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和老婆一起去岳父家拜节，闲坐无事，便信手扯过妻侄女的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把排在第三十六课的《霍小玉传》看了一遍。掩卷之际，瞥见课文后面的导读部分有这样一句：作者对他的批判也于此可见一斑。我感到纳闷。我教过语文，清楚地记得过往的导读都是直接指向封建制度的批判的，何以现在转而指向具体的个人的批判呢？难道说，这部小说的主旨真如导读部分所言，是为批判李益个人而作的吗？

小说中最抢眼的无疑是霍小玉。她是霍王宠婢所生，霍王死后，她的兄弟因为她出自贱庶，给了她和母亲一些钱，“遣居于外”，沦落为倡家。她资质浓艳，高情逸态，音乐诗书，无所不通。后来，她委身于“俟试于天官”的李益。欢爱之余，她动之以情，取得了李益的盟誓。李益登科后授郑县主簿，答应小玉等上任安排妥当后再“寻使奉迎”。可是，没过多久，李益的祖母就替李益聘定了表妹卢氏。李益不敢辞让，只好接受。他自以为辜负了对小玉的盟誓，便索性避开小玉，一边处理政务，一边筹钱准备聘礼。一日，一豪士把正在和朋友一起赏花吟诗的李益绑架到霍小玉家里。此时，小玉因思念、怨愤而病势沉重。酒席上，她痛斥李益的薄情负义，悲呼“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随后，她“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美丽女性”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她的悲惨命运是否拜李益个人之所赐呢？

李益少有才思，“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只要稍具阅读经验，便不难发现，在李益的观念里潜藏着一对深刻的矛盾：思得佳偶与博求名妓，他就是带着这种“久而未谐”的欲望由媒婆鲍十一娘把他和霍小玉撺掇到一起的。说撺掇而不说撮合，是因为这个媒婆实质上兼具说媒与拉皮条两种身份。而李益呢？他厚赂鲍十一娘，请她为他作伐。在到达小玉家里后，他听到鹦鹉叫：“有人入来，急下帘者。”便心存疑惧，愕然不敢进。可见，他对他将要与之见面的霍小玉和这次相会的性质并不十分清楚。

进得门来，接待李益的是霍小玉的母亲净持。她对李益说：“素闻……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旨意，今亦便令永奉箕帚。”这段话说得很妙，即像是要依礼嫁女，又像是暗许一段一y*情。而李益，酒色当前，难免一分清醒一分醉。于是，一对才子佳人就在当晚一起上了床。上床，在良家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大事，在娼家却仅仅是谈价解衣、交钱走人的游戏。小玉不想这样，她在欢爱之余直陈身世，搏取李益的同情。而李益面对此情此景，家素贫与自矜风调的矛盾凸现出来，便有了“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的感恩之心，也就有了“粉身碎骨，誓不相舍”的孟浪誓言。可见，导致霍小玉后来“怀忧抱恨……遂成沉疾”的誓言，并非李霍二人真心相爱的结晶，而是由李益“思得佳偶，博求名妓”的矛盾思想和霍小玉这个娼妓“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的强烈愿望偶然遇合的结果。偶然遇合，而有旦旦誓言，在李益，或者也有轻言诺的轻薄之嫌，在霍小玉，又何尝没有强人所难之疑呢？

实际上，作者对李霍二人这段所谓的爱情悲剧始终是清醒的。因为他虽然把作品命名为《霍小玉传》，但是，在作品中侧重表现的其实并非霍小玉的悲剧，而是李益的悲剧——人性的悲剧。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既生动地描写李益的孟浪言行，也深入地刻划了他的矛盾与挣扎，写得很有人情味，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则着重表现了李益对妻妾的疑忌，与惨无人道的恐吓、残杀。在这里，李益其实已经由一个普通的孟浪书生演变成了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狂魔。人变魔，毋庸置疑是悲剧。值得探究的是，这场悲剧的形成究竟是李益个人咎由自取，还是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呢？

根源在李益“门族清华”。清华这个词有点虚。但是，把小说所提供的相关的信息综合起来，便不难看出，它至少包含着高贵与清贫两层意思。此外，在提到李益的表妹卢氏的时候，作者写道：卢亦甲族也。由此可以推测，李益的门族其实就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无论从精神传承还是实际心理需求来看都无疑还是贵族，弄清这一点，便不难明白，李益在对待男女两性关系方面为何存在“思得佳偶，博求名妓”的矛盾思想，也就不难明白，他的祖母为何要倾家荡产、四处借贷为他聘定同为甲族的表妹卢氏。但是，贵族既然已经没落，便在客观上无法继续按贵族的风范行事，弄清这一点，便不难明白，李益为何那么轻易地上了霍小玉母女俩的圈套，稀里胡涂地把一次钱肉交易弄成了一场海誓山盟的爱情大戏——没钱交怎么办？当然只好来个海誓山盟了。

其实，在接下来的爱情大戏中，李益一直像牵线木偶一样被他的清华门族牵制着。他已经有了迎娶霍小玉的思想准备，但是，他刚一授郑县主薄，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他素严毅的太夫人就为他聘定了表妹卢氏；他“欲断其（小玉）望”，便东躲西藏，满以为从此可以和霍小玉相忘于江湖，但是，他的同为“门族清华”的表弟却贪图霍小玉的“薪刍衣服”，时时向霍小玉告密李益的行踪；他和朋友一起春游，豪士却将他绑架到霍小玉家里，使他既成了霍小玉的催命鬼，又成了霍小玉诅咒对象，从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终而至于残妻杀妾。

由此可见，在小说作者那里，李益人化魔的悲剧（当然也包括霍小玉人化鬼的悲剧）并非具体的个人咎由自取，而是拜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之所赐。换言之，小说的批判对象是直接指向整个封建制度的。然而，作为已经远离了封建时代的现代教材编撰者，为何反而把批判对象转而指向李益这个具体的悲剧对象本身呢？是因为水平太低，无法理解小说的主旨，还是别有用心，希望以此误导后人放弃制度批判，热衷于人际争斗？

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前，笔者看到了一份《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的相关资料。其中，主讲者张五常教授断言，中国已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他提供的证据当然很多，但是，在笔者看来，影响他作出这一论断的，似乎主要是他个人在内地的投资经历。他父亲在香港有一个生产工业用蜡的工厂，因为交易成本太高，始终处于亏损状态。后来，张五常先生拿着二百万美金跑到内地，内地的基层组织包括一些县级组织都抢着做这笔生意，要钱就给钱，要地就给地，要厂房就建厂房，要政策就给政策。“现在这个蜡厂在昆山，不亏了，没钱赚，但我父亲的事业还在。”张五常教授满怀感激地说。

说实话，我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因此，我无法对张五常教授的论断作出判断。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所提到的那种要钱就给钱、要地就给地、要厂房就建厂房、要政策就给政策的制度，已经和正在造成大量诸如云南孟连7?12事件之类的群体事件。孟连事件现在已有公论，所反映的，正是既得利益者（包括相互勾结的官与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换言之，所反映的正是现行制度的缺陷。制度既然存在缺陷，是否还可以称得上最好二字，我不清楚。但是，我怀疑张五常教授那番讲话的目的正是希望人们放弃对现行制度的批判。由此，我也怀疑，上面所提到的那段看似浅薄的导读绝非偶然现象，所体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衍生并越来越理论化的某种思想倾向。

有思想，必有倾向，这毫不奇怪。值得考量的是，这种倾向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放弃制度的批判与革新，必然加剧人际的争斗，而人际争斗不断加剧，不能革新的制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2008年9月24日于罗家山

-全文完-