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之所以选择做老师，完全出自最切实的需要。我出生在农村，五岁开始给生产队放牛，八岁开始下田插秧、割稻、扯棉梗。我深深地懂得做农民的艰苦与贫困。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获得了脱掉草鞋穿皮鞋的强烈愿望。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除了当兵，就是考大学。当兵，当然是我的首选，因为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做英雄。可是，74年我哥哥当了兵，最初，全家都庆幸他从此穿上了皮鞋（顺便说一句，他当的是海军，当时的确穿上了皮鞋），但是，直到81年退伍顶父亲的班，他才真正地脱掉了草鞋。这件事无疑给了我一个警告：当兵并非保险的出路。于是，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上大学。

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那一年，我刚好初中毕业。此前，我几乎放弃了我的理想。那时候，上大学是由生产大队推荐的，而所谓推荐呢？除了根子要红之外，顶重要的是家里要有人掌权。我家的根子没什么特别不红的地方，因此，我哥哥原来也曾寄希望于推荐上大学。但是，在他高中毕业后的那段日子里，尽管舍了命地在生产队里图表现，连续三年的推荐指标却一直与他无缘，他是在上大学无望的情况之下才去当兵的。当时我还小，但是我已经明白了，除了做农民，我其实已经没了选择。我母亲显然也是这样看的。她从未督促过我读书。她说，她之所以送我上学，仅仅是为了让我把身架子晾大些，以便将来做工时少吃些苦。于是，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边在生产队里做工，一边去学校考零分。考零分在当时是一种时尚，我并未因此感到不安，反而玩得悠哉游哉。殊不知，时尚会过去，而考零分的时尚过去之后呢？

经过两年时间的顽强拼搏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拿到了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当时的体制下，这意味着我将得偿所愿，脱掉草鞋穿皮鞋。但是，我明白这不是我想要的。在所有吃公家饭的人当中，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老师。我舅舅也是老师，而且还是大学老师。有一年他在我家住了三十来天，每天都捧着一本书傻乎乎地看，从未下过田，当然，也完全不懂摸鱼捉虾。那一次他走的时候，天正下着飘泼大雨，他不得不把裤脚卷到大腿上。我看着他那两条又细又白的麻腿杆子，颤威威的，在泥地里一溜一滑，我心里就充满了怜悯与蔑视。我还听过其他人对老师的议论。比方说，老师都很抠门；比方说，老师都很胆小；比方说，老师又蠢又罗索……等等。所以，我压根儿没想过我自己也会做老师。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海军军事学院，第二志愿是航运专科学校。我想复读。我相信，只要再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能考上海军军事学院。但是，我父亲骂了我一句捡到肉包子不晓得喜，然后给我讲了一个道理：我复读一年，我母亲就要多吃一年苦。我是跟着母亲一年又一年吃着苦长大的，我深深地懂得这一年苦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明白了我可以不管复读后能否再次考上的风险，但是，我不能让我母亲为我再多吃一年苦，我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终生做一名老师。

有证据表明，人与自己的命运似乎天生就是仇敌，只要一照面，就非得打它个落花流水不可。我也是这样，从进那所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或明或暗地在跟做老师的命运较着劲。我进的是化学科，却偏好文学、历史、哲学；学校限制外出，我就经常爬围墙；老师要我们讲文明，我就勤练武功，并逮住机会帮别人狠狠地打了两架……总而言之，我似乎在成心和我的铁饭碗作对。最终，我以险些拿不到毕业证的成绩走出师专高大的校门，然后走进了另外一扇农村中学低矮的校门，其时，内心的沮丧是可以想见的，当然，从这扇低矮的校门里走出去的愿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烈。

机会终于来了。93年我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放弃刚刚到手的乡镇联校校长职位，办好了停薪留职手续。回首往事，当初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表面的理由似乎很复杂，而根本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钱。当时老师的待遇很低。我做联校长的那所学校有一位从教四十年的退休老师，身患多种疾病，却又不敢住院治疗，因为那时住院医疗费只能报百分之六十，甚至更低，剩余的得自己掏腰包，没办法，他只好看门诊。门诊医疗费的报销额度更低，我记得好象是每位老师每年报几十块钱，没办法，他只好缩衣节食。缩节到什么程度？校长，有时候实在是太想吃肉了，就跑到街上称二两、三两，顶多斗斤，过过瘾。每次到学校来报销医疗费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可怜兮兮地对我说。他的遭遇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当时我已经是联校长了，虽然不敢搞贪污受贿之类的坏事，但是，每天陪吃陪喝的，日子当然不至于过得像他那样凄惨。但是，我的孩子、老婆呢？还有我吃了一辈子苦的父亲、母亲呢？所有这些想法都成了我下海经商的强劲动力。

有动力当然比没动力好，但是，过强的动力往往使人变得急功近利，而急功近利通常总会使人步入赌博的岐途。到95年，我已经在现货市场赚了一些钱。但是，我也看到了、并因此奢望在更短的时间里赚更多的钱。于是，我很快就放弃现货贸易，步入了期货市场。期货市场对投机商来说其实就是合法的赌场。而我呢？我自身的全部优势与劣势都在这时暴露出来。我长于预测，可以把每波行情的幅度与时间都掐得很准，但是，我既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又缺乏那种孤注一掷听天由命的狠气——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我一直是很佩服那些暴富的流氓恶棍和贪官污吏的，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那种能罔顾自己与家人的生死的狠气，而我，只有在帮别人打架时才能达到那种境界。于是，我很快就一败涂地。此后，在继续苦苦地熬了三年之后，我不得不扛起空空的行囊，重新回到我一直想永远离开的校园。

校园已非昔日的校园。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概括我所感受到的区别的话，那么，我所能想到的就只有一句话：过去，校长是龟儿子；现在，老师是龟孙子。我现在工作的学校还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那所乡镇学校——公办学校。过去，我清楚地记得，几乎每周都有老师在校园里或者会议室里争吵；校园维修、设备添置、公用经费使用、奖金发放、教学理念、学生管理……所有这一切，都是老师和老师、老师和校长争吵的主题。有一年放暑假前的最后一次教职工大会上，在清帐小组公布清帐结果之后，一位中年老师突然站起来，说他时常在我家倒出来的垃圾中发现了白沙烟盒，而他很清楚，我一向是抽芙蓉烟的。他请老师们认真分析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其实，这还用得着认真分析吗？当然是我抽了公家的招待用烟了。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做了检讨，从此，连亲戚朋友送的白沙烟也不敢抽了。

现在呢？现在校园里很安静。并非无事值得争吵，而是没人觉得值得争吵。试想，一栋学生食堂签合同时预算造价21万，实际结算价格却高达49万，这样的事不值得争吵吗？试想，电脑室数十台电脑，就在安排了行政人员值班的某个晚上被人一盗而空，事后却无人报案，这样的事不值得争吵吗？试想，当老师们还拿着几百、千把块钱一个月时候，学校却以公用经费紧张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借口，一再向老师伸手，掏空老师们瘪瘪的钱包，然后拿着钱去吃喝玩乐嫖赌逍遥，或者装进自己的腰包，这样的事也不值得争吵吗？试想，大批学生一上课就把头仗在课桌上，一直睡到下课，而考试成绩年年下滑，这样的事也不值得争吵吗？试想，……我曾经和老师们探讨过这些问题，老师们都觉得这些根本不值得争吵。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觉得值的而老师们都觉得不值呢？

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觉得，这或许是一种善意的误解，要不就是一种恶意的嘲讽，或者陷害。因为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己首先必须具有伟大而高尚的灵魂。而我们的老师呢，他们真的具有伟大而高尚的灵魂吗？据我所知，我们的绝大多数老师从拿起教鞭的那一天开始，也许跟我一样时时梦想着永远离开他所执教的讲台，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有勇气放弃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而少数终于鼓起了勇气的人呢，却又往往因为缺乏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因而不得不把刚伸出去的头缩回来。缩回来，倘能安心，也是好事。但是，教师今天的处境真的能令他们安心吗？当他们眼见学校可怜的校产被少数人肆无忌惮地吞噬，当他们瘪瘪的钱包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少数人搜刮，当他们强逼着自己的学生长年累月地把头伏在课桌上，他们真的能保持心灵的平静吗？不错，他们当然还和正常人一样具有种种正常的情感，比如喜，比如怒，比如哀，比如乐，他们也还和过去的老师一样懂得分辨是非和价值，因而渴望争吵，甚至呐喊。但是，他们敢吗？在领导们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的辖制下，他们还敢让他们的喜怒哀乐正常地表现出来，还敢争吵甚至呐喊吗？

自从回到校园后，我体验得最多的情感就是愤怒。每当听说一笔笔校产被肆意挥霍浪费的时候，每当看到校长开着私家小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时候，每当坐在会议室听着领导们传达种种盘剥老师和学生的文件精神或者斥责老师们的道德品质的刻薄话语的时候，每当我加了班盼望着应得的而领导们却以教师应该讲奉献而拒发的加班工资的时候，我最想做的就是骂朝天娘。但是，我不能骂娘。我是老师，我是党员，我是老领导，我是作家，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怎么能骂娘呢？更重要的是，我还要吃饭，我还要供女儿上大学，我还要侍奉双亲，我怎么能骂娘呢？我没有骂娘。但是，我是否因此而感到了灵魂的伟大和高尚呢？我所感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卑微，自己的怯懦。和那些有权一边挥霍集体财产一边盘剥师生利益一边指责老师的道德品质的龟爷爷们相比较，我是什么？我也只能是龟孙子。龟孙子也能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当然不能。龟孙子顶多只能做混吃等死的普通老师，与人类灵魂工程无缘。

好在还有文学。最近，我时常受到纸媒编辑的批评，说我的作品缺乏文学味。我不懂他们所说的文学味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但是，我很明白我的文学是这样一种文学。首先，它应该是苦难生活的写照：这种写照尽管可以是曲折的，但是，它必须绝对是真实的；其次，它应该准确地表达人对现实与自我的超越的愿望；这种表达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批判性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应该是否定性的——没有否定，何来超越？

是的，我的作品也许确实缺乏文学味，但是，我敢保证，我的所有作品都达到或者基本达到了我为她们所定的标准，我因此而感受到我在现实中很难感受到的伟大与高尚，因此而感到快慰，因此而深受鼓舞。可以这么说，因为从事我不得不从事的卑微的教育工作，我有更多时间从事高尚的文学工作。而在这种双重生活中，我感觉我很象是这样一头驴子，它被强套在驴车上，因为想吃到那根固定在车辕上的木棍顶端的胡萝卜而追着往前跑。而且，我知道我虽然在带动驴车前进，我和我想吃到的胡萝卜却保持着不变的距离。但是，我愿意继续这样追跑下去，因为，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为自己找到的做人的特殊意义。

2008年写于教师节的送给教师节的礼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