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早早便有了户口的，可偏偏在我之后还有一个孩子，并且是健康活泼的男孩子，父母完全无需衡量比较，就将户口转给了他。

他们对当初的那种做法，无疑是心安理得的吧，据说那时候由于什么超支，有人来叫谁把家里某人的户口给上了，谁都推说不要。

我长大后知道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越想越愤愤不平，想着别的不争也一定要争这方面的平等！只是在我开口说“爸爸，妈妈，为我上一个户口好吗？”之时，却是怯生生的，因为我清楚，那时候没有上，如今政策变了，想要上一个户口就是更棘手的难题。从小到大，就不曾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地说话和提要求，等他们表示这件事的困难之处，辄不再多言，之后的一阵子我都显得非常地忧郁，时不时会眼圈红红的。

除去我心中久久不能平息的要争取一个平等的意念之外，实际上是还有一个实际的希望的，那就是，要拥有一张身份证与残疾人证。可纵然是有了这么明确的目的和理由，我依然不晓得自己为何要给父亲造成这么大的压力？

很快，第六次人口普查开始了，从电台里听到说，超生的家庭欲给孩子上户口必须接受超生罚款，标准在两三万之五万元之间，我绝望了！在我父母眼里，无论如何，我一定不值五万元的！

父亲受不了我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去找了一位熟人，询问有没有办法，按那人说的去做，等到在今年的除夕夜，终于拿到了印有我的姓名的一页的户口本，也终于可以收回那句“我不承认自己是个中国人，因为我连我自己的户籍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直到不久前，我才拨电话至本地的残联，想了解可不可以让他们请一位医生上我家为我做残疾等级鉴定，然而他们明明听我说，我实在无法出门，仍是告诉我必须亲身上医院给医生看一下。

心瞬间就凉了。我在想，既然如此就算了吧，我的父母是不会送我到那么远的地点就为了让我给谁看一眼然后就马上回来的。他们回家后，我只字不提。

第二天，我的一位伯伯（我的身份证正是托他帮忙办理的）便送来了一份残疾人证申请表，嘱咐我父母哪一天得送我到医院让某位医生瞧一眼，同时带上申请表给医生填写，没想到我的父母并没有推托。

虽然他们没意见，可是据说必须到医院的三楼，并且医院又没有电梯，我妈妈需要非把我抱到三楼不可，一听，不快的感觉填充了我的内心。我一边担心母亲会非常劳累，一边又害怕父母会改变主意，因为我仅仅、仅仅只有这一次出门到镇外去的机会啊！

幸在车驶到了医院门口，爸爸就上去请那一位医生下楼，而他了解了情况并收到了一百元钞票以后，确实答允下楼来到车前对我瞥上一眼，瞥完了就立刻回去；关于我的身体情况，爸爸也许在之前就向他说清了，也可能在之后（先前，我也始终对那位医生会不停地问我会不会什么动作，而我必须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残疾程度一般地说“不会”感到惊慌）。

是的，出了家门的全过程里，我都待在车上。

那天是2011年3月9日，我这一生去了最远的地方的一天！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破旧的车子；没有一寸路是平坦的，我们不是俯仰得像是在坐过山车，便是歪斜得如同在墙面上行走（《盗梦空间》的那些特效镜头在现实中也屡屡可见）；两片车窗外，是数不胜数的商店与寒碜的公告板……所谓的外面的世界，其实丝毫不必身临其中就能够想见，我本身也丝毫没有怀着一点新奇和期待的心情，可是这些，包括我乘坐这一次“过山车”的目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在我的心灵和思想早早地就飞出了这扇大门到好远好远的位置（不单单超出了空间，也超过了时间）的这么许多年之后，我的人也总算跟上了它的脚步！

2011年3月12日20:18:3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