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汉，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爱哲学的。但是，在俄罗斯杰出小说家安东•契诃夫（1860——1904）笔下却出现了一个特例——爱哲学的懒汉安德列•叶菲梅奇。

安德列是一所距铁路两百俄里的县城医院的医师。在他接掌医院的时候，这所医院的“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过迹。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支也没有”，而他的前任，一个老医师不仅纵容“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还亲自偷卖医院里的酒精，并“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据此，叶菲梅奇断定这是一个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的机构。但是，他认为，“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都会转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便变成黑土一样。”于是，在接掌医院的管理大权后，除了替医院购置装满了两只柜子的医疗器械之外，他容忍医院里的一切坏事、丑事照旧。他本人最初还比较勤快，每天接诊三、四十个病人。可日子一长，他认定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人是注定了要死的，而痛苦呢，反而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更重要的是，病人生点病其实没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原本就没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于是，他很快就对份内的工作也心灰意懒了。

当然，偶尔安德列还会到医院里去替病人诊一下病，而所谓诊病，也不过是随便问几句话，发点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之类的药品，从不动手术。但是，这种欺骗病人——对，安德列知道这是欺骗病人的事，很快就让他烦了。于是，在随便看过五、六个病人之后，他便把位置让给信教的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让他一边要病人向上帝祈祷一边替病人开处方，然后到他的私人诊所里去买药。

一回到家里，安德列就开始看书。他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他总在书桌上放上一小瓶酒、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然后一边咬着腌黄瓜或者盐渍苹果下酒，一边看书，悠哉游哉地等着他的厨娘给他开饭。他有一位朋友——邮政局长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阿韦良内奇是一个容不别人尤其是手下和顾客和他争辩的人。一旦遇上那种情况，他就会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但是，他认定安德列是一个智慧和高尚的人。所以，他很愿意经常在傍晚时分来到安德列家里，一边喝着安德列的厨娘替他们端来的啤酒，一边听安德列讲生活是恼人的牢笼，唯有找一个喜欢归纳与分析的人在一起，“说一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之类智慧的话语，然后再谈一谈过去是多么美好之类的话题。他总是对安德列说：完全对。我同意。于是，安德列虽然并不觉得他是最理想的谈话对象，也很愿意和他一起消磨掉整个黄昏。更深人静，安德列偶尔会想起医学和医院方面的事，认识到“我不正直。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也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中的一小部分，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要怪也只能怪时代，不能怪他。这样一想，第二天他又可以照常继续他悠哉游哉的懒汉生活了。

一年春天的某个黄昏，安德列偶然走进了医院的一个特殊病房——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里关着五个疯子，其中害着被虐狂的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出身贵族。他父亲是一个贪官，被捕后死在监狱里。其时伊万还是一个大学生，父亲每月给他寄六、七十个卢布，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穷”。父亲死后，他忍饥挨饿替别人抄写文书、教家馆，挣钱养活母亲。不久，他缀学回到老家所在的县城谋了一份教员的职使，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法院的民事执事吏。他性情激烈，老是把话题扯到一件事上：“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暗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粗鄙的放荡与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挨饿；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公正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很孤僻，经常一个人躲在家里抓起随便什么书贪婪地看。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两个警察押着一个犯人在行走，便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被抓起来，被警察押着在街上走。后来，城郊山沟里发现了两具死尸，伊万总担心别人会把他当疑犯抓起来，便躲进房东的地窑。恰好两个翻修炉灶的工人来到房东家里，伊万知道他们是工人，但是，恐惧告诉他他们是警察假扮的。于是，他帽子也没戴就从房东家里飞跑出来。他感到“全世界的暴力合在一起，正在追他”。最后他被人们送进医院，再过不久，又由安德列•叶菲梅奇下命令关进了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里的生活如何？单讲一讲唯一的看守尼基奇就可以想象了。尼基奇是一个退伍兵，在人间万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人的安份守已。因此，他相信对人是非打不可的；“要是不打人，这个地方就要乱了”。因此，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暴打那五个疯子，“毫不顾惜自己的拳头”。不能说他的拳头没有份量，但是，那些疯子是否就完全如他所愿，全部变得安份守已了呢？

疯子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所以，在和伊万谈过一番话并受到伊万的猛烈抨击之后，安德列反而感到他终于找到了唯一配和他谈话的智者。从此，他经常独自跑到肮脏的第六病室里去，坐在伊万的床沿上，和伊万辩论种种高尚的哲学问题。伊万渴望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他则劝伊万接受并理解现实。在他看来，“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因此，伊万应该充分运用他的智慧，把第六病室和监狱、把监狱和县城、把这样或那样的生活都看着是相同而没有差别的，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免受外界的困扰，保持心灵的平静，就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幸福了。伊万当然不吃他这一套，于是，安德列受到了更强烈的吸引，更频繁地跑到第六病室里来。他不知道，他周围的人们已经通过他这一行为把他看成了一个“不稳当的人”，进而甚至把他看成了一个疯子。

疯子当然不应该继续掌管医院。于是，县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安德烈进行了智力测试，然后由邮政局长阿韦良内奇出面劝诱安德烈向县里递交了辞呈。随后，出于友情，阿韦良内奇又主动陪安德烈到莫斯科等地旅游，散心。在华沙，阿韦良内奇赌博输了，向安德烈借了五百卢布。于是，一向积蓄并不多的安德烈变成了穷光蛋，回到县城后又被迫从医院里搬出来，租用一间简陋狭小的民房住下来，阿韦良内奇借的钱又老是不还，他只好靠赊帐艰难度日。他不再看书，满脑子都是浅薄思想，心里时时感到愤愤不平。他试图说服自己，“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灭”。然而，这一次，这些高尚的哲学思想对他再也不能发挥作用。一天，现在接替他的位置掌管医院的霍博托夫医师和阿韦良内奇凑巧同时来看他，一个劝他服用溴化碘药水，一个说安德烈不仅会复员，还准备替他说一门亲事。于是，安德烈感到久积心头的一股水锈终于忍不住地冒了出来。他大骂两人庸俗，然后请他们出去。事隔数天，霍博托夫就以请他去会诊为借口把他骗进第六病室，关了起来。

作为一名被关押的疯子，而不是作为一个找疯子讨论高尚的哲学问题的医生，安德烈感到被生活粗暴地碰了一下，精神马上就受不了了。当天晚上，他看着窗外的月亮，极力对自己说：月亮和监狱并没有什么蹊跷的……人间万物早晚会腐烂，化成黏土。但是，他满心恐惧。他想不明白，“小人物既然不满意现实，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他想出门去散散步，尼基达马上把他暴打了一顿。于是，他终于完全看清了第六病室的生活，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正直的良心其实“跟尼基达同样无情而粗暴”；用伊万的话说，他看清了自己，为自己害怕起来。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博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但是，“他的胸膛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的指挥”。最后，他终于什么也不在意了。因为没过多久他就中风死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安德烈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地道的懒汉，但是，从医学角度看，他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在别人把他当疯子的时候，他其实只是暂时情绪失控而已。那么，一个正常的懒汉怎么可能被人当疯子关进第六病室呢？在旅行归来后那段日子里，安德烈曾经思考过一般俄罗斯懒汉的结局：悠哉游哉地在原来的职位上干到退休，然后一律领上养老金，直到死的那一天为止。因为“当代的正义恰好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都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而是根据一般不论什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顺便提一句，他所提到的一般服务，实际上就是他一直在做的那种服务——在欺骗中混时间。）由此可见，那个社会是完全能够容忍地道的懒汉的。那么，为什么别人可以，而安德烈却不得不暴死在第六病室呢？

安德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爱哲学，而他所爱的哲学实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肯定人的唯一归宿就是死亡，因此，人活着的时候所面对的一切对人来说都是没有差别的，相应地，人的一切作为，包括工作，包括分辩是非，包括维护正义，包括追求理想都是没有意义的。很明显，这种哲学的最大功效在于，它能让懒汉对一切丑陋、暴力和痛苦视而不见，进而心安理得、悠哉游哉地做他的懒汉。但是，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哲学也潜藏着这样一个祸根，那就是信奉这种哲学的人往往都会表现出一种愚蠢的孤傲与清高，从而使自己变成一个软弱无力的孤家寡人。小说中的安德烈也是这样。因为爱哲学，他已经年龄不小了，却一直没结婚生子；因为爱哲学，他离群索居，不和城里一般所谓正派人一起吃喝玩乐，嫖赌逍遥，反而天天关着门看书；因为爱哲学，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只能把一个心胸狭隘爱占便宜的邮政局长当知已；更重要的是，因为爱哲学，他从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运用社会赋予的权利清除他所处的环境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之，因为爱哲学，他无法让自己避免这样一种可悲的宿命，即陷入一个无法挣脱的“魔圈”——纵容丑恶，丑恶只会变得更丑恶，并反过头来，吞噬那些既疏离于丑恶而又不敢反抗丑恶的懒汉。换言之，因为爱哲学，他只有一条出路，即为他爱的哲学所愚弄，而死。

综上所述，在安东•契诃夫看来，安德烈的悲剧的根源不在他是一个懒汉，而在他是一个爱适宜于懒汉的哲学的懒汉。而我们呢？我们至少可以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在一个可以容忍一切假、丑、恶而不能容忍任何疏离与叛逆的社会里，为个人苟延残喘计，我们可以做一个地道的懒汉，尽管在做懒汉的时候时常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我们不可以爱哲学，尤其不可爱那种适宜懒汉的哲学，因为那种哲学不仅会更快地将我们引向灭亡，而且，死后还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我们送葬。

2008年7月24日于罗家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