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我从未意识到母亲信奉佛教。她是城里人，祖上曾是大户，过着使奴唤婢的奢华生活，后来家道衰落了，到外祖父手上时，已经只能靠一片小商店养家活口了。母亲从小就聪明伶利，——她现在还时常唠叨，她只上过两年小学，十四岁那年却参加过民国时期的师范招生考试，并被录取了。遗憾的是，当时的家境只能支持舅舅一人读书，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含着泪把入学通知书撕了。从此，她就和姨妈继续在纺车前熬过宝贵的青春时光，然后通过亲戚介绍，分别下嫁到了农村。

我父亲府上世代都是农民，族谱上鲜有发达显贵者。我爷爷终身勤谨，在攒下了十来亩水田后，刚好遇上了解放，把数十年的辛劳换了一顶下中农的帽子，没过多少年，他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次大饥荒中活活地饿死了——那时，我还没出生呢。他是很吝啬的，一生中只做了一件大方事，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个儿子都读完了高中，使他们后来都吃上了公家饭——伯父进了上海一家大工厂，叔父当了县粮食直属库的干部，父亲呢？先做了一段时间农会秘书，然后就做了公社供销社的会计，一直到退休。当然，按惯例，我唯一的姑妈只能早早地出了嫁。

母亲下嫁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当时我奶奶还在，据说，她是一位具有顽固封建思想的快嘴女人。她的这一禀性没让母亲少受委屈，也给她自己招来了一场灾难。六八年，她在家里饿得受不了，去我叔父单位上住了一段时间；回来时，我叔父送给她七斤粮票和三块多钱，半道上，她忍不住地向路人夸耀她一时的富有；显然，她为自己找到的是一个或者几个饿疯了的听众，于是，他或者他们就把她打死在山沟里，抢走了那两样她引以为骄傲的东西——七斤粮票和三块多钱。这段往事，我只听父亲和叔父说起过一次，就记住了。

此后，我爷爷也死了，叔父一家也分开住了，从此，母亲就带着哥哥和刚出生不久的我，独自在村里撑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的农民全靠在生产队里捞工分生活；捞得多，就可以多分一点粮食和其它食物、棉花；捞得少，就分得少，虽然还可以得到一点额外的“照顾”，却是很被人瞧不起的。我父亲一直在邻近公社工作，每月回家一次，带回家的钱只够买少量奢侈品，如红糖、猪肉、猪油和其它一般农村家庭难得见到的副食品——这不能怪他，因为那时候，“一鸡罩就可以罩住三个干部”——我们母子三人的基本生活还得在生产队里捞，或者坐着等照顾吃。母亲是好强的，绝不肯吃“照顾”，于是，她就把自己掰成三个人用：一个，是生产队里的妇女劳力，一个，是照顾两个儿子的保姆，一个，是做着纺麻线副业的小工。搜寻小时候对母亲的印象，所得到的最多的是：清晨，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母亲已经上工去了；从田里回来时，母亲身上总是挽齐肘弯的衣袖和泥水湿齐大腿的蓝灰布长裤；夏天，她总是先跑到屋后的池塘边，把长裤脱下，洗干净后晾在铁丝上，再急匆匆地跑进厨房，做一家三口的饭菜；春秋两季呢？湿衣服就那幺裹在身上，直到晚上收工；终于到了晚上，在把所有的杂事全部处理完后，母亲就安安静静地在纺车前坐下来，摇啊摇地，一直摇到我睡着了，有时半夜醒来，我发现母亲还在摇着——纺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就是我童年的催眠曲。

最难的是打米。那时一个乡统共才三、四个打米厂，其中最近的离我家也有八九里路。每过一段时间，母亲就会捡一个晴朗的黑清早，挑着满满的一担谷子去打米厂，然后把满满的一担米糠挑回来，赶着去上早工。成年后，我曾经代替母亲去过一次，就怕了。母亲却似乎从来没畏过难，更没叫过苦，因为她当时心里想得最多的只有一件事：怎样才能把两个儿子带大呢？

我哥哥从小就多病多灾。有一次，母亲照常把刚满二岁的我交给刚满八岁的哥哥照管，自己上工去了。午休时，她心急火燎地跑回家，却只看见我独自站在屋后哭。她大声问我哥哥到哪儿去了，显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叙述我所看到的情景，但是，母亲很快就嗅出了灾难的气息，迅速向池塘跑去。她刚好看到了还在水中挣扎着的大儿子，便不假思索地跳了下去。她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她自己也不会洇水，因此，在她跳下去后，哥哥一人在塘里的挣扎变成了母子两人在塘里的挣扎。幸好，她在慌乱中拽住了一根柳枝——这是一根横斜在塘面上的老柳树的枝条，于是，母子俩得救了。事后，母亲是如此虔诚地感激她当时抓到的那根枝条，以致三十多年后当我父亲要把那根柳树砍掉作烧材时，母亲竟象疯了似的和父亲大吵了一顿，结果，父亲不得不作出让步，让它继续在塘边生长着，直到现在。

体弱，就难免受人欺侮。不单我哥是这样，我们整个家也是如此。现代人怀念往昔的田园生活，其实，——至少在我看来，当时的农村并没那幺多软绵绵的诗情画意，尤其是在阶级斗争观念渗透到人们的血脉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简化为一种简单的如何斗争与如何妥协的关系——这有点象基督教义。我家是下中家，在队里还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排在前面，单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受斗争的事还轮不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是干部家属，而且我母亲是城里人，难免还带有城里人的生活习气——比如爱干净；那时无论怎幺忙，母亲也会把整个家园收拾得干干净净——更重要的是，我们家人少且缺乏足够的蛮力：——我父亲年轻时一直是被人叫着江妈的，可见他的性格是多幺文明或者柔弱——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比那两户地主富农更多的批斗。邻居的鸡发了瘟，疑是我母亲下的毒；张三家的菜园被猪糟蹋了，一定是我家有意把猪赶进去的；我家禾场上的树，看中的人就会把它当祖业砍回去。总之，在乡亲们眼中，一切坏事似乎均出自我们这个贫弱的家庭，象在美英联盟眼中，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均在伊拉克一样。有一次，生产队的一袋种谷被盗，住在本队的大队支部书记便认定是母亲偷走了——偷到哪儿去了呢？又查不出来——亲自主持召开全队大会，要斗母亲的争。母亲是刚烈的，气极之下，不顾一切地从地上抓起一把扬叉就朝书记头上打，书记见势不妙，撤腿就跑，母亲就追，一直在队屋禾场里追了三个圈，眼见得实在追不上了，方肯罢休。从此，母亲落下了一个令人敬畏的绰号——牛脑壳。

牛的脑壳是坚硬的，且长得有锐利的角，但据我所知，牛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动物——勤劳，从不主动攻击，一旦发威，却决不畏葸不前。母亲一直就是这样，所以，别人不无恶意地送她的那个绰号，反而无意间生动地表彰了母亲的美德。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她是非常和善慈爱的，无论自己多幺困难，从不拒绝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过去，乡村总是游荡着太多的叫化子、卖卦算命的残疾人，母亲从来没让其中的任何一位打过空转身；个别情况下，家里的米缸空了，母亲竟会塞给对方一个鸡蛋或者一快饼——那时候，这些东西是多幺宝贵啊！

作为普通农村妇女，母亲关注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两个儿子，如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她老是担心“怎样才能把两个儿子带大呢”。但是，母亲从不把这种担心写在脸上，或者挂在嘴上，而是融入辛勤的劳作与无言的教诲之中。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兄弟俩虽然很小就下田了，却从来没有感觉劳动辛苦，反面在诚实的集体劳动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并逐步健康成长起来。我们身上刻印着太多母亲的痕迹——比如上进，比如勤劳，比如节俭，比如正直，比如善良，比如刚烈，比如对人和对集体的热情……还有对自然的尊敬，我们就带着这些痕迹走上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向成功，走向——失败。

迄今为止，我们所遭受的最大失败是下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兄弟俩联袂停薪留薪，一起经商，最初赚了一些钱，但很快就一败涂地了。此后，我哥哥一家继续留在市场里挣扎着，我带着一度随我下海的妻子（她也是教师）重返学校，被我们请出去帮忙的父亲则回到了留守农村的母亲身边，我们几乎同时面临另外一种冲击——一次巨大失败对家庭的冲击。

我们家庭的主干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显然带着太多的那个时代的家庭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自觉地受到潮流的影响，逐渐把所有个人兴趣都集中到谋求家庭的富贵荣华上来，梦醒之后，所有过去一直被掩盖着的矛盾都充分地暴露，并且被躁动的心灵无限地扩大了，我们父子兄弟之间很快就陷入了相互猜忌、相互轻视、相互埋怨、相互指责以致相互远离的分裂处境。在那段可怕的时间里，我时常在和妻子吵过后回老家打个转，本想清静清静，结果，不是遇到父母老两口吵架，就是听母亲唠叨哥哥两口子闹离婚的消息。一段时间之后，家庭内部斗争带来了另外的严重后果：两个孩子的学习退步了。女儿的情况稍好一些，只是变得骄傲起来了——这一点象我，越挫越傲。侄儿呢？还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比如打电游、打群架之类。在这种情况下，我体验到更深刻的危机。在经历过残酷的市场竞争后，我大体上已经把发财这件事看透了，但我知道，我承受不起即将面临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失败——做人的失败，我因此而感到极度的恐慌。

与此同时，我在学校里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利了。现在学校的领导大多是我过去的下属，甚至是学生，因此，我最初抱着这样一种幻想：我可以先只挂一个支部书记的虚衔，然后再谋求官复原职——重新做校长。我这样想并非全无理由，因为我认为，我过去是一个人才，在经过市场洗礼后，理所当然地更是一个人才了。可是，我的学校显然已经容不下这个人才了，于是，我被直接推回到讲台上，——正如教育局某位领导在和我谈话时所说的，从零开始。

我也是倔强的，因此，我打定主意不再开始，让自己一直保持眼前的状态——做一名普通教师。做普通教师可能更合我的心意，因为可以乘此机会沉下心来，重新学习学习，甚至把青少年时期对文学的爱好捡起来呢。此时，我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身上太多的局限，我想，也许搞创作才是唯一真正适合我的事情吧。我就这样把过去轻易抛弃现在却再也得不到的东西当酸葡萄处理了。

但是，我还是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之中。在学校，我不可避免地见识着现任领导们肆无忌惮的腐败与张狂，却只能保持沉默，因为现任领导们手里有了另外一根大棒——下岗。对这件新式武器，我一方面是如此的不屑，一方面却深深地害怕着。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女儿已经认识到了骄傲的危害，学习得更踏实了，在我返校后第二年就考入了县一中，这使我明确地意识到，我必须凭着手头这份收入菲薄的工作做好供她上大学的准备，——人，总是要在困境中才能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于是，我深深地感到了愤怒与无奈。有时，我毫不自觉——或者不可避免地把这种情绪带到了家里，使我们夫妻之间正在熊熊燃烧的怒火得到一份份额外的能源。于是，我们很快就闹到了要离婚的程度，我开始更多地逃入酗酒与酒醉后的狂暴之中。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注意到了母亲信奉佛教。一个周未的上午，我回到老家，发现母亲特别高兴，稍后才从她的唠叨中得知，二十多年前，她曾经向菩萨许下香愿，请菩萨保佑她的两个儿子健康成长，一向忘了，近段时间才想起来，昨天专程去娘娘庙还了愿的。再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家里的中堂上多了一座神龛，供着观世音磁像，却很少遇到母亲烧香。也许，她还部分地保留着过去时代对神佛的见解，因而在寻求神佛安慰的同时又感到有些尴尬吧。

这两件事当时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震动。一年后的某一天，母亲来学校给我做生日，顺便提起她想参加邻近村组的基督教活动的事。直到此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母亲原来一直在苦苦地寻求着可以使整个家庭平安和睦的力量，我估计，她可能感到菩萨没有带给她所需要的，便把目光投注到逐渐伸展到了农村的基督教身上。对她老人家的这种想法，我无法驳斥，只是谨慎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把参加组里的活动改为参加镇上合法教堂的活动。

数天后，母亲又做了一件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把她供奉了多年的观世音磁像送到我家里来了。显然，她已经决定了改信基督教，又怕得罪菩萨，我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意，便和妻子把磁像接受下来，供在了办公桌上。其实，早在当年做期货时，我就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研究佛家哲学和道家哲学了，只是当时仅仅把它当成了一种可以用来赚钱的智能；这其实是一种发昏的想法，因为宗教哲学原本就是要让人远离金钱和金钱所带来的烦恼的。现在呢，我从母亲身上悟到，宗教哲学可能潜藏着比现代哲学更高的智能——人生的智能。于是，我开始用新的眼光研究起宗教哲学来。我原先就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后来，我发现母亲手头多了一本市面上难得见到的《圣经》——这是镇上的礼拜堂发给她的；现在，她每周上一次礼拜堂，回到家里，每天翻一两页《圣经》；她时常对我说，只要把这本书看完了，老虎屁股都摸得——便时常利用节假日回家去看。很快地，我就看到了各种宗教哲学间的区别，再过一段时间，我又找到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无论何种宗教，都是以使我们快乐为目的的。于是，我得到了一种更宽广、更深邃、更客观、更沉静的目光、和包容的胸怀，看穿了过去的种种执着是多幺荒谬。于是，我的心完全从失败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真正地平静了，使我能够沉溺于我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之中。

一段时间之后，我妻子首先发现了我家的一个新的变化：母亲一扫忧心忡忡的愁颜，脸上时时挂着灿烂的微笑，而我呢？性情也改了许多，——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并无多大改善，反而因供女儿在北京上大学而显得更拮据了些——紧接着，我们全家，包括我远在他乡开着小商店的哥哥一家，都惊喜地发现了这一变化，因而都变得沉静、乐观起来。

这一切是怎幺形成的呢？实在难以说清。我们只知道，我们之间现在仍有争吵，但是，这种争吵已经不再能威胁到我们家庭的团结与和睦，因为在争吵中，我们已经不再感到恐慌——恐慌总是赋予我们更强的攻击性与防御性，一种使人心变得丑陋且相互远离的根性——由此可以肯定，我们整个家庭得救了，就象当年母亲和哥哥在水塘里得救一样。也许，这是源自宗教的力量吧，——现在，我仍不信奉任何宗教；在经历怀疑主义浪潮洗礼之后，我无法如母亲般相信神的存在，相对而言，我更信赖哲学，与此同时，我信奉我的母亲——母亲就是我的宗教。

本文已被编辑[chen红叶]于2007-6-25 13:41:53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