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兄弟

民国初年，祖父一家由四川涪陵迁来贵州永兴任家桥，买了三十来亩山地水田，父亲兄弟三人各分得十来亩。五十年前，我父母弟妹一家七口，堂兄弟父母弟妹一家六口，全部在五九年底饿死完。我和堂兄弟因在外地工作，幸免于难。

堂兄弟小我两岁，生日却只差前后一天。堂兄弟报养给我父亲，我父亲在排行中最小，因此堂兄弟叫我父亲为“幺爹”。我父亲和堂兄弟的父亲也刚好相差两岁，祖父远迁贵州时，他们是用箩框一头挑一个排到永兴的。堂兄弟的小名是父亲起的，叫“马儿”。因为我叫“牛儿”。

六○年堂兄弟下放回去，讨了媳妇，种了屋当门的那些田土。他必须背着娃娃犁田，兄弟媳妇则下田用钉靶护田坎。当时的农村因死人太多，大量的田土无人耕种，堂兄弟夫妇只好一天忙到晚。一忙就忙了五十年，三个姑娘出嫁，两个儿子成家，从年轻小子忙到白发苍苍。我还记得他们当年的结婚对联：

自主婚姻，聊备香车迎淑女；

持家勤俭，只凭薄酒待家宾。

堂兄弟的隔壁是二伯家，他们的成份是富裕中农，反瞒产、挖浮财，二伯被打了爬着回家，也没有把藏在一个柱子里的几十块大洋交出来，待到农村大面积饿死人之后，才偷偷地将这些洋钱拿去换米，他家五口人只饿死了一个小姑娘。他家的房子当时已充公做了公社开会场所，大门上的对联是：

高[chao]赶高[chao]，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胜利接胜利，发展巩固和平民主阵营。

从内容看，那时还没有“反修防修”。而且，我当年回去埋人时，没饿死的人说给我一首民谣：“提起五九年，骑马到苏联。苏联老大哥，给我吃馍馍。馍馍香又甜，农民真可怜！”可见，五九年的大面积饿死人并不是后来宣传的“是苏修逼债的结果”。

堂兄弟在农村，先是忙一家人的生存，后来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儿女又长大得力了，日子过得还算舒坦。大儿子在镇上买了一套商品房。二儿子盖起了一套砖混房。现二儿子小俩口出去打工了，孙子、田地，都丢给了堂兄弟老俩口。堂兄弟舍不得荒了一分地，一天到晚忙碌着，犁田插秧，挑粪种菜，上山采茶，过年杀猪，样样来得。

可是，两年前堂兄弟身体每下愈况。先是一只眼视网膜脱落，瞎了一只。人也渐渐消瘦。但仍坚持做农活。周围的人都说“马哥这两年痿下去了。”其时他已六十八岁，儿女为他准备了棺材。去年冬天，他上山挖疙兜，心厚，挖了一满背，斧子放在上面未插稳，一耸肩，斧子掉下来不偏不正砍在大脚趾上，劈成两瓣，只好去医院输了八天的液消炎。大脚拇趾好了，多年的慢性胃炎也好了，自此饭量大增，酒量也不减当年。现在是老俩口加二儿子四口的农田、茶山，他一年做下来并不费力。今年我回去，他白发红颜，我给他老俩口照了一张相，那真是如仙山老道，健康得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