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在沧州的西南角，有一个农行干校，负责系统内的职工业务培训，现在改成了农行招待处。我在那里教一点课，任电大班主任。张悦然说她十几岁就跟着文学这个情人私奔了，是啊，那时年轻，还有许多梦做，我虽然学的是经济，从事的也是经济行业，但对于文学一直情有独钟，简直无可救药。

一九八八年的一个冬夜，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聚在我的办公室里，商议结文学社，出自己的刊物。那时各地的文学社团风起云涌，文学也还没有向商业主义投降，是文学史上不可再的一个繁荣时期。

天气应该很冷，但屋子里烧着火炉，加上几个青年的热情，倒没觉得冷。首先是文学社的名称，说了几个，都不中意，有人提议翻书，我颇有一点存书，于是一人拿了一本在手上翻，锡华兄拿的是《论语》，他说，三人行，怎么样？大家都同意。有人调侃，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意思是由别人的口里说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做他们的老师的意思，对于这个，我私心里是不认可的，但一笑了之。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一本薄薄的《三人行》双月刊就出来了，我写的发刊词。《三人行》定页五十页，每期印五十本，送给当时也和我们一样做着梦的青年。当时的文学社团的刊物多是刻板油印，我们为了郑重起见，字用打字机打，虽然也是油印。封面设计则别出心裁，看见喜欢的画就拿来复印在上面，偶尔兴之所至海涛也涂几笔，都是很前卫的画。这无疑增加了成本和困难，可我们乐此不疲。对我们的这小小的孩子，能不能长大很难说，但当时，我们是颇为自负的。

结社时章程约定，轮流做编辑，社员必须每期交两篇稿子，但几期过后，不单刊物只海涛和我两个人负责编辑，连稿子也不寄来了，写信去催，有的碍于交情还敷衍一下，再后来敷衍也不肯了，最初结社时十几个人，结果到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惨淡经营：我，海涛，瑞生兄，还有负责打字的王炳杰。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是豆，大约集成时就有各各的不同，此后更有种种的变化。这是真的。社员因为从事的职业不同，性格也各异，住处又星散，还都必须为“稻粱谋”，所以出现这结果也很正常。还有就是，开始时文章容易写，时间一长，积淀用完，就写不出了，也有的是因为送来的稿子未被采用，从此就交恶不来往。可以举一个例，木平兄送来一首《我的初恋》，诗很长，我读后感觉太颓废了些，怕自己看不准，又请别人看，最后的决定是不采用。记得那期的《三人行》出来后，木平兄大喊，我的初恋呢？从此就退出。在他那一方面肯定以为我偏心。平心而论，木平兄那时是很勤奋的，各种题材的文章都涉猎，表示着他向上的探索。时隔多年，木平兄肯定有了大发展，也不会在意这件事了，我也愿意说一句实话：当时看见你的反应，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想，早知这样，还不如刊上呢。

大约又支撑了几期，我们就商议，重新吸收社员，我们选择的是大学的文学系，于是有一天，大课间休息时我拿着刊物去沧州师专散发，最初认识了左晓鸣，后来陆续来了几个人，但姬淑喆怎么认识的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后来姬淑喆常来我的办公室坐谈了，或送稿子，或只是说话，和她同来的还有一个女孩子，对不起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只记得姓张，南皮人。初次读到姬淑喆的诗，真有“惊艳”之感：意象繁复，情感细腻，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但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我知道，希腊神话和圣经她是读过的，因为诗里时不时出现神话的意境。我在编辑后记里大加推荐，说似乎看到了一个未来诗人的影子。我自己是写诗的，和她的比起来，我记起了《六祖坛经》里印宗法师对六祖慧能说的一句话：“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

《三人行》里的稿子都署笔名，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只为了让人能公正评价。也不管人家愿意与否，我当时送了她一个笔名：如水，取柔情似水的意思。也因为她出生海边的缘故。

从此，《三人行》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黄金期，大有蒸蒸日上之势。姬淑喆的诗不必说，左晓鸣，丰树行，陈才训几位的诗也都清丽可喜，海涛还是醉心于他的小说，李文中只写一点四平八稳的理论。

姬淑喆人很清秀，优雅，穿着比一般的女孩子得体，也未必是贵重的衣服，但让人看上去舒服，同时心里想，姬淑喆就应该这样装扮。身体略显单薄，不多话，说话声音很轻，一点也不张扬。多少带一点虚荣，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况且有点虚荣心也未必就是缺点。

那时她常来我这里的一个原因是借书，有一次借《圣经》，同时带来一本诗集让我读，我记得是报纸上的诗的集锦，草绿色封面。后来我匆匆调到外地工作，也没有来得及和她道别，《圣经》就留在她那里了，为此我心中耿耿好长时间，虽然我手头有她买的一本诗集。十多年后在一个企业老板那里看见一本《圣经》，拿了来，心里才总算平复。宝剑赠烈士，现在想想，《圣经》放在姬淑喆手里才是得其所哉，在我手里真是明珠暗投了。

我离开农行干校，《三人行》就散了，其中原因也难说，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社员的热情逐渐淡下去，是促其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晓鸣兄本意不在此，他做诗属于游戏笔墨，虽然他的诗曾发到《诗神》上去，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诗，轻快得像一阵风，《好消息还在路上》等就都是，但《我长大了，你却不能收割》却是极沉痛之作，是悼念父亲的，左晓鸣才上大三，就直面了死亡，所以比我们多了一份深刻。文中兄则忙于考研，后来他果然去北京大学研究哲学美学去了。瑞生兄专往仕途上发展，现在是一个市分行的办公室主任。之前姬淑喆曾建议我单出诗刊，而且记得她说过两次，我不置可否，因为我担心这样会失去一部分朋友，《三人行》里有几个人是不写诗的。海涛就只写小说。

姬淑喆是对的，多年后我愿意这样承认，如果当时听从了她的建议，《三人行》的寿命也许会长一些吧。社员里面写诗的人占的比例很大，这是正常现象，诗和青春相近，而那时我们正年轻。

此后十几年我认认真真工作，诗还读，但很少写，因为激情已不再。和姬淑喆也无联系。

二00三年夏，我去沧州开会，海涛请吃饭，他此时在《沧州日报》社做副刊编辑。海涛忽然高兴地大声说：“姬淑喆，还记得吗？她有一篇小说上了《小说选刊》。”那篇小说是个中篇，名字好像叫《风中芦苇》。我们很兴奋，当然！我们喝了好多酒，也回忆起《三人行》时候的点点滴滴。第二天，海涛又拿了一本诗刊给我，上面有姬淑喆的三首诗，我才知道，她现在的笔名是讴阳北方。当初读姬淑喆诗的那种欣喜的感觉又回来了，诗中还是那么多繁复的意象，但多了一份沧桑之感。随着阅历的增加，年龄的增长，那个叫“命运”的东西就悄悄爬上了心头，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我避不开，姬淑喆也不能，所以她的诗里又充满对生命和这苍茫人世的咏叹。诗刊上有她的一张照片，靠着椅背，背景有点远，看不太真切。人还是那么优雅，但比过去好像胖了些。

此后我就关注姬淑喆的诗，书店卖的年度诗选，里面只要有讴阳北方的诗，我理所当然买下，这固然是因为喜欢她的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读认识的人写的诗，格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吧。在书店里也曾见她的一部长篇小说《无人处落下泪珠》，说起来惭愧，我没有读进去，虽然上面有许多名家的推荐语。但我的一个亲戚，也是写小说的，也出了好几本书，她说这本小说非常好。

我忽然想起姬淑喆出的一本诗集《天鹅的情歌》来了，发短信问海涛是否能买到，海涛说他有一本，可以送给我，并说有姬淑喆的电话号码，问我是否要。我说，可以给我号码，但也无法联系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抛开空间上的距离不说，还有心理上的：姬淑喆为了最初的梦想，现在还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而我早已放弃了，在山东的一个城市里做生意，于文艺不搭界了。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姬淑喆正是个游子，永远不停下她奔波的脚步。我仿佛是站在月台上送别，看着远行人渐行渐远，路上也许有风雨，不管一路走去多么辛苦，也不知她的心境如何，但至少我的心里是欢喜的。我默默祝愿她走的更远，飞的更高，因为我们曾经相识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