中国人至今不会忘记:现在还引起国际纠纷的“麦克马洪线”是怎么来的?“额菲尔士峰”的命名又包藏什么样的祸心?
有人不是把“80”、“90”后出生的青年称之为“愤青”么?愤青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反华势力及其帮凶们的下作表演,欺人太甚,让他们不胜忿懑而形成的!这类拙劣挑衅再继续表演下去,那不单会形成“愤青”群体,恐怕连“愤壮”(中年人)、“愤叟”(老年人)也会形成了——多谢栽培!
这类伪命题不单涉及雪域高原的西藏,也存在于地倾东南的宝岛台湾。这“台独”叫嚣便是一例。陈水扁的歹戏拖棚,手段老化,了无新意,已经让人无话可说!其无法、无耻、无知、无聊、无望已堪称“五无总统”,不单他认为的敌人,甚至连同党、同僚、妻儿子女都狂吠一气,寡廉鲜耻达于极点!有人归纳得好,阿扁当政时的台湾已经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包括官阶、军衔等),什么乱象都不奇怪。这就是阿扁八年执政的“光辉业绩”。新近的“告洋状”,更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贻笑大方。但令人奇怪的倒是,相当部分人为什么死死地抱着这具政治僵尸不放,即便阿扁罪行昭彰,关进看守所,也还要去保驾护航,甚至声言要定期劫狱呢?而另一方面则拒绝一切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措施与言论,逢中必反,逢马必反。有评论家说得好:这些人缺乏国际视野,根本没有方向感。当然他们的情况也很复杂:或已买官升迁,已成既得利益者;或与扁家对价交换结成共同体,而怕东窗事发;或受小恩小惠收买而不辨正邪;或本身孤陋寡闻而陷入封建愚忠,不一而足。但缺乏国际视野,缺乏正确的方向感,却是他们的硬伤。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国际交往不可或缺的趋势。这也是合符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各国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信息的交流,空前兴盛,相互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独善其身。因而和平发展才能双赢!而所谓基本教义派中人,就缺乏这种眼光。他们自以为,只要死抱着臆想中的“台湾共和国”不放,再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逢中必反”就能一呼百诺,马到成功。所谓麻烦制造者,其它就是在国内制造民族仇恨;在世界挑起国际纷争,乃至流血战争,唯恐天下不乱,也保既得利益。这是典型的驼鸟政策!如此拙劣的表演能有几个国家去为伊火中取栗?所以陈水扁声嘶力竭的去中国化、去蒋化、入联公投、“法理台独”等的表演都遭到了国际舆论的种种白眼和冷嘲热讽就是证明。陈水扁一伙是很会算账的:贪腐账,锱铢必计;选票账,不择手段。然而“人有小九九,天有大算盘”。短期、局部的蝇头小利,鼠目寸光,去斤斤计较,殊不知天有大算盘;世界潮流,民心趋势,历史规律却不可违。须知今天各国各民族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和平友好,深得人心;封闭停滞乃至战乱仇恨人所不齿!世界沿如此,何况同属中华民族,血浓于水,和则两利,分则两伤的两岸同胞!近百年历史的教训,还不深刻吗?近期两岸交往的利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这些人还臆造一个附带的伪命题,说与大陆统一会“矮化台湾”。难道岩里正男(李登辉)声称钓鱼岛属于日本,就是在“高化台湾”?那些偷偷摸摸的“过境外交”、“金援外交”、“加油外交”、“休假外交”,甚至叫人难于开口,丢中国人脸面的“其他外交”也是“高化台湾”?耗费巨资,处处碰壁,放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作,还怪别人“矮化”你——哀哉!
台湾有位时事评论家说得好:大陆今天的国际威望这样高,和平统一了,我们去占便利,有何不好!这才叫“天有大算盘”的国际视野!
有个小学生问老师:陈冯富珍是什么人?老师答道: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去年当然地被选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掷地有声,何来矮化?去年奥运圣火传递要经过台湾,基本教义派的先生们却找些话来讲,说什么台湾不能“香港化”。试问香港化有什么不好!?
“利在一身不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我中央政府为民族大义,为国家振兴,为生民乐业,为两岸和谐,为世界和平,殚精竭虑,天日可表!由毛泽东晚年图破两岸坚冰的信息传递,到叶九条、江八条,至今的胡六条,充满着何等的包容、理解、期待、灵活、坦荡之情!这在中外政治史上,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爱国不分先后,大爱何计前嫌!弃旧图新智者当为,郑成功将军、施琅将军,诸君亦可步其后尘;抱残守缺,愚蠢顽劣,贱为螳臂当车之社会垃圾,亦不足惜!历史关头,可不慎乎!?
其他的伪命题还很多,诸如喧嚣一时的“中国崩溃论”,至今还阴魂不散的“中国威胁论”等等,这些且不去管它,但我们却紧紧抓住一点不放,这就是凭中国独特历史经验来对待此类咕噪,就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个独特的历史经验有多个参考时段,即(1)1840年后不堪回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100余年;(2)1949年后成败交替苦苦探索的30年;(3)1978年后改革开放补偿历史成就空前的30年。这个参照系是中国人民亲历、亲为、亲受,其他国家、民族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宝贵财富!所以一切是非荣辱,成败得失的发言权,还是首先留给中国人自己吧!当然,国际上客观、善良的观察、研究、建言应该虚心接受;而臆断、恶意的诽谤、歪曲、中伤那是必须予以及时、有力地反击的!宋襄公蠢猪似的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决不能上当受骗!
三、终极关怀理应成为当今热门话题之一
行文至此,还没有把总题目作个题解:何谓“仰望星空的思索”?
温家宝总理说:“有两样东西,我对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就是他能进行理性思考,并能将此思考付之于实践,做到行成于思。本文第一节,就是对于个人半生生活过的现实作一个思想发展的简单归纳;第二节就是在归纳的基础上对几个当今社会敏感而又有争议的话题申明自己的见解;而这一节是想在前两节认识的基础上突破时空局限对人类的未来作些自认为合理的预感。总结过去——观察现在——预感未来,力图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体。至于有多少参考价值那就不应由本人置评了。这自然又回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命题上来:人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它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终极关怀。
这是一个看起来渺茫,实则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可以说,一经重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引起连锁反应。且看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党政组织、宗教团体、学术机构等,细谈他们的政治纲领、教义宗旨或探索目的,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这种终极关怀。或曰理想天国,或曰极乐世界,或曰福利社会,或曰共产主义,或曰大同世界。为便于探讨,这里统把他们称之为理想社会或理想愿景吧。或远或近,或虚或实,但都体现出对一个美好的未来空间的向往和追求。为此,各色人类精英的代表们,都对各自的信条提出各自的道德主张,撰写出各自经典著作,并激励着他们的追随者喷发出顽强的奋斗动力,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对这些思想财富和奋斗者、殉道者们的精神,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和嘲笑,对这些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对社会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以及它们在人类思想上的地位,我们也没有如此多的精力和篇幅来予以置评,那就只能说说笔者一隅之见吧,我认为:
(一)、终极关怀与共产主义信仰有着天然的科学联系。
终极关怀应属于将来式的。但这种将来式又必须建立在对过去的科学总结和对现在深刻观察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必须以过去和现在已有的物质基础和认识基础为前提才能作出科学的预见和设想。而马克思主义就具备着这样的特点,它集中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并创造性地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它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最根本的力量;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句话它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它在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上就极具继承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多经典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人文关怀等都作过科学的设想,它们都是人类思想库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与那些极乐世界、理想天国的虚幻臆想或唯意识论的乌托邦狂热不是一回事。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严密的科学性,广泛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所以《共[chan*]党宣言》的结尾处写道: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史)证明: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是有它深厚的物质基础的。
中国共[chan*]党一大的党纲上就明确地提出它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将近期的现实奋斗目标与长远终极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全国上下一心的激励机制!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个很值得令人关注和思考的现象,的革命烈士在刑场上惨遭敌人枪杀前,或在战场上不甘被敌人俘虏凌辱而舍生取义前,他们高喊的口号大体上都有两类:
[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ⅱ]中国共[chan*]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这两类口号再加上他们当时所谓的《国际歌》都体现了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都是实现党的最低纲领([ⅰ]类)和最高纲领([ⅱ]类)。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宝贵生命终极之前,对自己祖国前途和同胞命运的终极关怀!
多么悲壮的呐喊!
多么圣洁的归宿!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粹与终极关怀有着天然的人文联系。
人们熟知的儒家经典《礼记》就曾描绘出这样的人类愿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战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绘出政治修明,人人相亲,物尽其用,安全和谐的社会蓝图,不就是我们祖先追求的所在吗?陶渊明虚构的桃花园,李汝珍想象的君子国,也就是这种大同思想的延续和形象化。周公礼制,孔仁孟义,墨子兼爱等等古典文献中,此类思想也表现得极为深刻而丰富。它们所体现的“以和为贵”、“仁者爱人”、“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爱非攻”等等与终极关怀愿景又多么一致。
我们不单是一个有崇高信仰的民族,也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民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一句话我们是一个有筋骨和脊梁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虽经狂风巨浪的摧残而没有中断就是最好证明!而终极关怀本来就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阳光事业,其核心价值自然为民众所拥戴,他们当然也就愿意为之而奋斗!
(三)、终极关怀可以促进当今社会的发展。
可能有人会认为,终极关怀,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与现实并无直接联系,提倡过早,容易干扰当前事业。这是一种短视论调。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发展整体,不能割裂,单就当今而说,终极关怀也是很实际的问题。由摇篮到坟墓,人总是一代代地不断老化、更新。100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四代人,按一个世纪的人口更新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作出梯度的预测与对应的规划,那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制度优越,政局稳定的强势政府。今天实行的社保、劳保、医保等政策,既是对今天老年群体的终极关怀,又是为明天下一个梯度老年群体的终极关怀积累经验,形成传统,代代沿袭,直至长久的目标社会。这样,现实利益不就跟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了吗?所以它并没提倡过早。
仰望星空,让我们发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信号——
建立一个寰球成员都必须享有的终极关怀社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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