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天前，一位网民在子归原创文学网发了一份题名为《论暴民主义的危害》的帖子，闪烁其辞地把国内最近发生的包括瓮安县6•28事件在内的一些或群体或个体的暴力事件与源自法国的暴民主义论调联系起来，暗示现代中国存在暴民主义或者暴民主义倾向。仔细研读便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看似逻辑严谨，实则不堪一驳，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暴民，更不存在暴民主义。

众所周知，暴民这个词源自阶级对立，即源自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其主体直接指向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漫长的历史中，这几种阶级在不堪忍受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的条件下逐步走向暴力革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暴民，则是那些已经灭亡或者正在灭亡的统治阶级对这种进步力量的蔑称。换言之，它所表现的正是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对这种进步力量的对立意识。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换言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理论上来讲，根本不存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对立意识，也就不允许存在暴民这一表现严重的阶级对立的蔑称。实际上，那些真心实意地维护国家与人民的一致性的共[chan*]党的领导干部，不仅从未使用过暴民这一蔑称，反而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与人民公仆把人民群众置于对立的地位。比如6•28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清醒地指出，“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不可否认，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暴力事件，而且，随着经济的繁荣似乎呈现出一种步步升级的趋势。但是，这是否说明随着历史的演进，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民客观上已经产生了与政府的对立意识，即暴民主义意识呢？

《论暴民主义的危害》的作者据以立论的，主要是瓮安县6•28事件，而6•28事件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一个花季少女无缘无故地死了，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必定会感到悲痛，并想到向负责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安部门寻求解释，在得不到满意的解释的时候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其本身并不构成对社会的危害。然而，一场旨在表达公民正当诉求的游行示威活动何以会转化为一场破坏性极大的暴力事件呢？

在贵州省委召开的瓮安县“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ym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石宗源说，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我相信，只要是对目前社会现实保持适度关注的人，必定会清楚地感到，石宗源这段话不仅道出了瓮安县真实的社会状况，而且确实抓住了“6•28”事件的本质。“6•28”事件的本质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贪腐势力和黑恶势力与为表达正当诉求的人民群众等三种力量的媾合。媾合，表面上看似乎是偶然的，细加分析，便不难看出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众所周知，所谓黑恶势力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少数社会渣滓与政府内部的贪腐势力结合的产物；无贪腐势力，则只有单个的犯罪人，有贪腐势力的参与与滋长，单个的犯罪人才能聚集成为雄霸一方的黑恶势力；简言之，社会黑恶势力的根源是政府内部的贪腐势力。所以，“6•28”事件所凸现的实际上是广大人民群众与造就黑恶势力的贪腐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而非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换言之，人民群众置于对立地位的不是人民政府，而是政府内部的贪腐势力。因此，如果说确实存在暴怒的人民群众的话，那么，它所指向的也不是人民政府，而是贪腐势力。人民群众与贪腐势力相斗，被黑恶势力利用，殃及人民政府，这才是“6•28”事件的实质。

如前所述，贪腐势力当然是寄生于人民政府内部的。但是，贪腐势力是否人民政府当然的代表呢？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主[xi]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和人民政府与贪腐势力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置如此明显的事实于不顾，把政府与贪腐势力、贪腐势力与黑恶势力、人民群众与黑恶势力混同一气，进而抛出所谓的“暴民主义”论调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所共同反对的，正是政府内部的贪腐势力与根源于贪腐势力的社会黑恶势力，而这两股邪恶势力和他们的代言者们呢？他们感到了巨大的恐慌，因而非常乐于看到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人民群众与人民政府的对立。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别无它法，唯有混淆视听。这一点，在《论暴民主义的危害》里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文章里，作者宣称暴民主义并非他本人的发明，而是来自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自我反思。并断言：“当固有秩序在一夜之间被打破，无所适从的平民们忽然觉得自己的宣泄找不到适当的出路，从而把发起这场革命的丹东、罗博斯庇尔都推上了断头台，然后开始了残酷的相互屠杀。而所谓的暴民主义是以流血为代价，最终的归宿同样是流血。”

熟知文中所涉及的史实的人必定清楚地知道，法国大革命总体上来讲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而丹东•罗博斯庇尔所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他所领导的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打败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势力，随后，由于条件并不成熟，他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又被代表大产业主阶级的吉伦特派所推翻。由此可见，《论暴民主义的危害》所提到的所谓反思并不是失败后的法国无产阶级的反思，而是暂时胜利后的资产阶级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歪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把丹东•罗博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并非无所适从的平民，而是坚定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因此，这种所谓的反思毋宁说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污蔑与咒诅。

污蔑与咒诅当然不可能改变事实。值得警惕的是，任何一种从“毒妇”的舌头散播出来的“瘟疫”都不可能不发生实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显然正是政府贪腐势力和社会黑恶势力这两股邪恶势力所希望的。因为它必将加深人民群众与人民政府之间的误解与对立。人民与人民政府本不对立，“暴民主义”的论调将误导人民与人民政府的对立，进而让政府贪腐势力与社会黑恶势力得利，这就是“暴民主义”论调的险恶之所在。

2008年7月11日于罗家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