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廊外的蒙蒙细雨，还在那里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我和张大爷静静地坐在门廊里，张大爷紧握着我得手，双眼专注地凝视着斑驳的土墙，半天不说一句话。我们和张大爷与我的家人经过了十多年的朝夕相处和人生浮沉，今天我和张大爷终于要在这儿无奈地分手了。虽然说在这个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真到了这时候，面对着这位四天前刚回到故乡，正沉静于合家团聚的欢喜之中的他，可至今还不知自己以身患绝症，存活期只有一个月的93岁老人，此时的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终于，老人打破了沉默：“年轻人啊，这世界太险恶了，今后遇到坏人、恶人，一定要绕着他们走。你斗不过他们的。”他还是没有看我，就像6年前，在回家的候车室里一样。只是今天，他把我的手握的更紧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返回故乡。对老人来讲，我的故乡在世界的另一端，而交通工具则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工具。为了掩饰不安，他向送我的司机说：“这是我的小孙，他最近吃不好饭哪，家里来客人时，只顾和客人说话，顾不上自己吃饭，总饿着……”老人的这一番话语是那样的婉转又是那样的……

而这次唯一不同的是却是我送他，去到一个更为遥远的人生彼岸。张大爷看出了我此时的心情，笑了笑安慰我说：“过十年再接我回来。”

这时的雨下的更大了。

一

1982年春节过后，一个寒冷的黄昏。我父亲在楼下餐厅吃晚饭。那时，那是一个即经济又实惠的好去处。在弥漫着热气的饭堂里，除了就餐的各色人等，更多的是那些衣衫褴褛、来自各地的上访人员，他们守侯在饭桌四周，等客人一站起，就争先恐后的抢起剩有饭菜的盘子，倒在事先张开的塑料带里。就餐时，我父亲注意到门口站着一个老人。他同样的衣着不整，但脸上好象比别人多了些浮肿，多了些严肃。他也四处环顾着。他也应该饿了，然而，当他的脚向前稍有移动时，又很快缩了回去。因为每当他发现目标，总让那些较为年轻、早以守侯在旁的人捷足先登了。这使父亲感到一种极其的不公平，感到有些愤怒，父亲认为这位老者与众不同，因为在困境中，他仍能保持着最起码的自尊，那就是：别让人讨厌自己。

父亲请他到桌子边坐下，为他要了一斤羊肉饺子。看到上访的人坐到了桌子边，那个端盘子的女服务员简直怒不可遏：“都像你这样，我们还做生意不？”父亲回答：“我付钱了没有？请谁吃，是我的事儿。”那个服务员想想也有道理，把老人又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在端来饺子的同时，还另外又给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汤。也许是热气冲的，老人开始大声咳嗽，并且往旁边的地上吐痰。痰是红色的，几乎一半是血丝。我听到这里不禁一阵心酸，感到了老人的艰辛，我又从老人身上看到了今天社会的……

父亲看了他那几张皱巴巴的上访材料后，才得知他已经来到这儿上访10年之久了，数不清曾经有多少次被收容遣返，在半路跳车，又搭货车回来。上访的理由很简单，他的大儿子有于在一次买菜过程中，犯了一点儿错误，被抓了起来，在审问过程中又被值安人员将右腿打断了，然后说是盗窃后逃跑时撞车而造。从此，他的家人就硬实给扣上了一顶“盗窃未随”的臭帽子。而所谓的盗窃，也仅仅是在菜摊上拿了一捆白菜因和同伴聊天而忘记付钱而以，就这么简单。

老人几乎咳嗽到了气绝的那种地步。父亲问他，这么冷的天，晚上住哪儿？他告诉我的父亲，大部分时间，在车站候车室里过夜。有时被警察驱赶，就在马路边商店的房檐下坐等天亮。父亲不忍在问下去，父亲知道这样的生活处境，对于一位患病老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于是父亲劝他先回老家，等病好了再来。老人一时间不说话了，眼睛看着桌子坚定的摇了摇头。看来，他留到这儿告状的意志十分坚决。父亲又建议他到我家（尽管我家不大，但还勉强容得下一个要求不会太高的上访者），先治病，等病好了就回去，至于上访的事儿由我父亲来替他办理。趁老人还忧豫，父亲就同他走上了回家的路，他对我父亲说：“其实我生活的很好，你不必这样关心我。”快到家时，借着路边微弱的灯光，父亲发现他在研究着周围的一切，用怀疑的目光。

几个月后，医院已经差不多是治好了他的胃炎和急性肺炎。但他的肺气肿几乎是无法治愈的，只能尽可能避免感冒，能保持到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很不错的了，天气已经暖和，在父亲问他什么时候给他卖回去的车票时，他还是摇摇头：“我还是回车站去吧。”最后他和我父亲达成协议：一起去找信仿办公室，在有结果前，他还是住在我家里，因为，父亲实在不忍心他重新回到数月前的那种生活中去。

有一天，他把父亲带到位于兰州东方红广场附近的信仿局，来访接待室，看来他几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很多上访者都惊异的望着他。老人一改以往的病容，穿着整齐的去找办案人员。那位受理的同志首先问明了我父亲的身份，之后就要求我父亲不要管这个老头的事儿，因为这个人“无可理喻，一句话，难缠”。老人也是不依不饶，结果又把局面闹僵了。我父亲只能先把他劝回去，以后我父亲自己一个人来，也许还对问题的解决更有帮助。

我父亲并没有很快的实现对他的承诺，因为当时我父亲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太理想，上访的事儿，只能等到休假期间再说了。

父亲的公休快到了。我父亲向上级申请了400元的经费，因为父亲要成家娶妻了。此后，成家娶妻就成为我父亲的头等大事。父亲不无谦意的对张大爷说：“真的很对不起你，你的事只能往后搁一搁了。”说实在的，张大爷对我父亲的那份工作，一点都不喜欢。尽管如此，每当我父亲半夜起来写工作报表时，他还是会依旧披上棉衣，边咳嗽，边捅开火炉给我父亲煮挂面。

1983年元旦，父亲总算要正式举办婚礼了，在结婚那天，父亲的大哥不知为何没能来。张大爷却因此劝说了我父亲。在结婚那天，父亲没有用过多的装饰来修饰当时的婚礼，只是买了一台录音机。张大爷很高兴，而买了收音机之后父亲却又很后悔，放音时噪音也太大，而且频率极低，影响收听。可张大爷却乐在其中，说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个声音他会睡不着的。

1984年秋，缠绕张大爷10年这久的心结终于要解开了。因为地方委责有关部门要着手调查张大爷儿子的冤案。不久，兰州市城关区的部门领导找到了当时处理这件案情的部门。当来客提出要接老人回家，公开赔礼道歉，并作适当的经济赔偿时，而张大爷却一概拒绝，表示现在道歉已经是毫无意义了，他也不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他说他不会拿自己儿子的腿来卖钱。既然你们已经承认错误了，那就写个文件，盖上公章给我保存就够了。

真想不到，一个仅仅只读了两年私塾的农民，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番郑地有声的话来，难道不让我们这些自命清高而又不甘寂寞，常常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彼此争吵不休的知识分子汗颜吗？

张大爷是一个十分容易情绪化的老人，即使这时他能仰制住自己的心中之痛，但仍然不愿回到那令人蒙羞的伤心之地，更何况支书还是那个支书，他们不会轻易认输。今后日子长了，很难预料又会发生什么事。与其永无休止地冤冤相报，大家生活在仇恨的循环之中，倒不如到此为止。张大爷向在场所有的人宣布：“我不回家，我无家可归。”

二

在父亲的记忆中这位老人是不大愿意细谈他的身事的，但有时也因时间长了，也会从他平时谈话的只言片语中，仍不难缀连出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故事：张大爷小时侯是一个留着辫子小男孩，虽然生活比较艰难，但仍是上了两年私塾。惟独谈的比较多的，则是他一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他的父亲不务正业，吸毒成性，把家中吸的几乎是一贫如洗了，经常就连那地瓜叶粥都喝不上。每逢没钱了，回家后就打老婆或是跪着求老婆，而奶奶不仅不加劝阻，反而是在一旁呐喊助威，有时还帮儿子一道打。对于母亲的早逝，张大爷感慨地说：“我7岁是就成了没娘爱的孩子啦。”后来，奶奶也死了。家中便又添了个继母，继母待他还算是不错，给他娶了个媳妇。说起取媳妇，张大爷的脸上很快就出现了兴奋的笑容：“我从来没有喝过酒，就这为了办喜事，还是临时向别人学的。不简单哪，第一次就喝成了三日清。”顾名思义，大概是三天内，就很快酿成了清澄的酒。对他新取的媳妇，张大爷也挺满意：“他不骂我。”这时，张大爷已经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努力经营那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地里的庄稼就长的就比别人的好。”日子慢慢好过起来，他甚至有能力给继母带来的兄弟取媳妇。张大爷说，在“土改”时，他们家的生活过得比起别人“在以上，不在以下”。为此，在划成分时被划成了中上农。在解放战争中他还参加过支前，后来他的同伴们一部分正式参了军，另一部分则可以回家了，张大爷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在部队里，至少小米饭可以吃饱。可我心里，只想回去和家人分吃那一口地瓜叶。”

张大爷爱自己的家和家人。在慢长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宁可自己不吃，也尽可能的让家人多吃一口。

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大爷的上中农，一下子也就成了富裕中农。而他这个富裕中农，更是难平那些“革命群众”的阶级义愤，因为全村仅有的两个中学生都出自他家，其中一个居然还当上了大对会计。为了使革命的红旗不变颜色，女儿的撤职以在意料之中。接下来的噩梦则是大儿子的残腿，大女儿为了早日离开这块令人心碎的地方，也草率地完成了自己的那番婚事，跟一个从辽宁来的“流浪汉”闯世界去了。家以不成以往的家，面对无助的家人，老人感到歉疚，觉得自己没有当好家长。频临精神崩溃的张大爷，依然决然的走上了上访的不归之路。他说：“走的时候，我就根本没想到要回家”。

三

这个农民，大概自幼就从私塾里得到这样一种认定，那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论职位高低，凡是有文化的人，他几乎都冠以“上等人”的光环。到我家来做客的朋友自不必说，他也喜欢和他们打交道。每次有人来找我或我的父亲时，而我或我的父亲又恰好　不在家时，他一定会笑脸相迎，甚至留他们吃饭。所以父亲的朋友直到今天，还仍忘不了他那小碟中的香喷喷的、肉质粉红的炸鸡褪。由于他平时接触的来客众多，有来自社会各种程次的男女男女，老人看了喜欢，有时趁父亲外出，就自作主张的把那些他认为足以相配的约到家里。他兼厨师和介绍人于一身，略备小酝地谈些题外话。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是不能认同张大爷那种旧思想和旧观念的了，然而来客是尊重老人的，当然也就欣然而去。一次，他私下里问我的一个朋友首次见面的印象时，对方笑了笑：“没有感觉。”张大爷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感觉？可能吗？人长的多好，脸上有肉。”尽管每次他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老人仍乐此不疲，渐渐地他有了更多的朋友，得到了更多的关心。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认识他的，都尊重的叫他张大爷，连父亲的朋友有时也这样称呼他。老人满足了：“我是个谁？我只不过是一个农民而以，都管我叫张大爷。这是什么地方？这就简直是人间的天堂呀！”生活中，张大爷是有他自己的行为准则的。有一次，他外出回来向我父亲要钱，原来他刚去修他的那双鞋，交费事差两角钱，鞋匠就给他免了。父亲故意逗他：“不就是两毛钱吗？还要跑那么多的路去送，值得吗？算了。”张大爷则回答：“那不合适吧，给我吧，给我两毛钱吧。”大爷的神情，简直就象一个顽皮的孩子。有一次家里打扫卫生，我提议把不要的东西全给仍了，他也认为不合适，因为“以所不欲，勿失于人”。有一个晚上，张大爷离奇般地失踪了两个小时。回来后，他告诉我这两个多小时是如何度过的：原来红古二中有一个可坐将近200人的大教室，我以前带他去参观过那里。那天，他散步又走到了那里，看到有很多人向里走，以为里面有热闹可看也就跟了进去。坐下来后，才发现是个学术讲座。他莫名其妙地在那里听了两个小时，直到讲座在掌声中结束。我笑着问他讲的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懂。我埋怨他明知自己听不懂，为什么还不早早出来呢？老人却回答说：“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们都在安静的记笔记，我再弄出些动静来，不太合适啊。”第二天我问了别人，原来那晚是个激烈地辩论会。

1992年春，我们又搬了新家，这里的条件比以前要好一些，面积也扩大了点儿，张大爷也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卧室。然而在临离开那里时，面对他那放在过道里的木板床，张大爷还是难舍难分：“这回离开这儿，怕在也回不来了。”当车辆开始启动，抱着小狗聪聪的张大爷，还仍频频回过头去隔着车窗遥望那里。在这里，他毕竟度过了一生中最安全、得到尊重的10年。

打开新居的房门，老人呆住了，他脱口而出：“天堂什么样？”

四

2002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与父亲相伴了二十多年的张大爷送回了他的老家。

好象这时门廊外的雨慢慢地小了下来，也正是我们该出发赶长途汽车的时候了。临行时，张大爷告诫我：“这世界太险恶了，一定要绕过不好走的路。”又强装笑容，“年轻人你放心吧，我是妖精，不会死的。“这时的他由他的儿媳妇搀扶着，可是老人一定要送我到路口。等走上大路后，我也慢慢地加快了脚下的步伐不敢回头，也不忍去回头。这是一场注定了绝无法挽回可能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死离别。到了丁字路口就要转弯了，这一转弯就在也看不到张大爷了。但是我必须做出生命中最痛苦的决定。猛一回头，只见远处的张大爷还隐隐约约的伫立着。我哭了起来，已经完全顾不得路人的好奇了。

4月25日的中午，忽然间响起了那带有不祥的电话铃声，传来噩耗，张大爷在一小时前走了。他走的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给他换衣服时，身上干干净净的，没有留下一丝污渍。就在头一天，他还坚持拄着拐杖上茅房，而拒绝使用放在他炕边的便盆。他儿子又安慰我父亲说，老人死前，除了感到胸闷，并无晚期肝癌患者常见的那种剧痛。然而实际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前两天，我和老人通电话时，他安慰我说他很好，叫我放心。在我一再询问之下，他知道瞒不下去了，才说：“年轻人啊，我已经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就连骨头缝子都痛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自尊就是绝不允许自己给任何人添麻烦，即使知道自己快要死去，即使面对的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在一阵悲痛之后，我骤然感到一种近来少有的平静。两个月来，我一直不忍面对这套他曾生活过的房屋。在这里到处都留下了他生息、经营过的痕迹，耳边总是回响着他病痛的呻呤。我多么希望能分担哪怕是一部分他的痛苦，然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已经彻底的从人生的苦难和病痛中走了出来，带着他监守了一生的自尊，无憾的走向了宇宙的另一端的未知世界，去享受他应得的那一份和平，那一份尊严。

张大爷走了，无怨无悔。给我们这些活着得人们，留下的确实沉重，是思考。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他本身的尊严。这是一笔不可代替的财富，他属于每一个人，属于善于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人。然而，有多少人在物质财富和权利的角逐中迷失了自己。也许他们胜利过，也许他们也发出过炫目的光耀，然而他们之中大多数的人付出了太大太重的代价，在价值取舍上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因为所有这些金钱、权利和胜利，最终又不得不被自然的规律所强行剥夺，在生死交替的那一瞬间，他会发现自己一贫如洗，尽管拥有最豪华的朱门豪宅，他仍会痛切地看到自己以无家可归，因为他以失去了生命的最终归宿：那与生俱来的人的尊严。这时在要找回他，是否以为时太晚？是悔？是恨？从来没人来得及回答。

写到这里，我不禁面对墙上微笑着的老人的照片，默默地说：“张大爷，你是值得羡慕的。尽管你是一个平凡的人，可你从来没有迷失自己。你回家了，你是一个有家的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